1703165232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87]

1703165233 中国妇女史读本 分裂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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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35 每个人在展现非自我的一面时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与此同时，又没有人愿意展现他真实的一面。一个男人仅仅在服饰上打扮成王子，我的意思是他并不具备相等的品德、头衔或者收入，而只是在借来的华服下，处处找寻镜子以自我欣赏。——Puget de La Serre，L’Entretien des bons esprits sur les vanités du monde（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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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37 衣服造就人而人又造就衣服，那么当一个人穿着属于别人的衣服时，将会发生什么呢？——Daniel Roche，The Culture of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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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39 当晚清小说中的妓女、小白脸、阔少和侨居者为了参与到上海的休闲文化之中而欣然接受已然西化的上海时尚时，小说作者以及这些作者所创作的少量人物角色则烦恼于这些发生在服饰上的转变。受西方教育的博士敏士刚刚结束其十年海外游学，回到上海。面对上海街头妇女争相穿戴的夸张的中西混合服饰，他不觉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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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41 至于男女的装束，男的多了些皮鞋草帽不中不西的人，女的多出许多梳辫子戴金丝眼镜的，混充着女学生，却又涂脂抹粉，异样妖娆，现出那不公不母的怪状。心中好不诧异，暗想：中国若照这样闹去，文明的皮毛尚是七差八搭，贻笑外人，文明的程度更是去题万里，将来不知竟成一个何等世界！（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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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43 上海已变成一座由身着男装的妓女设宴来款待其他妓女以供自己享乐的城市。（注：同上书，第1021页。）当妓女装扮成西方男士乘坐于马车之上，而那些拥有天足的女学生将头发扎成如满族入主中原后男人所梳辫子时，我们将如何理解这样的场景？（注：同上书，第1025页。）的确，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装扮成女学生——即中国的茶花女或者艳姬法里内利（Farinelli）（注：Farinelli是Carlo Maria Broschi的艺名，他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阉伶，生长于那不勒斯，因擅长唱假女高音而著名，号称“女神的颤音”。——译者）——可以成为一种引诱男性的有效手段，因为人们往往被这些越界的穿着中所特有的充满色情的新鲜感所吸引。（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66页。）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装束。如小说中所写，当一群朋友在讨论辫子被盗的流言时，其中的一个建议偷辫子可以用来恐吓那些戴有这种男性头饰的女学生。（注：同上书，第127页。）当然老一辈攻击年轻人的这些新造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比如在《海上繁华梦》中，来自苏州的年轻人杜少牧刚到上海便被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并全身心地融入其中。有一天，他碰巧遇到他父亲的一位坚守老派时尚的朋友，杜因当时穿着外国汗衫而被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这位老朋友责问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穿着这种不成器的东西。杜少牧嘀咕了几句理由便匆匆离开了，一边不忘咒骂这位朋友是不通世俗的老秀才。（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93页。）但是，如果这样的批评是出自另一位年轻人之口呢？敏士并不是一位守旧的人。正相反，他是一位心忧国家命运的年轻知识分子，并决心像鲁迅一样出国学习中西医。敏士的例子表明，我们需要对这一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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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45 在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时尚已经成为用来看待世界和身体的一种准则（principle）。因此，这一场发生在晚清上海的迅速而令人困惑的时尚转变恰恰揭示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国的社会动荡。当服饰不再成为人们辨认女性身体的标志，这难道不是一种混乱吗？当受人尊敬的江太太（她唯一的错误是爱好赌博，喜着华服且打扮妖艳）被警察误以为是街头拉客的妓女而被捕——而事实上她只是在大白天陪着丈夫在大马路买东西，这难道不是一种混乱吗？（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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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47 可能有人认为这些表现正反映了人们面对上海的消费文化以及妇女在公共场所不断增长的曝光率而产生的焦虑。这一看法并不令人吃惊，早在明代，士大夫便已焦虑于持续扩大的消费市场，及由此产生的跨越阶级与社会性别界限的时尚。（注：参见Antonia Finnane，“Yangzhou’s‘Modernity’：Fash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Position，11（fall 2003）；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1995年9月，第55—109页。）但是本文将不讨论有关精英阶层对于他们自身特权所产生的焦虑的议题。此处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对于花钱购置衣物的讽刺和批评其实是攻击产生于19世纪末与上海紧密相连的消费至上主义者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Des Forges，“Opium/Leisure/Shanghai.”）