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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3章 他们如何憎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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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时代周报》的编辑和出版人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讲述了一件事，一名15岁的德国汉堡男生在2003年写了下面这封信给当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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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森林里的舒适所在。棕松鼠们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但突然一只黑松鼠猛冲进来，对它的棕色同类穷追不舍。第一伙黑松鼠从美国溜到了这里。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激增……现在，它们的数量和欧洲松鼠一样多了。它们取代了我们心爱的棕松鼠……这是动物王国里的美国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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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松鼠最令人惊恐的故事不是出自西欧，也不是出自美国（那里黑松鼠稀少，现存的黑松鼠往往源自从加拿大输入的种群），而是来自俄国的远东。最近BBC报道了一个故事，一群黑松鼠围杀了一条狗，并且吃了它。[2]俄国和其他地方的自然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传闻说富有进攻性的黑松鼠正在驱赶比它们更文明的竞争者（在美国攻击灰松鼠，在欧洲攻击棕松鼠）没有严肃的科学根据，在自然学家的报告中，黑松鼠并无超常的进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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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年轻的汉堡人关注之后的真相是美国灰松鼠（学名为东美松鼠）在欧洲红松鼠（学名为欧亚红松鼠）的部分分布区域里逐渐取代了欧洲红松鼠。然而，灰松鼠并没有追杀红松鼠；红松鼠更喜欢居住的欧洲针叶林在萎缩；而灰松鼠更适合在落叶林和郊区林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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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美松鼠在欧洲的扩散不是独特或孤立的现象。随着人类旅行和贸易的发展，动物种类有时候是搭了旅行和贸易的便车，有时是有意被人带出，也从它们的原居地向外扩散。欧亚红松鼠并不是这一进程中唯一的失败者。在美国，很多欧洲动物和植物种类及亚种数量激增，并且将本地物种驱逐出去。一种猪属的欧洲野猪成为众多美国森林的主要害兽。紫翅椋鸟（一种欧洲八哥）和欧洲舞毒蛾都名列美国农业部网站上的入侵物种清单。[3]杉叶蕨藻，也被叫作地中海克隆草和杀手藻，偶然在斯图亚特水族馆繁殖。斯图亚特水族馆并没有对之加以根除，而是将其传播了出来，直到长到摩纳哥海洋博物馆才被赶回地中海。源自德国的杀手藻已将数千英亩海底变成废地，近来在美国水域也探查到了其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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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的年轻作者对此背景并不知晓，把表面的也许是有争议的事实，即欧洲红松鼠数量的下降和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下日益频繁的动物种群迁徙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后果，变成一场完全基于幻想的情节剧。恶毒的美国入侵者在摧毁无辜且有趣的欧洲人。他们对欧洲人穷追不舍并进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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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担心他“心爱的棕松鼠们”被取代的欧洲人是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的纳粹官员。“奥立弗·克伦威尔总是声称上帝与他的暴行同在，”莱伊1942年写道，“并把他邪恶的士兵看作上帝的选民。丘吉尔和罗斯福学到并牢记残忍伪善的克伦威尔的办法，证明了在过去三百年内英美世界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变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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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左翼可能同样尖刻、不留情面。1953年，有一份获得批准的术语清单对德国共产党演讲者如何描述英国人提出了建议，其给出以下词语以备挑选：“麻痹的谄媚者，衰老的人类叛徒，吃腐肉为生的卑屈模仿者。”[5]其他受到推荐的词语包括极端的懦夫和通敌者、堕落的暴民、寄生的传统主义者、花花公子士兵、自负的纨绔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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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民主社会主义党，包括一些演讲者，他们今天会发现一些曾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使用的绰号，很适合形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同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这个党来说仍像以前一样是个怪物，演讲者声称这种社会模式留下的“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欧洲资本主义有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在美国不存在”。[6]这些人不是说美国的保障不如欧洲那样慷慨，或没有那么广泛；他们是说完全不存在。显然这些胜出的食人黑松鼠对欧洲人穷追不舍，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很快就会把他们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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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憎恨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19世纪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仇英心理是当时最普遍的状态；反美主义则是当今的首选形式。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盎格鲁-撒克逊领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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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象和木匠邀请牡蛎和他们一起散步时，有些贝类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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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老的牡蛎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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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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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老的牡蛎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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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沉重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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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它不会选择离开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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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牡蛎可能是法国人。在2003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联合国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前很久，法国一直是最长久、最一贯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建设者的国家；是法国最辛苦、最深入地思考他们哪里错了，是法国最频繁地试图打败或至少遏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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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对抗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那时英国是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主要障碍。1682年，伟大的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波舒哀（Bossuet）在梅茨的一次布道中谴责了“背信弃义的盎格鲁人”。[7]路易十四本人轻蔑地评论道：“英国是个长满酸臭杂草的小花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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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见证了两国之间意义深远且具有原则性的冲突的加剧。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为自由而战；法国人将此看作文明和有钱有势的野蛮社会之间的战争。“卑鄙粗野”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邻居的结论。[9]“作为一名法国人，作为一位人民代表，我宣布，我憎恨英国人……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商业民族是不是农牧业民族的对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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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中，法英对抗是虔敬、以土地为基础和文明的罗马与残酷、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和商业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一首反英歌曲依据《马赛曲》的曲调而作，攻击“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不正当移民的支持者”，[11]将折磨法国的所有国内灾难都归咎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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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掌权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对抗和憎恨。“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于天下，”1803年法国官方报纸《世界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上一篇署名为拿破仑的文章又一次祭出了反迦太基的主题：“影响她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标实现的唯一障碍是胜利、稳健、繁荣的法兰西；她朝气蓬勃的开明政府；（并且拿破仑冒险地说到自己）她高尚杰出的领袖……但欧洲在观望。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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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现。维希广播记者让·埃罗尔德-帕基（Jean Herold-Paquis）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每天广播，每天都重复他的口号：“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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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支持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希望高尚正直的美国农场主与法国解放者并肩反对掠夺他们两者的英国商人。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看美国人越久，他们越像英国人。塔列朗（Talleyrand）在法国革命特别险恶的阶段在美国流亡，带回痛苦的新闻：美国人和英国人，不论他们自己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本质上是完全一回事。塔列朗说，每个英国人到那里都像到了家；没有法国人有这种感觉。[14]“确确实实，”1864年埃内斯特·迪韦吉耶·德·奥雷内（Ernest Duvergier De Hauranne）醒悟后写道，“这里不再是美国：这是英国，而且这个国家正确地被命名为新英格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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