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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革命与恋爱——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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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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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动剧烈，恋爱、婚嫁、感情世界，原属私领域的部分，也受到很大的冲击。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足跨传统与现代，处处显现矛盾现象。虽说自由恋爱已是当时多数人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从大人物到小民都难逃羁牵，陷入困境，加上公权力的介入，私人问题更成公众复杂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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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两性情爱故事繁多，议论纷纭，本文只想讨论两个问题：一是20年代知识分子把“恋爱”作为个人应有的私权时，如何看待“恋爱”？这个问题可由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中的讨论加以呈现；二是当“恋爱”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变成或涉及公事（政治）时，两性间的恋爱本质起什么变化？又该如何安排？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就该可以靠“恋爱与革命”的讨论中，加以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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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SOAS，日本庆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曾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政治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著有《革命之再起》、《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等专书，及近代史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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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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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婚姻革命”。相对于传统，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反对以家族门第相当、八字相合为择偶条件，进而建立男女结合的新道德观。男女社交公开和恋爱自由，便成为婚姻革命的前提。“恋爱神圣”不只成为五四时期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实际上也被许多人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体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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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是有过纯任自然而又感情奔放的时代，但后来“礼教”严格地约制了“情欲”，“男女失其平权，恋爱失其均势”（注：世衡：《恋爱革命论》，收入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4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第74页。），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制度缺陷和传统婚姻命定论的社会偏见，只有等待社会改造时代的来临才能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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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自由恋爱”在20年代的中国，已是多数新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却也不是想象中的简单和容易。张竞生借着谭（熙鸿）、陈（淑君）婚姻事件挑起“爱情定则”的讨论，说理头头是道，自己却陷入言行不一的婚变风波之中；胡适“无情人终成眷属”，而其“私情”成为当代历史“热点”；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则成为新人类不可思议的“人间四月天”。至于外表古典、内心浪漫的吴宓，在《日记》中所透露的一厢情愿式的真情告白，实表达了五四相当浪漫的一面。其实20年代的中国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知识分子难逃民族、国家危机下的“公义”和大是大非重担，其结果是“革命”一旦成为正义的化身，私人感情也必须受到渗透和约束。“革命”与“恋爱”本属不相干的课题，不幸，中国人从这时候起，因“革命”挂帅，“政治暴力”入侵了私人的生活领域，“恋爱”因此饱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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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吴宓的情爱史事，近年来已被坊间、学界列为民初名人爱情故事，一再探究，此处不再赘述。（注：胡适与韦莲司（Edith C.Williams）的交往，胡适与曹佩声（诚英）的婚外情，胡适与莎菲（陈衡哲）柏拉图式的恋情，在文献足征下，已有多种著述讨论其事。参见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沈寂：《时代碣鉴：胡适的白话文、政论、婚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沈卫威：《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有关徐志摩与三个女人的故事，1999年在台北公共电视台播出《人间四月天》时，炒到高峰；吴宓（雨僧）与毛彦文扑朔迷离的恋情，则因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整理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引发学者研究的兴趣；同时毛彦文在台北自费出版《往事》（1989）对吴的交往轻描淡写，更令学者对他们的感情世界有诸多揣测和联想。）