同时，参与上海的时尚游戏反映了个体得以进入消费圈的能力的大小，而消费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个体自我欣赏的欲望（narcissistic drives）。在传统中国小说中，任何一种愉悦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样地，晚清小说家一边迅速向读者指出晚清上海作为消费文化中心的种种现状，娱乐和娱乐场所每天都在成倍增长，价格标牌开始在各个地方出现；一边指出追求休闲是经济上、情感上和身体上的巨大消费，许多男女在追求愉悦的过程中都丧其所有，包括他们的财富及生活。我们将在结论中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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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49 被同时代的小说讽刺并非追求流行所付出的最大代价。许多人在追求这转瞬即逝的时尚女神中，失去了比个人财富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属于他们的国家和文化的身体。谁穿着什么和为什么穿正显示了上海是如何被一群身份错乱者（imposter）所占据的现状：女人看起来像男人，男人看起来像外国人，而外国人又看起来像中国人。衣服不再符合个体的身份和内在世界，也不再符合一个人的种族或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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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51 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里，敏士在他的思考中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担心外国人将会发现中国人缺少文明。文明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汇。作为名词和形容词，它经常被英译为civilization/civilized，modernity/modern，甚至有时候被译成enlightenment/enlightened。至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文明是指三代的黄金时期，即上古的三个朝代，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文明的轴心时期，并一直为后人所孜孜追寻。（注：有关文明这一词汇在19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意义，参见方维规的文章《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www.gwdg.de/~oas/wsc/wenming.htm，II。感谢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向我提供这篇非常有用的文章。）到了19世纪后半叶，文明也被用来表示西方语境中文明的含义，即运动、转变、现代化和进步。与之相比，传统则被看作是一位静止的、未开化的对手，一个需要被丢弃的落后社会的残余物。（注：同上文，第2—3页。《易经》和《书经》已经使用了文明这一组合。刘禾将文明在19世纪的新用法描述为“return-graphic loan”，一个由古代汉语中衍生出来的日本汉字——也就是说，日本翻译家使用中国古代汉语来翻译新的西方概念。参见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8-309。）这两种有关文明的截然相反的含义，即追求中国传统文明或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共存了一段时间，而晚清小说正体现了这种介于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追求之间的张力。（注：在我以前有关晚清小说中衣服和个体认同关系的研究中，我曾将这一充满争议的有关“现代”认同的两种分裂的渴望（schizophrenic longing）联系起来，即男性的痛苦和女性的肤浅（tormenting for men and superficial for women）。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一语境中使用这两个词——现代和现代化——并不是作为审美的标准而是作为创新和变化的标志。但是现在我认为更有意义的研究是文明是在哪一个虚构范畴中展开它的语意，以及它与衣服和身体的关系。参见Zamperini，“Clothes That Matter.”近来，许多学者已出色地讨论了晚清小说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参见Des Forges，“Street Talk and Alley Stories，”尤其参见第234—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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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53 敏士所担心的是，当上海人穿戴成“文明的外表”来满足他们自我陶醉的心态时，他们恰恰迷失了文明的含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只是接受了对文明的滑稽模仿而并非其实质。比如说，对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而言，上学是重要的，而上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梳某种时尚发型。妇女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创造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新女性，与此同时，妇女也可以按照西方文明标准去生活。因此这种教育并不是为了向女性传播新式而古怪的发型。这一道理也适用于男性：穿西服是为了表示这个人已在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因此他可以向中国引进科技以及政治上的改革，以帮助中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从传统的观念看，这些新式服饰应与着装者的内心世界吻合并互相融合。穿外国服装应该让每个女孩成为行为得体、被启蒙的女性，让每个男性成为进化的具有开放思想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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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55 但是晚清作者似乎并没有在上海的街头看见多少进化和文明。作为一位老上海作家，陆士谔以更为讽刺的语调来重复敏士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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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57 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注：在此处，很明显，文明是野蛮的相对面，野蛮也就是未开化的、粗野的、外来的。）