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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四手联弹”——我们的犯错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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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动手写这本书之前，曾经与天鹏有过一番冲撞。天鹏一直想写一本议事规则推广普及读物，但试了很多次都不能让自己满意，这一回，他希望在我已经整理出的十几万字现场资料的基础上，拿出时间跟他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讨论，遇到问题用议事规则来解决”。这个想法一开始确实很吸引我，后来想了又想，觉得行不通，我想说的和天鹏想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提醒天鹏：注意规则的边界、它的适用范围。议事规则只适用于动议会，不可以滥用规则。写作是一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创作，不可能通过寇延丁实现袁天鹏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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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已经开始动手写这本书了，某天接到天鹏一个电话，开头就大喊：“高天这个罪人！”原来，终于得到批复的南塘二期项目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与规则推广相关的预算被删减，做事情的难度增加了很多。说实话，我也很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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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议事规则下乡的项目，我是个明面上的媒人，在议事规则推广的月老红娘界，还有另外一个无名英雄，就是高天。一开始由于各方申请经验都不多，写项目书是件千难万难的事，交给云标、天鹏和我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大负担，这次的项目书是高天完善的。接下来我陷在四川的事情里，协调几方关系时，云标主要是在跟他沟通。当时，从见面到拿出项目书草稿不到一周，两个月完成审批，随即进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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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2009年春天结束，但二期项目书拖到2010年春天才出炉，直到那年秋天高天离开乐施会也一直没有完成审批，进入新一年的春天，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天鹏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然我也一样，我也快恨死高天了。但可恨的人又何止是高天，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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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么强大的媒婆阵容，最终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在合作社做推广，项目申报应该是云标的事情。但他总是期望把自己的想法采用一种委婉的方式通过第三方表达出来，希望我催天鹏写项目书，希望我和天鹏去催促高天。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第一次写项目书，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不会写，我会“摊派”给高天，接下来云标必须学习自己完成这个东西，他不仅应该学习写项目书，也应该学习主动的沟通，直接赤膊上阵，再三再四去催高天好了。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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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认同议事规则在农村推广的需求和价值，也有可能推动这件事，我们的推动确实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影响和阻滞了这件事情。有我们之间合作的问题，也有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其实再放开一点讲，不单只说南塘推广项目的事情，在我们的沟通与合作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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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鹏有过很多冲撞。在南塘培训现场，在规则思维和中国现实之间，我会成为一个可以提出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方案的介质，但当其他时候，当现场只有我和天鹏时候，就会有一些直接的冲突和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有非常愉快的沟通，有时候可能没说几句就顶起来，这种时候高天在场会好一些——他又成了我们之间的介质。分析我和天鹏的冲撞的原因，一方面他有滥用规则的倾向，我称之为“规则暴力”，另一方面跟我内心深处的东西有关，这么多年一直在底层游走，又有强烈的是非判断，在压力面前（任何压力，不单只来自天鹏）比较容易激发我的“低位反抗者心态”。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就会失去妥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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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殊人物的推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的拖拉、惰性、越界和褊狭，事实上影响和阻滞了这件事情。本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而由于我们的局限，做成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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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就是现实，和我们内心深处的愿望一样，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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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这样四个出身经历各异的人聚到一起形成一个混合编队磕磕绊绊向前的时候，不仅是带着文化与环境的烙印，也带着我们处境和个性的局限，我们每个人也在此中冲撞、磨合、争取与妥协，形成我们之间共处共治的逻辑。我们在兴农合作社推动议事规则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对云标来说，议事规则是一个被我们推到眼前的全新事物，执行南塘议事规则推广项目的过程也是一个云标个人认识规则和在他的推动之下乡亲接受规则的过程。眼下，合作社对规则的需求也从单纯的“议事”层面转向了治理层面（目前正在探讨怎么样从合作社章程入手明确权责，这是一个自治机构的“根本大法”），而云标和天鹏这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兄弟，也许有一天我会被出局，不再是“离不开的第三方”。我是一个期待“佳偶天成不需媒”的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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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有农村版议事规则若干条这样有形的成果，也许更宝贵的成绩是在过程之中，两个极点在彼此学习与靠近。跨越现实既有的有形的阻隔，也在跨越我们自己内心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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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后记：面对 妥协 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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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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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按照我的诺言，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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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在四川省青川县骑马乡里坪村，借住在一家农户的二层楼上。青川也是地震爆点之一，我身侧四十公分的地板上，有地震冲击波留下的裂痕，从我眼前的窗户看出去，是一座被震塌了一间房顶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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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我们约定商谈项目的时间恰恰是“5·12”那天。可以说，这场千里之外的地震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从2008年6月进入震区到现在，我们的灾区项目一直都在“进行时”，如果可能，还会一直做下去。地震当时，我正骑自行车走在路上，以为是自己晕了一下，到后高天先问我有没有感觉到地震，天鹏说美国人已经打电话来问他震情了，我说：“哪有神马地震，别逗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在我们在场几个人中，地震带给我的人生冲击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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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让我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忙碌最焦虑的三年，也是最丰富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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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源自两个东北的小伙子，一个是大连的桂源，一个是盘锦的袁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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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桂源身上，我学到的是面对；从天鹏那里，我学到了两个字：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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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源是香港复康会主理四川事务的物理治疗师，5月，我带他去了成都残联，去看我们服务的三个青川孩子，截肢的孩子。地震后我结识了那么多伤员，跟许多孩子很熟，他们中有的人已经能主动跟我谈到受伤时的情景了，但我一直做不到的，就是面对他们的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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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到了残联，三个孩子都在大宿舍里，桂源见面就招呼他们在床上坐下，让孩子除下假肢，检查使用情况，检查截肢残端是不是长了骨刺，看他们是否需要治疗。桂源做得自然而然，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突然，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残肢亮在我前面，眼看着桂源在我面前蹲下，伸手握住了孩子残存的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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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源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当过运动员，一双手又大又宽，厚厚的。他一只手把孩子的腿握在掌中，另一只手四指并拢，由轻到重去触孩子的截断面：“痛不痛？”这两年，他已经无数次做过这个动作了，做得无比自然、顺畅，内心与外表都波澜不惊，他这样子，孩子接受得也很自然。我就在孩子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站在原地一动没动，拼命咬着我的后槽牙。能够感到胃在我的身体里翻腾——让它翻去吧。我不知道自己的脸有没有泄密，但能清楚地知道我已经跨过去了，此时此刻，已经把那道坎迈过去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怕，能够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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