同一时代的两性情爱故事，更难细数，本文只想掌握现有的材料，讨论两个问题：一是20年代知识分子把“恋爱”作为个人应有的私权时，如何看待“恋爱”？这个问题可由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中的讨论加以呈现；二是当“恋爱”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变成或涉及公事（政治）时，两性间的恋爱本质起什么变化？又该如何安排？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靠“革命与恋爱”的讨论，加以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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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谭、陈联姻与“爱情定则”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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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革命诸问题，对传统贞操、节烈观更展开猛烈的抨击。在“德先生”的口号下，许多人都相信“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是一条线上的，在德谟克拉西下面的婚制一定是完全自由的”。（注：陆秋心：《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新妇女》，第2卷第5期（1920年6月）。）于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被视为“人之新生”的标志。（注：贺川丰彦著，Y.D译：《恋爱之力》，《妇女杂志》，第8卷第9期（1922年9月）。）随着风气的开化，新型婚姻、恋爱观的扩散，传统父母主婚权逐渐下移，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明显。（注：1922—1923年间的婚姻状况调查，参见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2期、第3期合刊（1924年5月），转引自陈蕴茜、叶青《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1998年11月），第201—202页。）其结果，传统的“两姓结婚”变成“两性合婚”，婚前恋爱、婚后以爱情相维系，夫妻关系渐趋平等，几成共识。不过，除了口号之外，在学理上对婚姻与爱情问题进行讨论的还不多见，有则多半是外国学者看法的译介（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最常引介的外国学者讨论妇女问题的文字，有须林那（S.P.Schreiner）的妇女与劳动、纪尔曼（C.P.Gilman）的妇女与经济、爱伦凯（Ellen Key）的恋爱与结婚、高德曼（Emma Goldman）的婚姻与恋爱、培培尔（August Bebel）的社会主义与妇女、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娜拉与个人主义、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山川菊荣的第四阶段妇女论等。），国人率先提出一套想法，应自张竞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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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一场爱情的大讨论，是由谭、陈联姻事件引起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22年3月，北大哲学系教授谭熙鸿（仲逵）丧妻（陈纬君），6月底北京高校及留欧同学会还为陈开追悼会，这门姻亲本可就此断绝，不意秋后谭夫人之妹陈淑君，因南方政局不宁，欲转学北大，先寄住姊夫家，结果两人不到两个月内由恋爱而结婚。时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沈厚培（春雨）闻讯，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并在北京《晨报》发消息，痛斥谭对陈性侵，身为大学教授而言行卑鄙，“嗟夫，道德沦丧，人欲如流，吾方期置身于教育界者，有以正之，不谓竟自蹈之也。谭此种结婚，其为任何主义许可乎？新旧道德许可乎？”（注：《沈厚培致晨报编辑函》，《晨报》，1923年1月16日。当时报纸的标题是“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不过，陈淑君立刻出面辩驳，说自己与沈君并无婚约，沈以要求不遂，捏造事实，并伪作书信，图破坏他人名誉，严重侵犯个人自由。她明白表示：婚姻之事，纯属自由，与姊夫仲逵“彼此相居，以相敬相爱之程度，并志意相投，故遂自主结婚”。“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注：《陈淑君函》，《晨报》，1923年1月17日。）此事到此并未落幕，由于谭仲逵与汪精卫是连襟，最初汪、谭交谊不差，但后来谭对陈璧君有所不满，虽得国民党孙中山的信任，也不愿留居南方任职。等到谭与小姨子结婚事发，陈璧君强烈反对，遂闹得风风雨雨，沸沸扬扬，几近一年。舆论多不直谭、陈所为，其间似乎不无陈璧君的播弄。（注：谭熙鸿（仲逵）的哲嗣伯鲁，1999年3月4日致函陈以爱教授，特别谈到其中内情，指出谭熙鸿因陈璧君的影响，虽获孙中山钦点，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却无法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由汪精卫当家，谭遂与南方政府脱离关系，专心致力于经建、农业科教及蚕丝事业上求发展。感谢陈教授提供谭伯鲁信函的影本。）而张竞生主导下的“A先生与B女士”爱情大辩论，更成为当年知识界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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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本名江流，广东饶平人。1912年留法前更名竞生，1920年返国，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在二三十年代，张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他在北京做过三件轰动学界的大事：一是率先提倡性教育，其理论真理与谬误参半，精华与糟粕并存，后来又主编一本使“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暗中读得津津有味的《性史》（注：李洪宽：《中国性教育的先驱：张竞生》，收入周彦文编《张竞生文集》，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赢得了“性博士”、“大淫虫”的浑号。（注：陈漱渝：《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五四文坛鳞爪》，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第二，他是国人中最早提出节育主张者，他反对“猪狗式的繁殖”和“只重生育，不重教养”的陋习，劝女子少育，以改变“多子多孙”的旧观念。第三件事是1923年4月29日，由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的爱情问题大论战。张因此有两极的封号：“中国唯一的爱的创造者”、“名教的罪人”。（注：张竞生：《序文》，《爱情定则讨论集》，上海：美的书店，1928年，第1页。）