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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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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向网络管理和信息管理的转变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过程仍在静止的模型中运作。两者都假定实际上经由欧盟机构或经济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提供的信息是由无利益关系的一方在一端收集然后提供给在另外一端的利益相关者。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到被管理方自身可能是最珍贵的信息源，以及最珍贵的信息在面对不断改变的问题和试验性的解决方法时一直在变动的可能性(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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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在确定体制安排的设计和改革中的几个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时，间接地提到了这种可能性：首先是“自我反省或者对假设的不断质疑，风险评估等的重要性。”(82)其次是“需要获得一个有关管理过程的有来龙去脉的方法。”(83)最后是“将管理过程视为集体学习过程的观念的效用。”(84)正如欧盟白皮书解释的，“结构的和开放性的信息网络应该能形成一个科学的仲裁者体系以支持欧盟的政策制定。”(85)这种信息网络对变动的环境反应灵敏、适应迅速。即使如此，也是由委员会自身公布由这些网络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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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将管理视为通过对话的高度灵活的集体学习过程的理念使联合国改善全球范围的公司行为的新努力充满活力，这种改善是通过企业与联合国机构和官员的伙伴关系实现的。全球契约将公司、联合国组织、国际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方联系在一起，以此加强伙伴关系和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全球市场”(86)。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话来说，它旨在“为实现赋予全球市场以人性化面貌的共同价值与原则”(87)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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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契约并不试图提出一套行为模式和监督企业的遵从行为，相反，契约本身并非是一个表示某种遵从的协议，而是提供信息的协议。根据全球契约的一个主要设计者的意思，“该变化模式的核心在于它是个学习的平台。公司提交个案研究，这些个案都是关于将其对全球契约原则的承诺转化为具体企业实践的个案研究。这引起了全球契约各个领域的参与者——联合国、劳工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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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人们希望这个对话实现“比任何单方声明所能实现的关于什么是良好行为的更广泛和协商一致的定义”(89)。这些做法确定后，就会与那些说明性的案例研究一起，通过一个“网上知识银行”为全球契约的成员和更大范围的公众所用(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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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球契约按照设计来运作，它将成为一个运作中的集体学习的模型。“通过对话、透明、宣传和竞争的力量，良好的做法将会帮助破除不良的做法，这正是希望与期待所在。”(91)此处更深层的假设在于简单提供信息将会激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动力过程。这是通过对话的治理。公布信息会引起反应，要么来自另一个企业，要么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最初的信息发布者可能设法自圆其说，本来试图说服别人，同时却也打开了接受说服之门；多个信息发布者表达他们特殊做法的相对价值将产生良性竞争和有益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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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一再假定在试图同时满足获利和符合集体共享的目标与价值两方面的要求时，某些做法实际上好于其他做法。事实上学习的观念建立在一个信念上，即这些时常冲突的目标如果有真诚承诺的尝试为支持，就可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调和。其他解释性的假设虽陈腐但也正确：多种思想好于单一思想，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以这些信条和假设为基础，就有希望提供信息并接受辩论、深思和对话将带来珍贵的经验和新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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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习平台”的概念废除了学习过程中的等级制度。专家将他们精心获取与节约的知识传递给大众学习恰是这一观念的对立面，因此超越了欧盟模式。这个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承担了同样的教与学的责任。在全球契约中，联合国保留了一个大学中心为辩论提供便利，但实际上并非教导或管理信息的内容和流向。提供便利者最多只是吸取参与者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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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整个过程被理解为传统的命令控制管理的替代物，那么最令人震惊的是政府权威的明显缺失和分散。政府不制定规则或监督其执行；它不教也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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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做的是创造网络，建设和赋予对话和集体学习的平台以活力。然后它退至幕后，并让该进程自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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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新闻机构通过提供信息赋予政治压力集团以权力，一个学习平台——通过信息进行管理，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十分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提供便利而非命令。比如，通过“样板”和“滚动最佳做法规则制订”，管理者能创造“分散型学习的基础结构。”(92)多尔夫（Dorf）和萨贝尔（Sabel）认为样板“能引导我们发现确信的目标，表明指导性的原则和实现这些原则的相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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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做法从不是静止的；相反，它们通过试验不断接受改进。这里的分析模式非常务实，意味着全面接受“非预期结果的普遍性”和“定义那些无法实现的首要原则的不可能性”(93)。按外行人的话说，我们通过实践学习，交流我们在滚动基础上习得的经验。我们必须投入一个激变的信息环境中并且认识到集体不确定性和集体经验之间持续的辩证关系。最后，我们必须依赖自身充沛的力量来学习和自我完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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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在多个网络甚至社区中组织他们自己，为自己和更大的社会解决问题。这些网络或问题解决团体并不直接与政府或国家联系，但他们仍能收集和积累知识，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制定调节他们行为的规范。这种活动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正是因为规则制定与运用之间的传统分离正在被技术所破除，这种发展破坏“有关实践经验的共享知识基础。”(95)相反，公众和私人行为体正聚在一起发展“复杂情况下的决策”的新方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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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内和跨国的多重平行网络中的参与者，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要求获得关于彼此和其他网络中地位相同者的知识。他们处于“永久的多头政治的失衡中，”他们试图通过解决问题和收集共享知识来克服这种状态(97)。国家的功能是管理这些进程而不是直接管理这些行为。国家帮助必须授权公民在自己的结构中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力，为直接而审慎的对话提供便利条件，并使其不断丰富。国家还必须同时设置规范和执行机制，确保在每个网络中都有与效果相符的最大限度的参与(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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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民主概念，这正是自治的真正含义。它是有关政府的水平概念，是建立在迅速发展的私人管理机制的经验事实上的。在这个机制中，国内和跨国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企业实体制定他们准备赖以为生的规则、规范和原则。在这个构想中，不确定和非预期的结果是生活的现实，个人无需面对更高权威就能面对这些事实。他们自身和彼此之间拥有必要的资源。他们只需授权以利用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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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网络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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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转向世界可能的样子，想象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或者至少是新世界的希望，假定各地的国家元首、首相、管理者、法官、立法者、专家和学者都将政府网络视为济世良方而非一个描述性的构想，积极地去创造和利用其作为全球治理的工具。假定现在的参与者和新网络对他们在更大的世界秩序结构中的作用有更强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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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政府网络不仅产生整合和有根据的分歧，改善对国际规则的遵从以及通过信息管理加强国际合作，它们同样进行自我管理，它们有意识地改善当前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管理表现；创造全体成员进行多边讨论和辩论的平台；创造机会使冲突成为积极而非消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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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和实施对网络规范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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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一个最有希望的方面是它们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和支持的能力。它们目前存在的目的在于帮助其成员——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获得所需信息和新观念，为执行过程和争端解决中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和提供协调法律和规章的平台。然而，在管理自身方面，它们能够通过发展以加强国内治理为目的的“网络规范”，它们能够变得有效得多。它们在逐步灌输和支持诚实、正直、独立和负责的规范以及支持面对国内抵制的成员执行这些规范方面尤其能有更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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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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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拥有很强的导向自我管理的特殊性质。首先，它们是信息管道，不仅是关于管理、判决和立法，而且管理作为其成员的管理者、法官和立法者。这意味着，正如第一章讨论的，它们能成为“声望的传信人”——它们能传播关于特定成员行为的报告并创造它们起作用的环境。梅乔恩认为网络中每个成员的可信度都可以得到加强，因为每个成员必须在网络中维护其声望，而这只能通过遵守共同规范实现。外部观察家理解这些压力如何使这些行为变得符合规范，因此赋予网络参与者更大的合法性(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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