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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第六章 国企改革的轨迹与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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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混合所有制的“新政”只是让国有企业多了种从社会获得资本金的渠道，却没有在公司治理上实现根本的变革，这种新政策就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国企必须从如何达成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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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改革的前提是政府要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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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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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推动过一轮改革，主要是缩减规模、简政放权。当下的改革如果还走简政放权的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描绘的宏图非常宏大、非常理想，但真正推行下去阻力会非常大。政府不改革，要实现改革目标，是有相当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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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未来10年经济改革能顺利推行，政府改革应该有新的方向。怎么改？国有企业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个人不反对混合所有制，毕竟这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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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就是让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争，但是今天这条路走不通了。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领域，强化了政府的控制地位，导致问题不断出现。我认为，重要的是剥离政府的经济功能。政府做政府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无法剥离的原因在于，过去的改革并没有戳中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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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真正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如果民营资本进去了，没有发言权，根本就改变不了国企现状。你要知道现在的大国企，规模太大了，想想看得多少民间资金进去才能稀释。民企进去，也只能是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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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国有企业的运作很难说符合市场原则，特别是大型垄断企业。这些企业的目标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政府强加很多政策目标、社会目标，使得企业行为发生扭曲。如果政府掌握控股权，控制企业，民营企业家是不愿意把钱给国有企业，自己做小股东任人宰割的。而且国企分红又很少，基本不分红，民营企业进入也不会获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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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实行混合所有制，国家或者政府可以是出资人角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操作，而不能让政府有超权力，一切都应该在公司法范围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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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去行政化。央企的领导人能不能在市场上招聘，而不是中组部任命？如果市场来决定，哪怕企业是完全国有，也是可以的。领导是由市场原则决定，干得不好的话，就被市场淘汰掉。当下的困难在于，政府不会放权。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是越管越严，老总拿多少钱，下面部门拿多少钱，都是有规定的。如果不改变现行治理模式，只推进股权改革，改革是很难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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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企干部不仅有行政级别，而且还是高工资，谁都想去当领导。又是部级干部，还能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元。所以，现在等于有一个不成文的合约，因为国企领导人是局级的、副部级的，甚至有的是正部级的，收入就应该少一点。因为有行政级别，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级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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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终的结果是企业由政府来控制，还是由国资委任命董事长总经理，甚至是组织部来任命，这种改革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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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强调，政府应该更多地退出市场。所谓将政府能动性落到实处，却没有抓手。我们应该从基础设施开始动手，政府不要到市场上融资，该发债就发债，以税收做担保。地方政府也可以下死命令，不能再新建企业，不能再直接间接地参股企业，包括融资平台，甚至是混合所有制，都应该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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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直接或间接控制大量的资源。有学者和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方向，就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直接由市场来管。他们的观点是政府管不了，就给市场去处理。但是，我认为风险太大，毕竟融资平台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简单说，不计成本地到市场上融资，结果发现回报率远远高于市场应给的。这其中，就挤出了企业债，支撑非正规的利率市场化过程，推高利率，把中国经济运行带入危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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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现状是政府占据资源过多。简单地算一笔账，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GDP的22%左右，如果把其他收入按全口径收入计算，把社保、卖地纳入其中，政府收入则会占GDP的1/3。而国有企业增加值占GDP的1/3，仅仅这两项，占整个国民经济的2/3。所以，政府在经济中占据的资源过于庞大。这种情况下，给民营企业、民间力量留下的空间就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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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经济改革要想成功，还是要推进政府改革。只有政府放权，把市场的交给市场，才能换得混合所有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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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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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中国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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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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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改革决策。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国企改革都有所动作。六家央企被国资委纳入了改革试点，主要推行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以改善企业管理、进行资产重组与加强问责；而到目前为止，25个地方版的国企改革“路线图”也已经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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