这一场“爱情定则”的讨论，始于1923年4月29日，持续到同一年的6月25日结束。由张竞生借谭熙鸿、陈淑君婚姻事件引发，经过两个月的讨论，再由张本人做三万字总和的答复才收场。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收到五十多封来函，刊出了包括鲁迅、许广平（笔名维心）在内35篇文字。到了1928年张再选出23篇加上11封来信，编成《爱情定则讨论集》，列入爱术丛书之一，由他所开设的“美的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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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看，张固然有为谭熙鸿、陈淑君辩护的意味，也有企图建立新时代新性道德的野心。他说：“现时青年男女喜讲爱情，究竟，实在知道爱情的人甚少；知道了，能去实行主义的人更少。”所以他要谈爱情理论，并取陈女士的事实作为实例，“或者于爱情知与行二面上均有些少的贡献也未可知”。（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他首先指出爱情的定则涉及生理、心理、社会不同层面，本是极繁杂的现象。不过，归纳起来有四个原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以比较的东西，以组合爱情条件的多少浓薄作为择偶的标准，是人类心理中的必然定则。三、爱情是可变迁的。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希望善益求善，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由订婚或至解约，成夫妻以至离异，用爱情可变迁的定则去衡量都是切合情理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夫妻关系与朋友的交往有相似的性质，但比密切的朋友关系更亲切，并有社会、家庭、经济、子女等的纠葛伴随其间，所以夫妻的爱情比朋友间的友谊更加浓厚。若无浓厚的爱情，夫妻关系就不免于离散了。由此张竞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凡要讲真正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或在初交，或已订约，或经成婚——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同时，夫妻生活上，道德上，也极有巨大的影响。”（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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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社会，张竞生沉痛地指出，男女仅是性欲交换品，夫妻不过是家庭不动产，妇女守着“嫁狗随狗”的训诫，男士存“得过且过”观念，结果男威日恣，养成家主虐风；女子为妻，一夜床百年恩，忍气吞声，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处在这样不人道家庭，完全违背爱情定则的人群里，看到陈淑君弃沈就谭，就不免大惊小怪。所以张氏认为陈沈定交本是新式，“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在张氏笔下，陈淑君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她的爱情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当她见到谭宅亡姊的幼孩弱息时，不忍忘情于抚养，且谭的性情温和也是使她似火消化的雪狮子，这是一个理由；其他如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能及，这些条件均是左右陈女弃沈就谭、改旧迁新的原因。陈虽与谭结合，但始终视沈为朋友，贻书劝勉，有情有义，符合爱情定则，“明白此理，我人对于陈女士不独要大大原谅她，并且要赞许她”。（注：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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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发表后，引来学术界知名人物如梁启超、鲁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关切与讨论。（注：参与讨论的青年学生37人中，有资料可查的来自砺群学院、北大、朝阳大学、法大、南开、中国大学等校的有18人。）他们对张氏“定则”的反应，十分不同。尽管“后五四”的青年曾受新思潮的洗礼，赞成自由恋爱的想法，但多数的人并不能完全认同张竞生的新式爱情观。《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抱怨说：“真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可见现在青年并不用功读书，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注：《爱情原则的讨论》记者注，《晨报副刊》，1923年5月18日。）不过，青年人也有话说，彭拔勋就认为张的爱情定则比孙悟空还要变化得多：“在无婚姻制度实行乱交的无政府主义时代，或者会行得通，若要在今日的中国评论今日某人婚姻的当否，的确用不着。”他接着指出：“这时候正是新旧式婚姻过度期中，异常的事情，当然不免，也不足为奇，我们最好就事论事，犯不着另造逻辑另为解释啊！”（注：彭拔勋：《爱情定则的讨论》（十一），《晨报副刊》，19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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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讨论，双方都提出一些看法，概念不一致，也难免片面之见。不过讨论能引起广泛注意，实具一定意义：首先，对谭、陈联姻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显得传统又守旧。对于被社会舆论评论为“陈（淑君）无情、谭（熙鸿）无德、沈（厚培）可怜”的三角恋爱故事，多数人不表同情。甚至视谭、陈不道德，张（竞生）误人子弟。（注：以上言论分别参见梁国常、陈兆畴、丁勒生、张畏民、周庚全等人的讨论文字。）鲁迅虽然也觉得这些人的言论“古怪的居多”，但也不反对多听听，可惊醒改革家们“黄金色的好梦”。（注：迅（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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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次的讨论主题涉及两性，但三十八位投稿人中，仅知有两位女性（笔名维心的许广平和另一位显然是女士的曹淑芳）投稿。五四之后妇女渐趋活跃，但参与公共事务的力量仍极为薄弱。此次讨论对陈淑君不利的言论多于正面的肯定，似与男性主宰下的论域走向不无关联。虽然说这次的讨论最后遭来不少批评，例如言之无物、全不凭学理说近情理的话，凭借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了无新义，最后弄到大家“对于此种公开讨论感到疲倦和烦恼”、“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的地步。（注：钟孟公、徐绳祖：《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二）、（八），《晨报副刊》，1923年6月12、16日。）不过，这次的讨论仍带有相当程度的新文化运动“评估旧传统，引进新思潮”的色彩。