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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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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柜上“花瓶”：女店职员的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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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装饰的女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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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女店职员成为报章论述的焦点之一，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其“花瓶”形象。以“花瓶”一词比喻女店职员，乃始于1920年代末，自南京政府机关开始流行，意味着女店职员仅供点缀、装饰之用，没有实际用处。（注：杨振声：《女子的自立与教育》，《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第11页。）图1便具象地把办公室内的女职员直接等同于花瓶，说明两者在功能上的可置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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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花瓶？花瓶！《女学生》第1期（1931年10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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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被冠上“花瓶”的头衔，主要是对其工作能力的质疑与贬抑。根据作者曹聚仁的观察，一般机关男职员往往讽刺女职员“见上司不懂规矩，拟陈条不懂格式，临小民没有威严”，无怪乎女职员得了“花瓶”的称号。（注：曹聚仁：《论“花瓶”》，《申报》，第15版（1933年7月25日）。）有时女职员自己也承认被录用之后，长官并未分派任何工作给她，而深感自己处于“花瓶”的地位。《申报》曾披露一位女大学生作“花瓶”的经历：她被某政治机关录取后，从未办过一件公事，也无须签到。每天上班时间，总有男同事找她闲聊，或约她下班后吃饭跳舞，使她困扰不已。透过其他同事才明白，该机关职员人数原已额满，同事几次要求添聘女职员，均未蒙允准。于是他们私下聘请女秘书二人，其薪金由二十几位男职员共同分摊。女秘书的职责并不在于协助事务，而在调剂办公室的气氛。这位女职员了解内幕后，便立刻辞职，“再也不敢贸然去应什么招聘了”。（注：爱莲女士：《他们的“正动”和我的“反动”》，《申报》，本埠增刊第3版（1933年3月26日）。）这篇投书的作者署名“爱莲女士”，且以第一人称叙述，因此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当然也不排除男性作者杜撰的可能性），不过，不论它是真实事件或是虚构情节，整篇故事凸显女职员的“花瓶”形象，招聘女秘书完全为了“赏心悦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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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员的故事也透露出“花瓶”称号与女色的关系。尽管这位女子受过高等教育，她被录取的原因并非出众的学识，而是诱人的姿色。事实上作者还提到，因大多数男职员为其美貌所倾倒，她的薪水比另一位女秘书高出10元。换言之，“花瓶”的价值乃由女店职员的容貌而定，这使“花瓶”的称号，与美色结下不解之缘，下面这首打油诗《咏花瓶》，便是两者关系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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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立亭亭艳又娇，温存媚态笔难描，蓬松秀发欧西式，袅娜腰枝似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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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娇小动人怜，一室生春韵事传，可笑狂蜂与浪蝶，拈花惹草最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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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红姹紫斗群芳，一样丰姿两样妆，瓶杰地灵营业盛，花开解语透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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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权信足夸，案头高供自由花，须眉应减三分色，时尚摩登肉也麻。（注：慎敏：《咏花瓶》，《申报》，本埠增刊第1版（193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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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先把重点放在女店职员的美貌与姿态，特别着墨于她的头发及柳腰，这原是最能表现女性特征的身体部位之一，尤其强调其“欧西”发式，更凸显出女店职员崇尚流行的习性。其次描写办公室内男女同事互动的情形，不但把男职员形容成拈花惹草的“狂蜂”、“浪蝶”，更不断以“生春”、“韵事”、“缠绵”、“春光”等词汇暗示男女同事的暧昧关系。作者接着指出，眼下公司商店欲求营业兴盛，所倚赖的法宝乃是“瓶杰地灵”，换言之，女店职员并没有令人钦佩的工作能力，只靠性别谋得职业，无异于被高供案头的花瓶。她虽在自由平权的浪潮下，获得职业机会，甚至似乎使男子失色，但事实上她所追求的，不过是令人肉麻的时尚摩登罢了。这首打油诗彻头彻尾地物化女店职员，带有强烈的轻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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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被称为“花瓶”的另一个原因，则与她们的消费习惯有关。作者怡怡馆主认为女店职员被名为“花瓶”，乃“咎由自取，怪不得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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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们身上穿的花花绿绿，都是“舶来品”，脸上搽的脂粉香水，无非是洋货！