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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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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层的贫富分化在拉大。内城社区与城郊社区，城郊农村与农村腹地，大户、能人、强人、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贫富分化在拉大，贫富之间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过度区隔。不少基层农村和城市社区不是共产党在治理，而是资本在治理。城市化的农民就业不稳定，创业也缺乏金融支持，农村社会结构加速崩解，家庭瓦解、社会紊乱、伦理倒退和人心失序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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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在加大。革命时代，党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程度都很高。多年以来，党群关系发生变化，党和人民的利益关系往往只能寄托于长期利益一致，而短期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严重削弱了基层干部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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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基层生活的共同性在降低。治理技术的革新加剧了基层治理的空心化，基层只在经济、财税意义上重要，在伦理、文化、政治上无足轻重，人民看不到共同体的存在，即便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也无从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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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次，人民难以发挥主体作用。“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公共事务得到体现，参与感赋予人民效能感和个人尊严，制度化的参与可以持续增强人民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但在基层官僚化背景下，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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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三、基层重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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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危机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怎么办？总结中外基层政治的古今得失，可以发现，基层的善治之道不外乎三途：“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以及“再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但是，组织起来，不是无主体的社会自组织，而是激活党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带领基层人民落实直接民主，实现有序、有效、有活力的基层自治，也就是通过党的领导落实人民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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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1. 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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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要像个党，党员才像党员，群众才会像群众。基层再组织化主要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进行，关键前提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再政治化。重新激活共产党的政治性，与纯洁共产党的队伍同样重要。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去政治化，但共产党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政党组织，保留着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品格，一旦重新激发出来，就会迸发出极大活力，基层党员群众的无穷智慧会创造出无数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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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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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而非经济动物，有内在的精神需求而非仅有口腹之欲，行为动机受政治、伦理、文化影响而非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这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希望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即便是在高度原子化的社会，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然愿望。当然，在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集体生活需求的前提下，自愿置身其外的闲云野鹤、游方散仙也尽可逍遥。人类社会的无数惨痛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堪称五百年来人类社会最大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同时满足“劳者有其得”和“劳者有其尊”，这对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中国而言是唯一正途，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孜孜以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正当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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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光明的前途却被道路的曲折遮蔽，在一些人心中，社会主义不再是清晰的方向，不再是坚定的信念，理想的青春已经故去，迷茫的雾霾四处蔓延，颓废的时代似已到来。在文明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政治运作等方方面面，新旧交织，先进抑或落后，稳固抑或脆弱，坚定抑或动摇，清晰抑或模糊，偶然抑或必然，消极抑或积极，可能抑或不可能，连续抑或断裂，强大抑或羸弱，和谐抑或冲突，均衡抑或失序，一致抑或分歧，多样抑或单一，处处可见不同的意愿与行动相向而行、此消彼长，模棱两可的种子正在恣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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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再是清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名与实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整个国家大大偏离了“人民政治”理念。真正认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人要么被挡在门外，要么进了门却被困在办公室里，“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变得不切实际，甚至备受嘲弄。不少党员干部的人民观、群众观出了问题，不再以人民为师为友，反倒对人民群众高墙阻隔、壁垒森严、四处设防。人民群众得不到尊重，也就谈不上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好的东西不是通过群众去发扬，不好的东西也不是通过群众来反对，而这些问题也难免会投射到官员干部的政绩评价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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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组织弱化现象是政党理念偏离“人民政治”这一“王道政治”的产物。在过去35年中，一些地方的基层党支部仿佛成了“地下党”，好像除了赚钱啥也不会，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悄无声息，人们感觉不到党的存在，重新激活基层党组织变得刻不容缓。同时，群众组织的政治功能被剥离、割裂开来，并逐步被行政系统所吸纳，越来越职能化、行政化、公务员化、封闭化，内部士气不高，也没有对外开放的竞争机会。但是，很多基层事务不是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能解决的，而是高度依赖群众信任的基层骨干来实现。对这些在基层发挥骨干作用的人，比如基层干部、退休干部、热衷公益的社区成员，可以给待遇、给荣誉、给位置，建立合理的制度，辅以有效的机制，放手由他们组织公共活动，调解家庭、邻里纠纷和其他基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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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个组织样，党员才有个党员样，群众才有个群众样。党的组织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还要在自下而上方面下功夫，把孤立的联系起来，把分散的整合起来，让沉寂的活泛起来，让地下的重见阳光，也就是说要建立政治渠道，主干旁支戮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因此，政治再组织的第一步是去官僚化，重中之重在于政党理念回归“人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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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层面，可以考虑的办法，包括：建立党员在单位和住地的双重管理制；疏通党的人才吸纳管道；重构基层群众组织，发掘基层中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脱颖而出、有威信、受尊重和信任的骨干；重建基层党组织与所在村庄、社区、工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群众的利益一致性，这是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所在。在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上，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可以互相竞争，谁更有一致性，谁获得更多支持，谁就可以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把那些“群众的自然代表”吸收到党组织当中，可以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性，党的代表性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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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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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正在成为城乡之间和各自内部亟待重视的主要问题，劳动公平问题将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源，尽管常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矛盾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如何驾驭逐利成性的资本再次成为政治智识与政治智慧的试金石，日韩的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因此备受关注。【1】为了把市场逻辑圈禁在经济领域，把资本关在笼子里，把正在脱嵌的市场、资本、金融重新嵌入社会生活，防止资本下乡瓦解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制度、破坏传统伦理、动摇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有必要高度重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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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土地的市场化指向的不是农业发展、主粮生产和农民的就业及市民化，不是城镇化，而是再封建化，因此，放任资本大搞圈地运动，把习惯于农耕文化并拥有伦理自主性的几亿农民逐出土地，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英国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么做过，当时英国人口只有1 000万，却引发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得不依赖国家暴力对内压制，依赖殖民主义对外释放压力，好不容易才稳住基层。事实上，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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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分散弱小、缺乏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很容易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共产党生命力的最大源泉正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投身革命、建设与改革，新时期当然也毫不例外。有鉴于此，必须严格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同时可以考虑允许并鼓励国有资本下乡，从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发挥村社、农协、农会的组织、协调、调节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资本下乡扭转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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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有识之士也已指出，作为问题，农民、农业、农村的旧三农正在消解。作为试验【2】，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变化，比如“公司+农户”、“公司+协会+农户”、公司化经营、专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社会企业、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作为替代，不少地方正在探索农户、村社、农协新三位一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户个体经营保证效率、“精耕细作”并“多种经营”；村社集体所有制保证“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即合理配置“土地用途转变的处置权和增值归属权”、“确权确利不确地”、“地租均享”、“土地利用的整体性”，让农村集体组织有财力建设水利；农协为农户提供技术、供销、金融服务，保障农户获得“农业产业链利润”，还可以试验合作养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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