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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170316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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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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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两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前者遵循实证主义的范式，后者遵循人文主义的范式。实证主义一直在社会科学中“一统天下”，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和现象学的影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问题的关键是，社会现象是与自然现象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遵循“刺激—反应”的模式，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研究社会人文现象，很多内容是无法研究的。文化和价值意义是构成社会现象的主要成分，那么要了解这些意义，便不能单纯运用因果分析方法，而是要研究者演绎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其相关的文化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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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方法是对研究对象质的分析，通过深入探讨研究对象的变化过程及特征，纵深、历史地考察研究对象，进而揭示其本质和发展变化规律。[1]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只有通过事件或过程才能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2]而对于过程的展现以及过程中所涉及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只有通过定性研究才能获得。定性研究能够通过自然研究作真实世界的观察，经过归纳分析、对脉络情境的观察，来保持事物的开放性。以探究人们的生活、故事、行为、社会运动或互动的关系，意图对特殊的社会情境、事件或活动有所了解，让研究者能够有深度地研究所研究的主题，并能够细致地探讨不同主体、主体与制度背景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它可以避免把丰富的资料作简单的处理，也便于研究者从生活中发现、理解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避免用单线的、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问题，从而能够发现事物内部的深层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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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选择定性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种情况。第一，有必要对研究题目予以探索；第二，研究问题的性质以如何和是什么为主；第三，有必要对研究题目提供具体的看法；第四，在自然的社会处境中研究个人。[3]此外，从研究设计角度看，探索性研究通常是运用定性，而非定量研究方法去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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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包括不同的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流行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具有普遍性预设的总体性理论和“大叙事”表示怀疑，他们尤其否认那种理论在每一种情境之内都能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的假定，而“主张真理只在一定的情境中，互为上下文地相对存在着”[5]。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以地方性、异质性、日常生活的文本、局部知识以及解读、阐释、描写等来取代绝对真理，力争促成理论的“切入情境化”。因此，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重现便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新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学术资源本土化的直觉和对个案研究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一学术思潮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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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方法指在真实的社会处境下，以个别社会现象或处境为研究对象，运用各方面资料，以深入和多层面描述与理解该问题的方法。[6]个案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7]，并在深度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分析，关注研究对象的典型特征和特殊性。这一方法对“什么”“如何”和“为什么”等问题的回答独具优势，尤其适合探索性研究。[8]个案研究方法允许研究者关注个别处境，以确定进行中的社会互动过程，进而达到更为深入理解特定处境及其意义的目的。它有助于理论创新，修正广泛推论化（grand generalization），以发展新的理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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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固有意义的个案研究，意指研究者试图深入了解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个别性，非在探求抽象理论或现象的规律；工具性的个案研究是指通过个案研究，为抽象问题提供说明，或进一步精练理论；集体式的个案研究则是指研究者将若干个案并同研究，以探究现象、总体或一般情形。[10]就笔者所运用的个案而言，应该同时包含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动机。相对于宏观规范研究，微观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对象内部去体察活的历史、生活和事件，并通过这些历史、生活和事件去考察街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与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融会贯通的”[11]，从而达到透过个案窥视社会的目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个案的缜密的观察、深入细致的访谈，发现其中一些过去未曾被注意和记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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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只存在能够解答研究问题的最合适方法，而并不存在最好的方法。研究问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是影响研究方法选择的三个主要因素。所以一般来说，选择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主要由研究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除此之外，研究方法的采用也是由特定的状况、人力、物力、时间等各种条件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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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问题是制度如何制造了不平等。通过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学者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多数采用统一的问卷收集大规模的数据，然后抽象为某些标准化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模式。这种方法只能对可以量化、实际存在的那部分不平等进行测量，而许多微妙的人际间的互动过程因不能量化而必然被忽略。“不平等”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它明显地受到个人所关注的标准、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不平等就很难仅从表面上去对其结构、内容和功能等进行分析和测量，如果要全面地把握社会不平等的内涵，就要将这一概念的理解置于事件和行动所发生的文化情境中。而定性研究的特点是在特定情境下，多元的、动态的过程研究，它注意从当事人的角度找到社会现象的问题所在，用开放的方式收集资料，让被研究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本书的研究内容，注重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四个关键制度——市场、家庭、国家和社区的运作机制的考察和分析，这是采用问卷调查所不能获得的，必须借助于定性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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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资料收集方式和小样本的特征，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样本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但定性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是靠随机抽样，而是靠样本的多样性来实现的。