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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卷三 组织起来，再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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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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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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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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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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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三十而立，每30年可以视为一个大周期，我们暂且称前30年为革命时代，后35年为改革时代，未来30年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的新时代。革命时代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改革时代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则在于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各方面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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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国家治理意义上一整套成体系的、最为基础的国家基本制度，旨在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建构一个好政府，实现善治；也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无关紧要的修饰，而是充分必要的限定，是“大仁政”与“小仁政”相结合的现代王道，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承天命为人民谋福祉的道义正当性之源。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下成熟、定型，将决定未来10年的中国能否为未来30年、50年乃至70年的中国之长治久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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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落实在三个层次：高层、中层与基层。高层指中央领导层，是统领者、领航者；中层指中间官僚层，是代理者、执行者；基层指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最底层，是基础，是稳定器。总体国情是具体民情的聚合，基层无大事又无小事。说“基层无大事”，是因为从上面看事事关乎全局、整体、长远，到了下面一切又必须分解为局部、部分和短期具体事务。说“基层无小事”，是因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政法文教都要放到基层落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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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一、基层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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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基层社会的兴衰沉浮，与中层、高层的治乱得失高度同步。从三代之封建到秦朝开创之郡县，再到治官与治民并举的“寓封建于郡县”，及至清末民初外敌强力挤压下的进退失据，中国大一统格局脆若游丝。中国向何处去，何以救国，成为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思考的首要问题。复古论主张恢复百世不易之道：“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1】，开新论主张“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2】。国门破碎，山河变色，中华大地不再有悠游从容之余地，“开新”轻而易举取代“复古”，器物、观念、制度相继登场。这也引发了中国基层的第一重变局，从大治转为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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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国民党变成了彻底的复古论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偏安孤岛。相反，共产党历经长征磨砺，从吴起镇起步，扎根延安，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 在政教、政法、货币、财税、土地、婚姻、家庭、社会等领域，除旧布新，构想并实践了指向“天下为公”的各种制度，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出了新形态。【3】这是中国基层的第二重变局，从大乱恢复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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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走向第三重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全球化，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第一、第二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冷战后的转型国家，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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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出现大分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变化。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规模流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巨变。人员、信息、知识、财富、资源，浩浩荡荡跨越乡村、城镇、县市、省区乃至国境等等不同边界，文化、权力、法律、资本在城乡之间游弋，撕扯着时空概念、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农村、社区、工厂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农民、市民、工人史无前例地发生着角色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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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从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变成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从稳定的熟人社会变成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主干家庭减少（由一对夫妻与父母和未婚子女聚居生活的家庭），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增多，弹性工作、短期岗位大幅增加。城市生活令人向往，成为体面生活的不二选择，各种力量刺激、鼓动、诱导、驱使着农民主动或被动进城，引发了市民对城市贫民窟的忧虑。无法进城的农民则推动了农村生活的都市化，向城市看齐的拆平房建楼房、地面硬化、全面电气化，让乡村增添了洋气，减少了地气。没有人不愿意走出农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头黄牛半亩田的生活，过上城里人的舒适生活，乡愁几成遥远的梦想。农民人在农村，但思想观念却早已城市化，农村的政法文教已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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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问题更复杂了，基层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坐二望一，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有几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还有2亿多贫困线以下人口，7 400多万低保人口，8 500多万残疾人，每年新增1 000多万人需要就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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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持续30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政治领域的去政治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自治不足、基层民主失序、基层群众失语症，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走了下坡路。因此，如何避免中国的拉美化、菲律宾化，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如何既温饱肠胃又温暖人心，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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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桓宽：《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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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鞅：《商君书·更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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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刘海波：《延安体系浅论》，载《国企》，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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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新华网比利时布鲁日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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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基层失序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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