试想，这般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写字间里，活像是一个洋货推销员！那么，谁去尊敬她？既得不到尊敬，自然要遭受侮辱，给男子们随便看做“花瓶”了。（注：怡怡馆主：《花瓶》，《申报》，第14版（193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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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洗刷“花瓶”污名的唯一办法，便是改用国货，使大家对女店职员的印象改换一新，尽管她们仍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因出于支持国产品，使女店职员的消费饶富爱国精神，得以摆脱“花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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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害的女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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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除了被描绘成为毫无实质用处的花瓶之外，报章杂志上也经常强调她的受害者形象，认为女子尽管有机会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却仍然无法挣脱父权社会及资本主义的辖制。正如一位《申报》的作者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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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不少投机的商店，他们用了不少的美貌女职员，作为吸引顾客，点缀门市之需。这些老板们并非为了适应潮流，而开放女子职业；他们是适应现在大众的心理，以脂粉和肉香，作发展他商业方面的企图。因此女职员所卖钱的——当然不是全部分——并不在伊们的学术和技能，却在卖却伊们如花一般的青春，要是你年岁大了啊，恐怕你的职位要和青春一般的逝去！所以现在有人喻女职员仿佛是用以装饰的一只花瓶。（注：妙神：《花瓶》，《申报》，第20版（193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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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者在字里行间虽然同情妇女追求职业的决心，却对“妇女职业提升女权”的观点抱持相当悲观的态度，认为妇女只是被商店主利用的工具，女店员在工作上所展现的并非她们的专才，而是以青春换取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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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各大百货公司也的确以女性作为号召，甚至给予“皇后”、“西施”等封号。例如永安公司推出总代理的美国康克令钢笔时，特地雇用一名年轻貌美女性加以推销，她因此得“康克令皇后”之称。根据新新公司李承基先生的回忆，由于“康克令皇后”名噪一时，该部生意畅旺，以至于一般只知该名女售货员为“康克令皇后”，而不知其真实姓名。（注：李承基先生与笔者的私人通信，2004年5月15日。）这种广告手法随即蔚为风潮，如新新公司负责销售水仙花牌热水壶的女店员被称为“水仙花皇后”，荣光公司有“袜子皇后”，华强公司有“奶包西施”，爱利公司有“绢头美人”等。（注：李承基先生与笔者的私人通信，2004年5月15日。柯定俞：《女店员》，《申报》，第17版（1933年8月31日）。）这些女性被冠以所销售商品品牌的名号，极度商品化她们的身份；事实上她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所有被选来担任销售这些商品者，都可以冠上“皇后”、“西施”的封号。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些招术的确成功地让人记得商品名称，但这同时使女店员与商品结合在一起，当顾客消费该项商品时，他们也同时消费了女店员所展示的女性特质。犹有甚者，许多顾客乃因售货员的性别而前来消费商品，因此，售货员的性别成为商品的“附加价值”，女店职员不但是商品的推销者，也成为商品的一部分（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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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看看而已（某公司所见）。郭建英：《建英漫画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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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店员成为商业发展及父权宰制下牺牲品的论述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不断强化女店员受到男性顾客或上司性骚扰的印象。当时报章杂志不时刊登以女店职员为题的小说或报道，叙述她的悲惨命运。大体上，这些故事情节依循一定的模式，女主角通常迫于生活才担任店职员，显然一开始她对这份工作有某种程度的排斥感。初入公司时她的装束朴素，却引来同事的讥笑及经理的责备。在失业的威胁下，女店员不得不穿上高跟鞋，烫起头发，以艳丽的装扮吸引客人。接着男经理对女店员上下其手，甚至发生性关系，导致她怀孕而不能继续工作。男经理得逞后便将玩弄过的女店员一脚踢开，这些女店员的结局不是自杀，便是将孩子送入孤儿院、自己遁入佛门以“青灯古佛、了却残生”。（注：君晶：《一个女店员》，《女子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第3359—3363页；《被店主污辱的女店员》，《某夫人信箱》，上海：文兴社，出版年不详，第11—17页。）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警世作用，一方面指出年轻女子从事商业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也暗示女子需为自己的堕落负起责任。在女店职员的故事中，一旦女主角接受了经理的要求、装扮自己时，她也一改从前的简朴习惯，过着奢华的生活，甚至想要攀龙附凤，成为经理太太——就是这种对职业的不正当态度，才使女店职员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换言之，受害者论述除了是一种道德教训，也是一种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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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险的女店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