[12]样本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发现广泛的生活经验和影响这些生活经验的尽可能有多的解释因素，有效地减少理论论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此外，定量调查即使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充其量只能帮助我们了解某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发展趋势或者几种变量之间（貌似）的关系。但由于提供数据的对象仍然是个人，调查问卷又受到提问方式的局限，无论用多复杂的统计模型，其结果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微观层面上，而高质量的定性研究，通过详尽的访谈和观察，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看到宏观微观之间的联系。鉴于此，作者在选择样本的过程中关注了样本的多样性。本研究中的样本来自于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新型物业小区、传统社区、单位型社区）的不同行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就业形态及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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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城市中的贫困女性。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在研究中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更具平等含义，研究者不致成为边缘化客体。同时，在研究中允许研究者将个人立场带入描述和分析中。[13]因此，有效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试图从城市贫困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从社会关系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和分析，力图发现社会不平等形成的过程以及制度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本研究采用了个案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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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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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主体主要是城市下岗失业贫困中年女性，年龄在35—55岁之间，其中60%在35—45岁之间。选择这一研究主体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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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西方文献回顾显示，一般来说，女性具有劳动能力，但是她们在劳动力竞争和生活机会分配中普遍处于不利地位。就业场所的性别差距和不平等反映在工资收入、就业岗位性质（技术、管理或体力）、就业形式（兼职与全职），以及妇女工作和家庭角色间的冲突[14]。城市下岗失业的贫困女性因性别因素的影响而比较容易处于边缘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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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内以往的研究显示，在下岗失业人员中，最集中的就是36—4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在这一年龄组中，女性要明显高于男性，该年龄组女性下岗人数占全部女性下岗人数的比例为51.88%。[15]这一年龄段的人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在家庭中承担着抚育子女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下岗失业造成了她们经济状况的恶化。由于这一年龄组女性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和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16]，女性下岗和收入下降有可能会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形成（如子女的教育和营养状况）产生更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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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35—55岁的下岗失业妇女身上承载了丰富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她们中的大部分人经历了上山下乡和文革，现在又经历了下岗失业，她们和同龄的男性是唯一承受两次社会代价的特殊群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们承受过上山下乡和返城后面临失业的痛苦，是失业人群的主体。[17]20世纪90年代末她们再次成为整个社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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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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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案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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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点的选取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进入到调查现场、能否充分收集到相关的资料。目前，笔者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还未发现国内有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调查区域对其进行本土化探索。在选择调查地点时，笔者借鉴了费孝通先生的思路。费孝通曾提到了这样的原则，“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区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该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18]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选取了位于自己家乡的一个社区——哈尔滨市道外区谷泰街道办事处正顺社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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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泰街道办事处（参见图3-1）位于道外城区中心部位，是道外区人口最多的街道办事处。它有街路26条，总长八千余延长米。东以南十八道街为界，西以南、北九道街、南七道街为界，南以滨江站为界，北以大新街、南新街为界，总面积1.16平方公里，人口密度42680人/平方公里。居住15840户、49509人，其中男21189人，女28320人。由6个民族构成，其中汉族48239人、回族1012人、朝鲜族90人、满族149人、蒙古族12人、白族7人。居民中研究生文化17人，大学本科文化538人，大学专科文化1181人，高中（中专）文化17758人，初中文化19465人，小学文化6602人，文盲、半文盲3948人。街道居民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1441户、3682人，2007年发放补助金额221979元。中共谷泰街道工作委员会是道外区委派出机构，下设党支部21个，有党员719人。谷泰街道办事处是道外区政府派出机构，下辖9个社区居委会、845个居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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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顺社区成立于2002年，占地面积1.6平方公里，现有居民3252户，人口8992人。社区辖区内共有新楼24座，173个单元，21个庭院；辖区企业2个。2007年底，根据哈尔滨市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各社区辖区内具有哈尔滨市户口，一户平均收入低于490元，家庭中有下岗失业的、有孩子上学的，符合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城市低收入家庭，市政府将给予这样的家庭一定的生活补贴和物质帮助。据调查，正顺社区共申报城市低收入家庭35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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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正顺社区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切片”，它浓缩了城市生活的全部元素，又在空间大小上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最重要的是，它节省了定性研究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考察，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30多年的生活使笔者能够很自然地融入到调查情境之中。另外，稳定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使笔者在这个敏感而又极具隐私的资料收集过程中也占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可以调动相关的社会资源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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