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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钢钉：铸就美国铁路奇迹的中国劳工 [:170319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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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钢钉：铸就美国铁路奇迹的中国劳工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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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入云的塞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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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在难熬的季节修筑了跨越内华达山脉的铁路段。夜晚是宁静的时光，在温暖的夜晚，曾祖父选择在营房外休息，远离那些夜间工作的工人。营房附近有一条河流流过，这条河流上游还有一个壮观的瀑布。他在河边悠闲地漫步，月光洒在河面上，倾泻而下的水流泛着白光，他的影子在月光的照耀下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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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徐忠雄的小说《家园》，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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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晴朗的夜晚，站在塞拉岭上仰望浩瀚的星空，那场景无比壮观。无数闪亮的星星点缀在湛蓝的天空，浩瀚的银河横过天际，皎洁的月光洒向地面。1865年，随着铁路线向东推进，铁路华工开始征服塞拉岭的最高点。他们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掌控生活节奏。虽然铁路华工白天埋头苦干，但晚上他们都会仰望星空，尤其会根据月亮的方位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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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根据月亮的盈亏来推算时间。农民观测天象来安排农时，何时种植，何时收获。他们根据月相确定一年中的四个重要时刻：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新月或朔月代表月初，月满则表示是月中，也就是每月15号。这就是所谓的农历。相比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订立的公历，农历虽然没有那么精确，但却容易理解和观察。一个人只需夜观天象，记录月亮的盈亏变化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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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铁路华工来说，冬至是一年中夜晚最长的一天，从这一天往后推，大约第二个月的月初就是新一年的开始。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的新年一般是在1月底到2月底的某一天。按照传统，人们会欢天喜地地庆祝这一节日：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祭祀祖先、驱除邪恶、祈求神灵庇佑，在来年赐予好运和财富的日子。中国人把这段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称为春节，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和万物复苏。一些铁路华工不远万里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大部分华工则选择留在加州和朋友一起欢度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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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时，清明节是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日子，一般是在春分之后不久。但对于加州的铁路华工来说，他们无法扫墓，这个日子也就不那么重要了。9月中旬的秋分就是另一番场景了，因为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节来临时，一轮满月悬在夜空，满月一般象征着家人的团聚和收获的圆满，对于铁路华工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乡愁甚至可以说是悲伤的日子。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孤独地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偏僻的山区，皎洁的月亮只会让身处异乡的他们倍感孤独。远在家乡的亲人是否也在仰望同一轮明月，是否也在盼望着团聚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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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间的施工期，铁路华工每天晚上都能观测夜空的变化。他们根据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方位变化想象出一个喜忧参半的凄美故事。这个故事起源于2500年前，讲的是一对年轻的恋人触怒了专横的王母娘娘，她将这对恋人变成星星，并在中间划开一条银河，让他们永世不复相见。西方人称这两颗星星为天鹰座α星和天琴座α星，在夜空中位于银河两侧。夏季，它们一前一后地向天穹移动，与天津四组成夏季大三角。8月中旬，它们逐渐移动到天穹的顶点，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一群神奇的喜鹊组成一座鹊桥，让这对恋人可以相会，但只有短短一天时间。随后两颗星星向下移动，结束一年的周期。铁路华工也据此知道，夏天即将过去。