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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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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历史上的性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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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唐朝及其以前，对性问题多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无论《汉书》、《隋书》等，在其“志”中都收录了房中书，把谈论性问题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然而，从宋代开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人们把性欲视为不洁，把谈论性问题视为下流，视不近女色为高尚，从而开启了性虚伪的历程。如理学家朱熹认为二程（程颐和程颢）提出的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改易，还下令妇女出门必须用花巾兜面，只留孔隙看路；又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称为“木头履”，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可是他自己呢？当时有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后来，朱熹被迫上表认罪，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参见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第334～335页；第7册，第437页）连道学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如此，其他一些徒有虚名的道学家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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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戏图考》中，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较好地概括了中国古代自宋至清性虚伪的历程，认为除了在明朝晚期，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性开放的时期，其他时期，大多处于性虚伪风气的笼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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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中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西方关于中国的书中，中国的虚情矫饰已成为一句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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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清代作家的断言相反，这种情形并非从来就是如此。当代的文献证据说明，虚情矫饰在唐代（六一八～九〇七年）和唐以前实际上并不存在。虚情矫饰可溯源于宋时期（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当时，在古老的儒家经典的再检验下，男女有别之古义，被头脑狭隘的学者们所误解。这种固执的态度在元朝（一二八〇～一三六六年）期间有所松弛。中国人在战斗中的失败和在蒙古人奴役下的苦难生活，引起了一种喜好轻浮娱乐的反应，于是中国的剧本和色情小说繁荣起来。其次，明朝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中包括它的许多与性有关的禁忌和习俗的复兴。但到这个时代的晚期，大约自一五七〇年始，南方的都城南京沉溺于风流浮华中。风雅学者的一切文化生活情形，包括他们的性风尚，成为文士画家交口谈论的题目。这就是这一时期春宫画产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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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四年的满洲征服在这种快活场景中放置了一块黑幕。从那时起中国人显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去保持他们小心翼翼隐藏起来的所有性生活面貌。（高罗佩：《秘戏图考·英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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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高罗佩还举中国近代知名学者叶德辉名声扫地的例子，来说明当时学者写作关于性方面的文字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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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医心方》的开山之作出自中国近代学者叶德辉（1864～1927年）之手，他用的是1854年版。叶德辉从该书卷二八中发现，有五种中国古代房中书被丹波到处引用，使他认为有可能根据这些片断复原原书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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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种房中书皆发表于叶德辉的《双梅景丛书》（始编于1903年，1914年付梓）。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名声立刻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叶氏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译者］。这种偏执态度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一般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问题一向通情达理，令人赞赏。他们通常总是以文章的质量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并不在意其道德上的缺点或政治上的错误。但唯独性这个问题是例外。只要哪个学者胆敢就这个特殊题目写东西，他立刻就会被嗤之以鼻。这些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清代的中国文人如何深深地被他们自己的性压抑所困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第167～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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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也出现过长期的、整个社会都陷于性虚伪的情形。如据刘达临的《世界古代性文化》称，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会认定性交的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宗教信徒，因此，规定夫妻性交时不能有享乐的念头，性交姿势也只有男上女下一种。为了防止夫妻有更多的性接触，教会甚至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睡衣，只供丈夫“播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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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认为，性行为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基督徒”，而不是享乐。教会对教徒的性生活做了很多干预，他们曾发明一种厚重的睡衣，只在紧要的部位开一个洞，妻子穿上这种睡衣，丈夫则在洞中“播种”，而避免其他任何接触。但是这种睡衣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于是教会又规定夫妻只能以男上女下的一种姿势性交，如果采用别种姿势，则需接受处罚。教会备有一本小册子，记载了各种“罪恶的”性交姿势，教徒必须坦白交代他们是否有这类“丑态”，如果其中有一种姿势被认为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就必须处以七年的徒刑。（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第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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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呢，在基督教教会中，有不少主教、教士就是荒淫无耻的人，他们背地里勾引妇女，与他人妻子通奸，无所不为。种种情形，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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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性经验史》一书中也指出，在19世纪的西方，曾经经历过性虚伪的“单调乏味的黑夜”，性经验被家庭夫妻所垄断，它只存在于夫妻的卧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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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有几分坦诚。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毫无顾忌，行事也没有太多的掩饰。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些放肆的言行也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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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之后，黄昏迅速出现，直至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单调乏味的黑夜降临。于是，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唯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握有真理，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福柯：《性经验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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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总览》一书中也说，在19世纪的西方，所有有可能对感官造成刺激的东西，都要深藏起来，甚至包括餐桌和钢琴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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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裸体举止不断受到人们的指责，人们对裸体也愈感不安。到了19世纪，餐桌和钢琴若不蒙上防尘罩子，裸露在外，就会令人反感。所有可能引起感官情绪的刺激物，若不深藏起来，就要遭人白眼。（莫尼等：《性学总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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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餐桌和钢琴的腿罩起来，是怕人们由此联想到女性的大腿，可见当时人们的神经已经脆弱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性虚伪，现代人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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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增补版） [:170317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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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虚伪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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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满肚子男盗女娼，却标榜自己道德高尚；本来是性欲的自然而正常的表达，却被指责为下流淫秽。性虚伪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剥夺了人们享受幸福的权利，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如《性学总览》中说，性虚伪造成了性压抑，性压抑的同时则使性产生了神奇的诱惑力，从而使反性欲变成了一种负的性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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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更不用提及3个世纪以前的宗教裁判所时期，妇女被看成没有性欲的生物。性要求与性亢奋被视为道德败坏，或者是有病，或者被看成仅在社会下层妇女中才会出现的事情。但是，这种性压抑产生了一种自身相当矛盾的现象：压抑的同时又产生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性行为因同恐惧与犯罪感有联系，因而产生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诱惑力量和一种迷人的危险的滋味，赋予了性行为一种永久的、持续的以及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猛烈性质。更为自然的刺激物受到禁止，更为中性的刺激物获得了更为奇特的含义。禁止看一位妇女的腿，甚至禁止人们想象妇女的腿所带来的情形，便使人觉得桌子或钢琴腿都有些诲淫。能引起性反应的刺激物也愈加细微。但是，这一情形就如同是与风车的叶片开战：越多的人反对性欲，环境就越变得性欲化。反性欲变成了一种负的性迷恋。（同上，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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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总览》中还认为，性虚伪使下层妇女盲目地反对性欲，从而陷于无性欲，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她们生活中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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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沃特（1965年，1966年）可以在社会阶级所属与婚后性行为的兴趣和享受之间确立一种相互联系。妇女在性兴趣和享受方面表现出的阶级依赖性的下降趋势，仍比男子的更强。这就意味着：一，下层妇女常常持有一种反性欲态度，对性欲表示敌视，因而最无性欲。她们中有54%的人对性行为持否定态度，而中产阶级的妇女中仅有14%持此态度。（同上，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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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人来说，盛行于清代的性虚伪给中国形象带来了严重的损害。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说，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性生活秘而不宣，使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的性生活“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的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