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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河长制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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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的设立还好在：在河道管理中造就了一个“无缝隙政府”，使各部门在党委的协调和调动下通力合作，共同将河道管理好。各部门的管理边界在河长制下就会变得模糊，一改过去相互扯皮拉筋状态，共同向河长负责。通过联合行动、联动执法，可以很好地应对新出现的和变化了的治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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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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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是江浙地区的治理经验，现在被推广到全国，说明其经验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对河流的治理源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民群众对环境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和政府也积极回应这个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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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段河流出现了污染、乱挖河沙的现象，人们会反映到环保局或者水利局。而如果环保局说河水的污染来自漂浮的白色垃圾，而不是工厂或城市污水排放，应该找水利局，到了水利局，水利局的说法则是这些白色垃圾主要是船上游客扔下的，这个他们管不了，要找交通部门，交通部门又说，他们只能管水上运输，扔下去的垃圾管不了，那么，到底该找谁？这些部门都有理由，但都在相互推诿、踢皮球，最后谁都不愿意管，河道的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沿途群众的意见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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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群众上访到乡镇，乡镇说：那些委办局是我们的上级单位，我们调动不了它们。于是到县市去上访，信访局将信访案件转批到各相关委办局，情况依旧。再到省市上访，上面案件批转下来，到县委书记手上了，或者到县里上访的人数比较多，成了群体访，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于是，县委书记督办下去，各相关部门协同作战，搞运动式治理，一段时间内问题给解决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复如是，形成循环。县委书记也忙其他重要的事情去了，只有出了问题，或者上级督办，才会再次引起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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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治理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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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的设立，好就好在解决了河道治理的整体责任问题。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变化很快很大，一些治理事务是新近出现的，一些治理事务还在变化。这些事务往往具有整体性，分割的、专业化的部门难以应对新出现的整体性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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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河道的污染源只有工业污染物或家庭污水。多年以来，环保部门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专业的处理技术和程序，它一个部门就可以处理。河道运管也是如此，以前就是运输河沙、物资等，客流较少，即便丢下垃圾，也不成为问题。交通河道运输管理处只管理运输这一块就行了，这也属于其专业执法范畴。水利局也只维护河道的畅通，垃圾堵塞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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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游客多了，扔的垃圾多了，河道不仅被污染了，也堵塞了，你说这是交通部门的事情，还是水利局的事情，抑或是环保局的事情？似乎与每个单位都有关系，都是它们管理的一部分，却又似乎跟谁都关系不大。所以，谁也担负不起责任，谁也不想担责任。于是，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管，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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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设立之后，河道污染或其他问题就有了责任主体。最小的一段河道上，河长首先是村支书；在更长的一段上，河长是乡镇党委书记；再往上，则是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就是在村支书负责的一小段河流，它的河长还包括省市县委书记，他们都是责任主体。如果这段河流出了问题，首先是村支书的责任，如果他解决不了，比如涉及更大范围的问题，或涉及某些县乡重点企业，或涉及某些重要人物，他就会找乡镇党委书记，而不是去找各个部门的领导。作为河长的乡镇党委书记会及时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如果他也解决不了，就向县委书记汇报。县委书记向市委书记汇报，一层层没解决，就一层层上报。到省一层级，终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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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责任主体，河道就有了婆家人。责任主体会把河道上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重视起来。一旦事情到责任主体那里，他们就会着手解决问题，没有推诿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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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好在担任河长的都是属地一把手，这样就使得对河道的治理变成了党委的政治任务，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谁都不会轻易去触碰这条红线。这对于那些阻碍河道治理的势力来说是一个警示，使他们忌惮相关部门的执法，收敛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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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的设立还好在：在河道管理中造就了一个“无缝隙政府”，使各部门在党委的协调和推动下通力合作，共同将河道管理好。各部门的管理边界在河长制下就会变得模糊，一改过去相互扯皮拉筋状态，共同向河长负责。通过联合行动、联动执法，可以很好地应对新出现的和变化了的治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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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与以前的分管模式不同。副书记或副县长也可能分管与河道治理相关的部门，分管领导也有协调各部门工作的权力。但是，一方面，分管领导只负分管责任，而不负主体责任，他们可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倾向于少管事。另一方面，分管领导手中掌握的资源较少，权威性不足，他们只能调动所分管部门的资源，而无法调动其他部门的资源。河长直接由各级党委书记担任，赋予河长在辖域内最高权威。党委书记不仅可以调动相关部门联动作业，还能够调动辖域内所有的资源进行河道治理。党委书记手中的资源是全面的、整体性的，较专门性的委办局和分管领导的资源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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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体制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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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是在党政体制内的具体运作机制，其权威来自党委的权力，也属于压力型体制的一部分。党委只下责任，没有相应的经费及制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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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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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监督下乡：问责成为主要的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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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督问责体系下，县乡政府上下级关系被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不再是利益“共谋”的关系，而是相互卸责的关系。上级为了压实下级责任，必须加大问责力度，一旦出问题，首先向下级追责，追得越大，自己脱卸的责任就越多。下级则可能通过留痕而不是实质性地做好工作来应对来自上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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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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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为了规范基层治理、推动基层工作落实，对基层干部的激励由以奖励为主的正向激励，转变为问责主导的负向激励。正向激励主要依托以下基础条件：宽松的经济财政权力，便于实施经济刺激；结果导向的考核，政策执行过程有充足的自主权和剩余索取权；任务与激励相匹配，重要任务配套政治强激励。这些条件在十八大以后逐渐被改变，财政规范管理限制经济刺激，过程监控、细则管理框限基层行为，任务讲究对标落实而不讲轻重，政治激励与具体任务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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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基层对干部的正向激励措施减少，而基层干部承担的任务却在增多。另一方面，落实任务被认为是具体部门、科室及岗位的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就是要推动基层干部履责，隐含着不需要额外的激励的意思。那么，在正向激励缺少的情况下，要基层干部完成较多的任务，就要加强对干部履责的监督，对没有很好履责的干部给予问责。问责作为一种负向激励方式，也就成了当前基层主要的激励方式。基层干部因为害怕被问责而履行责任。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督问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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