；人做不到，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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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59 我们看到，此处的文明作为一种个人的外观、行为及认同，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种联系又是充满争议的。在与时尚和身体的相互交叉中，文明引发了一种相当不稳定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动摇了社会性别、身体、国家和社会认同，尤其是当我们讨论男性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率先追求西方服饰的人都是从日本或其他国家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因此在旁人看来，身着这种服饰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最起码精通几种语言，并且具有高层次“文明”修养的人。但是在小说中，大部分回国留学生却并未被刻画成这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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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61 作为一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刘东戴着时髦的帕拉吗草帽，称呼他的朋友为“这位密司忒”和“那位密司忒”，对于能够拯救中国于落后境地的西方文明，他只学到了这些。（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162页。）在同一部小说中，还有另一位同样的冒名顶替者，他的名字就叫贾扬仁（与“假洋人”同音），他的表现则更为离谱。比如他假扮成外国人以免付嫖妓费用。（注：同上书，第1379页。）在《新上海》中，当陆士谔描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时，他赋予了“东亚病夫”全新的含义。在他看来，这些留学生将国家钱财浪费在嫖妓和从事违法勾当上。比如，一个留学生和医生联手欺诈中国病人的钱。除此之外，因为日本看护妇以卖淫为生，因此每到夏天，中国学生便一起去住院，将政府的钱浪费在日本看护妇身上。针对这样的事情，书中的一个人物不禁作出了“怪不得人家要说我们病夫国，原来都是这班争气留学生去弄来的”的评论。（注：陆士谔：《新上海》，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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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63 还有比这更为恶劣的骗子，如以贾维新（与“假维新”同音）为代表的那些靠模仿留学生而混迹于上海的人物。他不懂任何外语，也从未出过国。他满口诸如平等、自由和革命等词汇，却没有任何拯救中国的实质计划。（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783页。）贾维新与一位粗暴的总是在餐厅和妓院里买醉和捣乱的西方商人交好，软弱而惊恐的中国老板往往对其无能为力。因为贾和这名西方商人有交情，同时又因其着装而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外国人，因此，贾从未错过任何一次敲诈同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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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65 而这一切皆因当时的中国人惧怕外国人，同时又缺乏与之对抗的能力。如书中描写，在一个中国城市里，已经拥挤不堪的中国人群粗暴地互相挤压，以便让两名外国人通过，其中一位外国人评论道，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他们不善待自己的同胞，却对外国人异常友好。（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793页。）阅读晚清小说家的作品不觉让人意识到这一时期作家对鲁迅创作阿Q之类讽刺人物的影响。无论一个中国男人的道德、社会身份或生理状况是什么，他的男性气质往往在因与外国人冲突而造成的伤害和恐吓中消失殆尽。（注：晚清小说将西方男性塑造成截然相反的形象。有时候，他们被塑造成暴虐的醉鬼；而有时候他们又是智慧而敏感的人，他们不仅可以说中文并且可以理解中国所处的艰难处境。这些互相矛盾的描写清楚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作家面对西方所持有的模糊不清的态度。）西方男性由于生理上更为强壮，受过更好的教育，更为富有，政治上更为强势，同时在语言和文化上难以被理解，因而成为了晚清中国男性人物被迫反观自己的新镜子。而这种反观有很大的问题。上面的例子已经表明，穿着和西方男性一样的服饰并不代表中国男性获得了他所渴望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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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67 在《文明小史》的第八章，刘伯骥（注：在原文中，作者只用了young Liu。在原小说中，人物原名为刘伯骥。此处用人物原名，以方便阅读。——译者）的朋友因参加革命行动而被捕。（注：在原文中，刘伯骥的朋友并未发动革命运动，只是进行文会活动。新任知府抓了文会的秀才是为了给当地居民下马威。——译者）刘侥幸从这座城市中逃脱出来（注：李伯元：《文明小史》，第66—67页。李伯元是很关注时尚的，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海天鸿雪记》中，他不断对男女主人公的着装进行细致的描写。），并在外国传教士住处附近的寺庙里避难。最终，小刘和一名传教士成了朋友，并告诉传教士他之所以陷入这一艰难处境的真相。这名传教士答应去刘出逃的城市，帮他把朋友营救出来。传教士觉得小刘最好穿上西服，这样其他中国人就不会找他麻烦。在小刘装扮停当后，他的辫子则与其西服格格不入。因此，传教士只得让他将辫子盘起来，这样小刘就成了一名假外国人。（注：同上书，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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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69 当小刘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好笑。而在作者看来更为滑稽的是，当他们二人外出并排行走时，“一个外国人，扮了一个假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扮了一个假外国人”。（注：同上书，第67页。）这些传教士已经完全接受中国的着装习惯；他甚至剃头蓄辫。传教士及他的同伴学习并模仿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只因其生理上的一些特征（鼻子和眼睛），人们才可以认出他们是外国人。他们能说中文，并且精通中国文化。