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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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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女店职员的兴起，与女权运动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早期女权运动受到国族主义所影响，民初妇女投入商业界也是受到救国论述的鼓舞，才开始各种女子商店及女子银行的计划与组织，欲以女子之力，协助完成救亡图存大业。到了五四时期，女权运动的论述重点转向个人的独立自主，包括争取妇女经济独立，此时开办女子实业的目的，虽也出于爱国精神，但比晚清民初更加强调女子服务社会的宗旨，希望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女权运动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也使妇女取得基本学识以胜任新式企业内的工作。因此，女店职员的兴起可以说是女权运动推波助澜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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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女店职员的发展，则是商家运用性别策略因应经济萧条所产生的结果。由于景气低迷，商家必须以新的行销方式刺激顾客的消费欲望，雇用女店职员成为商家的一项法宝，因此女性有机会进入原本为男性主宰的就业市场。尽管女店职员占业内人口比例不高，但她们仍在职场上展现相当的主动性，随时掌握机会，争取对自身有利的职业环境。甚至当社会经济环境实质上地敌视女店职员时，她们亦对歧视女性政策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动员各种可能的资源，保障其职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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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劳动市场的性别比例，更重要的是冲击着既有的性别分工方式与性别角色的认定。面临这些观念的冲击，报纸文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回应，有些人从女权的角度支持女店职员突破家庭的樊笼，在公领域寻找自我价值与认同；有些人则指出职场中的危险陷阱，反对妇女离家工作；更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挑战妇女从事职业的动机及用处，认为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女店职员，不过是仅供装饰的花瓶，以摩登姿态取悦顾客或男同事。这些各式各样的女店职员论述，反映的是当时人们因性别角色及性别权力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焦虑感。女性加入职场所造成的职业竞争、妇女出外工作以致动摇家庭稳定性、妇女在公领域的地位而享有原本为男性专属的权力等，都可能加深两性间的紧张关系，以致强化“摩登女子”之类的“危险女性”形象。女店职员的焦虑感并不亚于男性文人：当她们被类比为“花瓶”或“摩登女子”时，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又努力与“摩登女子”划清界线。女店职员的出现，不仅代表新的分工方式，以性别为原则，重划劳动市场的版图，也重新定义性别角色及其社会期望；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性别关系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感及错综复杂的性别论述。（注：李木兰对“男性知识分子焦虑感”的论题有简明的讨论，其论点与本文最大的不同在于李木兰着重于国家层面的论述，女性的消费、外表、甚至道德都是建立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本文虽也探讨“摩登女子”对国家的“危险性”，不过更强调的是个人层面（如职业竞争）的论述。参阅Louise Edwards，“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 26：2（April 2000），p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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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的性别论述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与工作认同（work identity）的矛盾。女店职员之所以引起诸多讨论，主要因为人们乃从“性别”的角度来评价女店职员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与其他女性职业的比较看出来。以女教师及女护士为例，民国时期这两项职业的女性人数均快速增加，根据中华护士协会的注册记录，1920年男女护士人数之比为1∶1.66，到了1936年女护士人数是男护士的2.4倍。（注：Kaiyi Chen，“Missionarie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China，”Nursing History Review 4（1996），pp.137-139.）至于小学教师业虽然在二次大战前一直由男性主导，但女教师的数目持续增加，1930年上海小学女教师比例占30％，1935年更提高至37％。（注：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44页。）然而，女教师及女护士增加的趋势，并未使其沾染“花瓶”的污名，男教师与男护士也很少表达“被女性取代”的焦虑，甚至护士及小学教师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究其原因，一般人认为女护士及女教师“生性温柔谨慎”，较能明白病人及儿童心理及需求。此一论点其实乃将妇女职业视为母职的延伸，所要求于女护士及女教师者，不在她们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而在于她们的性格。换言之，护士及教师行业中的“女性”，是从“关系”（relation）上定义，强调其“母性”特质。至于工厂女工方面，根据1929年上海的劳工统计，女工占全体工人的61％（注：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p.24.），不过我们同样也很少听见男工对“工厂女性化”的抱怨，更没有人认为女工是“花瓶”，这不但是因为她们无法负担得起“花瓶”的消费，也因为社会对她们的形象认知是凭劳力赚钱的“工人”。相较之下，公司行号雇用女店职员则从“性别”（sex）的角度考量，报纸舆论对女店职员的品评也强调其“女性”特质：女店职员被看成是“女人”，而不是“工人”，这使女店职员难以摆脱“花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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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何以女店职员建构自我形象时，必须强调自己与男同事一样是“职工”，有一样的人格地位，也有相同的工作能力，甚至否认其性别与营业有任何关系。这并不是说，她们毫无性别意识，而是在压抑女性的职场中，必须主张性别中立（gender-neutral）的“职工”身份，才能取得社会的认可。女店职员要完全摆脱“花瓶”的地位，要等到“工作认同”的建立，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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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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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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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4期，“性别与职业”专号（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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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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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Ling-ling，“Search for the‘New Womanhood’：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PhD dissertation，UC Irvin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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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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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过新生活、做新女性——南京国民政府对时代女性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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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慧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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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讨论的，是1930年代前半期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一连串塑造时代女性形象的努力与尝试。作者试图探究以下问题：即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认知下，女人究竟应做什么样的新女性？怎么做？