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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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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轨运行，上下通达、来往自如、有效执行、导向良治的双轨政治，是长治久安之道。基层是中继站，是政治与治理的枢纽，自上而下的一轨在此把握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轨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发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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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轨回到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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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旧的基层精英生产机制，却没有新的有效替代，基层因此变成了霍布斯的“丛林世界”。100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高水平的自治因此成为共产党力量的源泉，最终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30多年来，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国家权力触角上升，基层失去了财政地位，基层政权的资源被挤压得更为稀少，基层的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附着物，基层治理就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意义，但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协商自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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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自上而下的一轨，过度倚重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成本太高，对政治正当性的伤害也很大。事实上，自上而下的一轨与自下而上的一轨都有些堵塞，不大畅通了。打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任督二脉，从单轨回到双轨，再次成为时代重任。通过直接民主落实基层自治，把上传下达的两个渠道打通，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基层。上情下达的轨道，依附于政府的科层制结构，是很容易建立的，对基层而言尤其容易，早晨基层干部的只言片语，下午就可以传到人民群众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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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层政府的决策，可以通过在社会中铺设各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管道，直达社区、家庭和个人。各种基层组织负责向人民群众解释政策，沟通政策，说服人们接受，并在必要时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骨干充分组织和动员基层人民。一旦遇到比较重大或有争议的政策调整，基层干部都要走到基层，直接向人民群众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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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下达轨道是否畅通，不仅涉及是否存在中间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政治定位与执政理念，涉及基层是否有配套的沟通节点和政治活动场所。对于基层社会来说，这些因素都不难具备，实际上可能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发挥应有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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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基层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这一轨不再畅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基层党组织需要政治路线、政治伦理的回归，通过组织动员基层群众，落实直接民主、基层自治，通过上下沟通的节点，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时传达给中层、高层，从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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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双轨畅通，有向人民解释政策初衷和目标的可靠组织，才可能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也可以通过各类基层组织，通过各种基层公共活动，将自己对政策的看法上传，促使政府针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双轨政治形式，更可能让政府听得见人民的声音，更可能让人民看到政策的变化，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改善，感受到政府对自己诉求的认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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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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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西方“先民主国家”，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体制的寡头化与“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相互增强，成了代议制民主也即间接民主的通病。北非、中亚、东亚等地区的“落后民主国家”的政治混乱也表明，竞争选举式民主并没有足以自我证成的正当性，不选不满意，选了还是不满意，然后再用街头运动、军事政变、最高法院非法干政等手段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选举也就失去了意义。代议制间接民主常常无法通过复杂严峻的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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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广泛的真正民主的探寻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形式。直接民主是人民通过共同协商、共同决策直接管理所在共同体的公共事务。间接民主是人民的代表代替人民决策和管理，是人民的代议士为人民做主。考虑到人口规模、地域范围、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反腐成本等因素，中层、高层更适宜推行间接民主，基层更适宜落实直接民主，因为基层更平等，也只有基层拥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容纳人民群众高涨的参政需求。换言之，人民群众希望参政的政治效能感，只有在基层才有可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满足，这种政治效能感是民生所无法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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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恰恰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人民民主主要体现基层民主。共产党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协调人和领导核心，通过孵化基层群众组织，并与基层骨干团结协作，在带领大家办理生产互助、文化教育、生活服务、娱乐休闲、治安联防、婚姻家庭、医疗养老等小事的过程中，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落实发展民主、改善民生的大事，激发基层劳动者的主体性，直接接收来自基层人民的压力，对下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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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自治从来就不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事实上，你不来领导，别人自会来领导，自然会有强人、黑社会来领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组织上，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在一些地方，乡镇七站八所等政府单位的公务员变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乘坐班车往来于城乡之间；下了班，基层就成了“无组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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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自治落实比较好，基层群众组织程度比较高，基层治理优良，往往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组织、动员、领导、带领。