1865年的秋天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了，季节的变换也意味着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巨大工程进入了一个新的艰难时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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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8月，利兰·斯坦福接待了前来视察工作的众议院议长斯凯勒·科尔法克斯，他不久之后升任副总统。铁路线推进到塞拉岭脚下的时候，其他政要和东部地区著名的新闻记者都受邀前来参观游览，视察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作。斯坦福自豪地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对整个国家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看到数千名华工在山区内埋头苦干，各方人士都大吃一惊。一位目击者称，工地上到处都是华工的身影，他们“不是在用铁锹和手推车运送土石，就是在钻孔实施爆破”。当时，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大约共有4000名工人，其中约90%是华人，其余10%是爱尔兰人。旅行者们发现，华人就在营地里席地用餐，他们拿着筷子，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米饭，津津有味地吃着华人厨师做的熟悉的饭菜。对于从美国东部前来的游客来说，这些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的华人就像小说里的情景一样，和这个伟大而不朽的工程一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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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在视察过这条铁路线后给出高度评价，认为虽然这条铁路线工程量巨大，但就其质量而言，“在各个方面都比美国其他铁路线优秀”。这个评价等同于赞美了铁路华工，因为他们承担了这一工程的绝大多数工作，虽然这位工程师的本意并不在此。不过，到目前为止，和他们接下来要完成的工作相比，现在取得的成就根本不值一提。1865年秋天，铁路线马上就要穿越塞拉岭，为了完成这一关键工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计划再招聘几千名华工。如果该公司想要控制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铁路交通，维持公司的财政运转，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跨越塞拉岭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穿越这座由坚硬的花岗岩构成的山脉，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安排工人向高海拔地区进发，在山体上凿石钻眼，实施爆破，以开通所需的隧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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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恩角的工程完成之后，铁路线变得越来越曲折，修筑工程也越来越危险。陡峭的沟壑和直线下降的悬崖随处可见，高山冰川融水形成的冰冷刺骨的河流在峡谷中奔流而过。随着海拔的升高，土石的成因变得不尽相同，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古老的海洋地壳、石灰岩、砾石、火山岩，尤其是花岗岩大量混杂在一起。这座山脉以坚硬的花岗岩为岩基，仅宽度就绵延数英里。过去数万年中形成的高山冰川使得山脉表面变得非常光滑，海拔高的地方气温极低，只要一有降水就凝固成冰，久而久之形成巨大的冰川。古老的冰川也改变了山脉的形态，形成了大量高耸奇特的岩石。爆破后的花岗岩边缘有时像刀子一样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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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凿开塞拉岭坚硬的花岗岩，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们不得不用石锤、5英尺（1.5米）长的钢钻、火药和一种名为硝化甘油的液体炸药。除了面对在崎岖的工地上作业的风险之外，这些粗糙的工具使得工程更加危险。虽然许多铁路华工对火药极为熟悉，这是他们的祖先在9世纪发明的，在他们的家乡，这种火药广泛应用于制造烟花、火枪和火炮，19世纪初，清政府在广州地区建立了一个火药生产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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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天气变化也使本已困难重重的修筑工作雪上加霜。早前一直暴雨不断，1865年的秋天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秋季之一。山区的黏土路泥泞不堪，四轮或二轮马车根本派不上用场。一眼望不到头的泥土路简直寸步难行，工人们徒步赶着几百头牲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包括牲畜食用的干草在内的物资运到有雪的地方，然后才能使用雪橇。一辆马车陷在这样的泥土路上长达6周之久，泥沙土石顺着雨水流下，堵塞了隧道，工人们不得不重新挖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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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9月份山区就开始下雪，到了10月，暴风雪就会持续不断，一直持续五个月之久。厚厚的积雪把已经铺设好的铁轨和预定的线路全部覆盖，雪层厚达30英尺（9米），即使用5到7辆重型机车牵引，扫雪机也无法作业。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要求华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徒手清理铁轨和路基上的积雪，但积雪实在太厚了，在继续向更高海拔的山区进发之前，工人们不得不转移到山脉的东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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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在塞拉岭的开阔地带露天而居，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都在埋头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想象力再丰富的人也无法预测其全貌。由于工人们没有记录自己的经历，他们就职的公司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漠不关心，因此我们也无从知晓真实的情况。