此一形象塑造的过程及其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国家塑造与中国女性本身，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作者首先从大环境的发展趋势，初步勾勒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与妇女之间的互动，进而先后从建构与解构形象两个面向出发，分析国府意图树立的时代女性形象之特色及其本质。最后则检视并评估在面对国家塑造与国族发展的局面时，政党、政府与妇女彼此间可能发展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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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慧琦，1971年生于台南。2001年获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外性别史、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2003）、《十八世纪的英国新女性：Mary Wollstonecraft其人其思》（2001）、《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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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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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表现，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因应外力的冲击或启发，而逐渐改变自身的文化与政治认同，以求融入世界体系中。时局的特殊性，导致近代中国所形成与发扬的民族主义精神，重视的是以霸道所造成的国家，胜过关怀以王道造成的民族与文化。（注：金耀基：《民族主义与文化主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冲突》，《文化中国》第1卷第3期，1994年12月号，第16—23页。）这般发展特色，赋予“国家”——其可以是知识分子想象与论述的对象，也可以是政府或政党自认为所代表的主体——不断汇聚与动员各种资源的权力，以进行塑造现代中国的工程。有关女性问题的讨论、女权的界定与宣扬、以及女子言行的教育与规范等议题，正是在这个国人力图富国强种、振兴国族的前提下，被论述并备受关注。（注：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n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37，No.3，1998，pp.288-308.）为使女性有具体可效法的思想与行为典范，清末以降开始出现各种新女性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者，多半是掌握文字诠释权，并具有改革意识的男性知识分子。外来文化与讯息持续进入中国，使清末改革派人士向往西方进步的发展及其妇女的优越表现，促成某些人取法西方以成就新女性形象的心态及行径。（注：Hu Ying，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8-191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导言》，第XLIV页；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朝：1840—1949》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51页。）但这并非近代国人塑造新女性形象，或论述理想女性的唯一取经源头；近代中国女性的某些性别特质是新或旧，合时宜与否，并不全仰赖西方思潮作为主要的判准原则。要言之，有关近代中国新女性或时代女性的阶段性论述及其转变，不能只侧重女性问题的重心变迁来分析，而必须从国家塑造及其相关论述的面向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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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与国家塑造，究其实，是一个兼具现代性意涵、又时而回向传统以追求并宣示自身定位的混合体。（注：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第28期，1997年12月，第1—77页。）在想象进而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改造国民性，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启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道德革命，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重建现代国民道德的先声。新民论述把国人——亦即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从而使国家生存，成为身体发展的首要前提。（注：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2001年，第69—80页。）民国以降，此一要求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未见稍歇。（注：劳勉：《论国家与国民性之关系》，《甲寅》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第13页。）如何塑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女性形象之课题，也在重视国民改造与规范身体生成的思潮中，被搬上台面，广受讨论。（注：清末到民国时期从强国保种、两性平权或健康美等观点阐释女子体育的论述，可为一例。参见游鉴明《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新史学》第7卷第4期，1996年12月，第119—156页。）此类关于女性及理想女性形象的讨论，在1910与1920年代的五四阶段前后，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主导。到国民党完成北伐、实施训政之后，政府开始从法律、行政与教育多方面，涉入人民的私领域范畴，企图规范与指导人民（尤其女性）的言行，以期打造理想的女国民，使其角色扮演合宜，适切地发挥能力，增进国家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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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为止，学界对国民党的两性观与妇女政策之研究，已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综论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妇女政策或性别政治（注：游鉴明：《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妇女运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8期，1990年6月，第343—398页。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柯惠铃：《性别与政治：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博士论文，2004年。），以及分析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各种影响女性生活的措施。（注：Elisabeth Croll，“‘The Feminine Mystique’：Guomindang China”，in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78，pp.155-184.Louise Edwards，“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in Modern China，Vol.26，No.2，April 2000，pp.115-147.Susan Glosser，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81-133.基本上，Croll、李木兰与Glosser都强调并分析国民党如何透过宣扬（小）家庭及其中的美德与价值观，来界定其理想时代女性的特质。但是，她们都各有偏重的论述焦点：Croll从训政阶段的国民党不复北伐时代的激进、并亟欲与中共的社会主义撇清这个角度出发，申论国民政府如何以党与国家的利益为坐标，来重新诠释并发动由上而下的改革与解放，并与认同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合力打造符合国家利益的时代女性。李木兰主要关怀的是改革派知识分子（reformist intellectuals）如何透过攫取妇女问题的论述主导权，来对抗商业消费文化对女性日渐强大的影响力，增加其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协商筹码，以抒解他们在国族建构与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焦虑。Glosser则以“国家─家庭─个人”关系的这条主线，来检视训政国民政府对五四以来蓬勃发展的家庭改革（family reform）论述，所进行的民族主义式的挪用与改造，同时，尤其透过立法途径，树立国家的威权与公信力，并重塑国家与个人、以及女权与国权之间的互动模式。）本文则将立于上述研究基础，从1930年代前后国际到国内情势的发展，剖析国民党在1930年前期，所进行一连串塑造时代女性形象的努力与尝试。本文试图探究以下问题：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认知下，女人究竟应做什么样的新女性，或谓时代女性？怎么做？此一形象塑造的过程及其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国家塑造与中国女性本身，分别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将先从国内外大环境出发，说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制定与妇女有关的措施，进而先后从建构与解构形象两个面向出发，分析国府意图树立的时代女性形象之特色及其本质，并扼要说明社会各界对政府举措的回应。最后，则检视并评估政党、政府与妇女彼此间，在面对国家塑造与国族发展的局面时，可能发展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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