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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我的团长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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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进京参加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是杨云标走出去的起点，从那以后，他先后受邀参加2005年“公民社会国际论坛”、2005年德国前总理史密特“中国问题”私人讨论会、2009年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2010年台湾社会运动年会、201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青年领袖论坛（北京会议）。还被传媒评为这样那样的年度人物：“2005年年度公益人物”、“2008年年度合作经济人物”、“2011年未来力量人物”，杨云标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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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塘村也成了“名村”，2003年大学生支农队进村，是外界走进来的开头，从那时候起，原本寂静的南塘村热闹起来，天南地北的大学生、中外专家纷至沓来，村里先后接待了北京、天津、上海、合肥、山东、南京、武汉等三十多个大学生支农社团调研，接待近千人次农民朋友自费访问。还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国际小母牛组织、世界宣明会、香港乐施会、行动援助、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滋根等十多家机构来访交流。在阜阳白宫、艾滋毒针和大头娃娃之前，这里就吸引了国内外各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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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当地政府对杨云标和南塘，有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支持、不反对。合作社里有人对“不宣传、不支持”有些愤愤，杨云标却不这么看：“不反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啊！”——这个额发全部下岗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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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成熟起来的杨云标和合作伙伴利用媒体和外界的资源优势，为合作社争取空间，争取资源。赵王村一个叫杨震的孩子得了脊髓炎瘫在床上，都说治不了，母亲为此离家出走，在家陪伴他的哥哥精神崩溃，合作社爱心互助会帮他联系资源去北京看病，媒体的朋友还发动捐款，找到全国有名的专家给他免费治疗做手术，还给他的哥哥介绍了在乡村建设中心学习的机会。这些事情感动了一个维权协会早先的“对手”——他是杨震同村同族的长辈，原来是赵王村村长，因为维权会维权被撤职，本来一直耿耿于怀。合作社做的事情感动了他也吸引着他，现在他主动要求加入合作社，还在本村动员了十几户人加入，成立了合作社的第十六个互助组。后来，有不少村庄的现任村干部也在自己村里组织一部分村民形成互助组申请加入合作社——想借合作社的信用，带动大家搞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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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从维权协会转变为兴农合作社，从乡村里的挑战者和反抗性力量，成长为弥合村庄伤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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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合作社也走过了内部的几次分化和分裂，分化出去的力量，有的是“政见不合”，有的是为名，有的是为利。从维权协会一直走到现在的合作社核心骨干，基本上是维权时期的老班底，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大部分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杨云标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人，也是几次选举中一直高票当选的理事长。乡村逻辑是道德至上的，杨云标虽然年轻，但他用勇气、智慧、付出、无私，在父老乡亲们中间树立了一个道德形象；乡村的逻辑又是现实的、趋利的，杨云标用他在外界的关系、社会影响，为当地争取资源，又是“有用”的、不可或缺的。在历次的合作社分化、乡村政治和家族力量的博弈中，集体的领导权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挑战，但杨云标的个人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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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曾经在2007年年底，也就是他重回乡村的第十个年头，提出了精心准备的合作社改革方案。那时候，兴农合作社完全靠社员自筹，建起了三百多平方米的合作社办公楼，社员达到近四百户。人多了，自然需要管理，合作社骨干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与乡亲们渐渐疏远。成员增加了，但骨干却还是原来的二三十个人，这种治理结构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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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数百位社员按照区域就近划分为十一个互助组，每个互助组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作为自己社区里的发展主体，合作社只对各互助组提供组织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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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把理事会、监事会现有的很多权力下放到社区管理委员会，“我们不是被架空了吗？”“我们辛辛苦苦打天下，怎么能让别人空捡胜利果实？”但在会议上，即使明确反对的人，也不会把这种感觉直接说出来，他们不会用降龙十八掌回击杨云标，而是练太极，摆到桌面上的理由，都是丝丝入扣的对村庄现实的分析，绕来绕去隐含了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不行”，但这种反对明明白白在那里，能让你和所有的人都体会得到。更多的人沉默不语，杨云标懂得，这是在用他们的沉默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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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杨云标已在乡村浸淫多年，对乡村逻辑的谙熟，让他早已不再是一个强攻型选手了。对NGO的了解也带来了很多借力打力的可能，可以寻找机会为合作社“松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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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艺队老年协会和资金互助成为常态，发展生产成为人们最明显的需求。当地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特别的物产和企业，合作社成员又主要是老年人，能够进行养殖项目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恰好专门支持农户养殖项目的国际小母牛组织正在安徽寻找项目。2008年元月，“小母牛”合肥办公室项目人员来到南塘，介绍这个以向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推动养殖和社区合作的公益项目。“小母牛”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开展工作，进入中国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历史。“小母牛”项目要求申请资助的单位是一个一个的小社区互助组，杨云标再次提出按照村庄划分互助组的分权计划。这一次，方案勉强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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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那个大雪飘飞的季节里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维权协会的发展经历也是一个乡村里一盘散沙似的农民“黏合”起来的自组织过程，但是，大部分新加入的社员没有早期维权的经验，老骨干们又要一家家做组织启蒙。合作社骨干到了村庄里，跟大爷大妈说“组织建设”，大家都听不懂，于是提出了“三个一”：“一群热心人，成立一个组织，要做一些好事”，什么是一些好事呢？就是要搞好自己的社区环境卫生、自己的社区道路建设、社区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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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冬天的努力，十一个互助组分别选举产生五个管委会成员，为合作社迅速培养了五十多名骨干，入股社员新增加了近百户。后来，又有两个村庄主动要求成立互助组，加入合作社，发展到十三个互助组，近五百户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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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在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提供给他们的空间也会随之变大。有一次，“小母牛”项目官员来阜阳，已经约好了晚上见面，杨云标也到了阜阳等在宾馆里，但那一次却空等一场。“小母牛”的负责人先与阜阳外资办吃饭（“小母牛”是国际机构，他们的扶贫资金进入内地是要经过外资办的），但外资办负责人说：要想跟我们合作，就不许见杨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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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合作社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杨云标应邀去北京开会，“小母牛”组织的项目人员已经完成了多次入村培训，此时正带着合同请各家各户签字，只待收回了资料带回去盖章拨款，合作启动。但在5月11日夜间10点，杨云标接到支持方朋友打来的电话：合作取消，正式通知随后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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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釜底抽薪，失去的不仅仅是对合作社至关重要的两百万资助款。这个消息传回合作社后果会怎样？杨云标借“小母牛”项目强推权力下置，整个合作社调整后的构架仍然处在震荡期，原来在他的计划里，项目资金就位后大家的注意力转到生产上，可以形成一个调整稳定期。在这个时候合作终止，不仅改革成果岌岌可危，连合作社本身都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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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一夜无眠，好在他脑袋上已经没有多少头发可掉了。他恨不得立即回到村庄，但是，12日中午，已经约好了要一起谈一个议事规则的项目（这就是我们这本书要讲的故事），13日，要代表合作社去探望正在住院的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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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二章 天外来客袁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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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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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生议会去玩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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