除了再度抨击过去贞节观，例如“男子死妻不再娶、女子丧夫不再嫁”的不是之外，把师生配、老少配、贫富配，续婚初婚、爱情与性交、新旧道德观等观念，不论新或古，一股脑儿搬上台面，不管是把它当“反面教材”也好，正面教材也罢，一如鲁迅所说“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注：迅（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这正是五四特色。知识分子推开“约修自身，不管闲事”的主义，愿对公共议题“多嘴”；报纸愿开放篇幅，不惜血本针对主题，利用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以一解爱情、恋爱问题的“千古悬案”（注：徐绳祖抱怨，讨论文字枯燥到不忍卒读，以致“我五月的晨报报费，至少是白花了百分之一”。杨剑魂的来信说：“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问题，这次既有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它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悬案。”《晨报副刊》，1923年6月16日。），从阅读史的角度看，这又是五四的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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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在爱情研究领域里，虽是一位知名的理论家，但在现实生活上，却不是成功的实践者。这一点在讨论过程中，就有人为他大胆的主张捏了把冷汗。（注：在讨论过程中，黄慎独就向张竞生提出警告：“我对于张竞生君，不禁要擦一把汗，因为他不是条件最完备的人。张竞生君既是定爱情原则的，那末他的妻，当然懂得爱情原则，而且能实行其主义（受张君同化的缘故），所以劝张竞生君速速设法去完备他的条件。”而鲁迅也提到有人说张某“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很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见《爱情定则的讨论》（二十）及《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刊》，1923年6月6日、16日。）张竞生的夫人早逝，1923年秋张和褚松雪（问鹃）结婚。褚曾因逃避不争气的小官僚丈夫，到山西阳高县教小学，又因让人搬走菩萨、将庙堂充教室，引起地方人士抗议鸣鼓围攻。张闻讯鼓励，互称为“打倒偶像的同志”。张视褚如中国“娜拉”，进一步介绍褚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书，并十天半月求婚一次，终得褚之许婚。1926年因北京政局不安，北大欠薪，张乃单独转往上海学艺大学任教务长，与褚每周通信七八回，称褚为“我父子托命之人”。全家在同年秋季团聚于上海，未料次年春，褚与旧情人屈某重归于好，张、褚之恋触礁，进而离异。张在盛怒之下，不顾自己提出的“爱情可以变迁”的原则，在自己主办的《新文化》杂志上刊登广告，说褚“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并大骂褚为“可怜的无耻妇人”、“从发到骨、从头到足皆是假的”，是“女乱党”。（注：原载《新文化》第2期，转见陈漱瑜《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第269—270页；张竞生自己的说法见《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卷下，第10—12页；褚问鹃的朋友叶正亚在《语丝》124期发表《“新文化”上的广告》一文，批驳张的指摘，认张到沪后反与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引起褚的不满，张对她又打又骂又叫巡警抓她，导致感情破裂。1927年4月褚问鹃在汉口《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说，张竞生在同居以前是有为青年，同居之后性情暴戾、遇事专制，从自由平等转变为奴主关系，同志书信也遭受检查。1970年褚氏出版了《往事漫谈》，写到“别鹄离鸾”一节时，改采小说笔法，以“黄适”影射张，黄适的结局是被汽车辗毙。参见陈漱瑜《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张因此对他“爱情定则”的理论进行修补，说爱情的条件有些是进化的，如才、貌、德、健康之类；也有些是退化的，如以财、地位、势力为依据者，屈某与褚之例即是“退化的”变迁。（注：张竞生：《浮生漫谈》，《张竞生文集》卷下，第10页。）对张褚之间的是非恩怨，旁人难予置喙，不过主张爱情可以变迁的张竞生却反对妻子爱情变迁，提倡情人制的张竞生却指责妻子另有情人（注：1925年，张竞生发表了《美的社会组织法》，企图改造中国落后的社会，他以男女情爱为结合根本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认定“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与，而是欣赏的。男女未定情之前，各自努力以博取对方欢心，表现在装饰、表情、性格、才能上，产生出“爱的创造”、“美的进化”；定情之后，在情人制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般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界定相反，事实上，彼此虽是情人，也可以过一夫一妻的生活。男女的情爱，一旦不能继续就破坏，破坏或离婚显然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破坏是一种解脱，是创造新生命不可少的历程。”见《张竞生文集》卷上，第151—154页。），显示爱情的学问既诡异又复杂；同时知识分子言不顾行，行难顾言的现象，张竞生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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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23年“爱情定则”的讨论还相当“五四式”，张竞生的本意并不在为谭、陈婚恋辩护，实在是为改变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不愿面对桑间濮上之事，又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状况，对保守的中国人来说，把过去遮遮掩掩，私底下、被窝里的问题拿出来正式、公开地谈论，讨论的本身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场革命。不过这场议论重点放在“男女之爱”，“不跳出题外别生枝节”（注：张竞生：《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续篇），《晨报副刊》，1923年6月22日。），也就是说议论所涉只在新旧文化与社会改革上，不谈国家、民族的大爱，也无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爱情观的纠葛。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新一波的思想浪潮悄然起了作用，当新文化运动被新的政治运动取代，“恋爱”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时，几乎完全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意趣迥然有别的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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