不过，把过去的各种材料加以创造性地拼接，我们可以恢复这出人间戏剧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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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一个视角，研究人员在华人之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找到了数千件物品、食物残渣、火坑和其他遗址。这些物质文化都是日常生活中留下来的，告诉我们工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再加上从期刊文献、老照片、商业文件和同时期个人对在美华人的观察中搜集的点滴信息，我们对铁路华工在塞拉岭的生活有了些许了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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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在美铁路华工的个人经历千差万别，居住条件、季节、气候和工作需求都不断变化。在修筑铁路线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华人能在一个地点工作几周或者一个季度。不过，在塞拉岭地区，这个工程持续几年时间，工人们必须在一个营地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尽管如此，人事变动也比较频繁，铁路公司也不想养闲人。公司不断将工人调度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满足不同的工作计划和需求。隆冬季节，铁路公司把那些打算去附近小镇定居或一直都想回奥本小镇或旧金山的工人都辞退了。一些人居住在铁路工人聚集的营地里，外出工作，另外一些人跟着铁路线的推进而转移。大多数人和那些白天修筑铁路的华工一样，就在露天的营地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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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包括许多横跨美国西部的铁路沿线，华人都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这些生活遗迹和物质文化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现今发现的陶器、餐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在来源地、制作工艺和风格上都极为相似，证明中国的商品生产网络和美国的商品流通网络运转良好。跨越美国和太平洋的庞杂的供应链把分散在各个营地的华人联系在一起，也把远在异乡的华人和他们的故乡联系在一起。铁路华工居住的营地虽然彼此相距甚远，但内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供应上也极为类似。考古显示，铁路华工在加州的营地上使用的生活用品和他们在家乡使用的物品几乎一样，都产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内华达州、蒙塔纳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华盛顿州和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发现，华人的饮食、医疗护理和娱乐活动即便不是完全相同也十分类似。考古人员在多条铁路沿线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饭碗、其他餐具、大的食物储藏器具，比如深褐色的上釉广口瓷瓶、小的盛放食品的器皿以及这些器皿的碎片，这些物品的集中地应该就是多年前华人的营地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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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营地发现了相同的生活器具，说明各个营地的生活方式存在一致性。但对这些营地进行研究之后，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不同点。铁路华工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居住的时间长短是一个变量，生活的安排是另一个变量。有些营地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比如卧室、厨房、餐厅和休闲娱乐的场所，有些营地就比较随意杂乱。有一些营地很小，只能容纳几十名华工，还有一些营地则比较大。犹他州的华人营地就从0.1英亩到24英亩（405到97125平方米）不等。在塞拉岭山区，华工一般居住在帆布帐篷里，有些帐篷只能容纳4人，最大的帐篷可容纳12人。一些营地精心安排了吃饭和睡觉的地方，还用石头夯实了地基，铺设了火坑，一些遗迹今天仍清晰可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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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长方形洼地表明帐篷里的人们可能在这里吃饭和进行社交活动，小的防空洞表示华工借此躲避风雪和严寒。风，特别是穿过唐纳峰的风尤其干燥，常年刮个不停。常年处于这种环境下，工人的皮肤变得粗糙干燥。用石头堆积起来的粗糙的地基和简易的帐篷支架意味着工人曾在此长久居住。考古学家收集的废弃物显示，居住隔离是普遍现象，华人和非华人都是分开居住。工地上的物质文化遗迹可以明确断定，这群工人主要是华人还是欧美人。即便华人和欧美人住在同一个地方，华人一般也被安排在更容易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或者蚊虫叮咬的地方。居住空间的安排表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贯推行种族等级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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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观察家们在参观项目进展时亲眼目睹了华人营地的情况，他们有时会记录下来。1867年，一位记者在正在施工的铁路沿线徒步旅行，称自己见到了无数华人，他们“像蜜蜂一样密密麻麻的”。他磕磕绊绊地走过其中一个营地，他想让读者明白，华人的营地并不具备冒险和浪漫气息，并不是用芳香的松木支撑着“雪白的帆布帐篷”，用他侮辱性的话来说，华人的营地就像“狗舍”一样，简单地用薄木板搭建起来，大约“4英尺（1.2米）高，6英尺（1.8米）宽，8英尺（2.4米）长”。很明显这是仓促间搭建的暂居之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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