但是一旦涉及权力问题，假外国人和真外国人——甚至是一个看起来像中国人的外国人——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如上文所示，假外国人需要借助外国人的权力，而他们又往往滥用这些权力。甚至当外国人必须和贾维新之流打交道时，连他们都为中国感到遗憾，因为这些人“只说不做”。（注：作者原文用了一句英语谚语“talk the talk and do not walk the walk”，此处意译为“只说不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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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71 很明显，采用文明的外表可以获得一种有限而模糊的特权。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包裹在这文明外表下身体的问题，因为着装者的“文明”程度还不及他的皮肤那么厚。比如，《文明小史》中的一个人物承认，他穿西服是因为难以负担中装的费用，因为中装在一年当中必须要更换四次，而黑色的西服则因耐脏而更具实用性。他说自从改穿西服后，已经尝试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每天洗澡换衣实在太麻烦了。（注：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29页。）也就是说，在皇帝的新衣下，他还是像以前那样肮脏地长着虱子。当西方男性昂首阔步偷取中国女人的芳心时，中国男人正在鸦片的晕眩中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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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73 对于这些文本，我们需要研究比这些时尚话语的碎片更多的东西。即使中国男性被迫承认并接受西方标准中男性气质的新模版，他们仍然需要处理他们自身传统的问题。正如前文所示，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犹如小刘面对一个新的西方化的自己时所经历的感受。比如，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前文提及的敏士遇见了一些被刻画为可笑的读“死书”的旧派文人，这让敏士开始反省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就在这次思考后不久，敏士和他的朋友观赏了一场西方人的表演，那个表演者拥有惊人的强健体魄。这又引发了敏士有关加强中国国民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在中国建立体育教育的必要性的思考。（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645—1647页。）由此可见，小说作者将“读死书者”之流的中国男性清楚地等同于落伍、虚弱和病态。而在另一方面，西方的男性气质则被描述为进步、有力和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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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75 如果说西方标准中的男性气质尚且是陌生而令人迷惑的，那么中国传统中有关男性气质的标准则已支离破碎。换言之，如果中国男性在试穿新式衣服时觉得怪异，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话，那么当他们在穿传统服装时，也不再觉得好看。这一点在有关衣服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等级的例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老式”官服依然保持着一些它们曾经拥有的特权，但是上海男人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穿戴这些服饰。更糟糕的是，应该穿这些官服的人已不再穿它们，反而是不该穿的人在穿这些衣服。如书中所写，在一个新年的早晨，两个朋友碰到一名乞丐，这名乞丐为了博取别人的善意而穿着官服行乞。作者评论道，在上海每个人都是官员，不仅仅是士绅或商人阶级，同时也包括妓女及其同类，因为一旦他们有了钱，便可买官职并穿着官服戴着官帽招摇过市。（注：陆士谔：《新上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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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77 在上海，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那么为什么荣誉徽章不能进入消费市场呢？在上海的交易市场，每个买家既是平等又是不平等的。王太太蠢笨的丈夫有钱为自己买个官职，但是当人们发现他不仅不知道如何穿官服，甚至不懂得官服所代表的意义时，他的滑稽模仿便显露无遗。在他的长袍上，表明等级的补服被绣反了——本应属于太太的补服被绣到了丈夫的衣服上。（注：陆士谔：《新上海》，第201—202页。）如何穿官服暗示着对相关礼仪知识的掌握程度，而这一知识在当时已经被遗忘了。因此，男性身体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当中：他既不能穿旧式衣服，也不能穿新式服装。晚清作家自虐式的讽刺及他们的自我嘲笑正指向这样一些男性，他们既无法从他们的父辈——也就是虚弱的“读死书者”身上找到自己，也不能从他们的儿辈——即那些吸食鸦片的花花公子身上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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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79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似乎显得更为享受这一“走向文明”的过程。她们不仅得以放脚、自由恋爱以及求学；同时也开始喜欢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当傅彩云试着挑选觐见皇后时所穿的服装时，她想要搜寻一些新式、奇特、或者不同凡响的服饰。最终，她选择了外国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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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281 忽然想起新购的一身华丽欧装，就叫小丫头取了出来，慢慢的走到梳妆台，对镜梳洗，调脂抹粉，不用细说。不一会，就拢上一束蟠云曼陀髻，系上一条踠地綷檫裙，颈围天鹅绒的领巾，肩披紫貂坎的外套，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颤巍巍胸际花球，光滟滟指头钻石，果然是蔷薇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了。（注：曾朴：《孽海花》，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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