培养、选拔、激励和约束什么样的带头人，直接影响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当今中国，资本已经高度组织化，恶质资本的力量也已经非常强大，与之相比，农民、工人等基层劳动者的组织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会的有序发展，矛盾的有效疏解，问题的有力处置，一方面需要建构全方位容纳群众参与的基层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农村、社区、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统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1】，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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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群众路线,孵化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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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弱项，即叠床架屋的间接选举导致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批评值得认真对待，有必要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压力下移、向下负责的体制机制。要言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必须接受双重压力：来自中层、高层的行政压力，来自基层人民的政治压力。这就需要恰当的制度机制来引导他们服务于基层，通过他们把乡村组织起来，把社区组织起来，把工厂组织起来，把单位组织起来，不能被动等待人民找上门来，而要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需求，用人民群众的民意消解科层制的僵化，防止垄断行政权力的专业官僚脱离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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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压力是自下而上的，来自人民大众。民众的生活遇到问题找政府解决，或者通过人大代表找政府解决，而政府也设专门机构及时接受投诉、反映、建议并予以回应，从而将基层民意变成公务员工作的最直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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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各个环节，基层干部都要走出办公室，直接走到群众当中，通过挨家挨户访问与定期接待来访相结合，通过群众问政大会、政策讨论大会、村民大会、社区大会、乡镇大会、座谈会、基层对话会等各种“人民政治”的民主形式，与基层骨干、基层群众直接交流，让群众了解法律和政策内容，给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施加无形的政治压力。同时也警示他们，人民已经了解法律和政策的原委，他们必须按照既定程序和法律制度按部就班地执行，只要是服务于群众生活的，不能打折扣，不能欺上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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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对群众路线进行制度化重构，并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予以落实。通过群众路线重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血肉联系，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去真正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具体包括：把基层干部深入群众生活例行化，直接听取基层人民的声音，让官员干部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压力，同时也直接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民生的实质改善与直接民主、直接参政、直接管理的政治效能感相结合，事情就好办些，矛盾就好解决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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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主要作用于基层，作用于农村、社区、单位和工厂，需要时时刻刻把民主理念融合进来；需要民本政治传统和政治理念的回归；需要思考群众路线的政治现代性和相应的制度机制创新，即在流动性极大的巨型社会中如何制度化、定型化，如何从形式化的被迫为之变成主动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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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不是送温暖下乡，而是送自治下乡，送直接民主下乡。需要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落实“枫桥经验”式的群众路线，全方位扩大基层群众直接管理基层事务的制度渠道，组织、协调、培育基层自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自觉性。坚持将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土地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制度、治理制度，与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相结合，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干部路线相结合，整合农民工代表、农民代表、草根组织代表、业主代表等，这些都有助于把劳动人民整合成为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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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吸纳和整合人民大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群众路线在新加坡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新加坡政府及其执政党建立了三个直接服务基层民众的组织：人民协会、劳资政委员会、民情联络组，围绕它们搭建群众路线的组织网络。【2】这张组织之网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双轨互动、上通下达、多点对接、分类整合。这张组织网络在时间上最稳定，在空间上最靠近群众，在内容上最丰富，在功能上最全面：既解决实际问题也不排斥情绪宣泄，最大限度地将潜在的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把可能的矛盾、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能够在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发挥社会救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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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教会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搭建组织网络，主要做法是开办各种夜校，向人们提供各种职业和生活技能培训，将小市场、大超市、咖啡店、餐馆、小商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工会中的各色人等，都有效组织与动员起来，建立为自己争取民众支持的基层组织网络。这张组织网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牢牢掌握基层：它面向基层民众，坐落于基层民居，时间与组织形式也充分制度化，还具备真正解决民众日常问题的财政能力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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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写在墙上，而应铭刻在内心深处，并直接体现为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群众路线是政党生命的源泉，执政党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孵化器、发动机。沿着制度化、定型化的方向，发掘群众路线内在的民主因素，正在变得极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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