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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 2009年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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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斯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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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4年开始研究跨政府网络的。我当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0年代初已就跨政府网络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正在观察欧盟的演进,它在1992年刚实现了单一市场,且我尤其感兴趣于各国家法院法官和欧洲法院法官之间正在形成的网络。我还注意到欧盟的真正工作是由各国监管者网络进行的,他们在欧洲交通部长、农业部长、劳工部长等理事会的指导下行动。与此同时,我正在讲授国际诉讼,阅读涉及全球性破产的案例(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就如何解决各种问题直接相互谈判),或涉及人们在不同国家提起的平行诉讼案例,其中法官们就他们的判决相互进行沟通。此外在国际经济法中,我着迷于巴塞尔中央银行委员会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像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者组织这一类组织的兴起。总体上,在我看来,这些网络迅速和持续的增长(它们或是环绕在正式组织的边缘,或是出现于正式组织尚未建立之处),以及网络在长期局限于国内舞台上的官员(例如法官)中间的崛起,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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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世界正在走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若没有G20,这一危机会糟糕得多。G20作为跨政府的领导人集团是由G20财政部长会议而来的,财长会议自身的创建又是旨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附带后果。金融和经济监管者的多个网络,当下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中走到一起,它实际上承认了这些监管者网络在稳定和刺激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众多文章正在纷纷出现,论述非正式全球治理的价值,而非基于条约的国际组织提供的正式治理的价值。此外,随着亚洲崛起——以中国和印度为首但也包括很多东盟国家——学者以及普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亚洲方式”上,即经由非正式的网络而不是经由正式的基于规则的机构(它们规定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建立各种关系,实现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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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今天当我重读《世界新秩序》时,我有三个总体反应。首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些网络是21世纪合作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21世纪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纪,以联系来界定要远远超过分离——无论是好是坏。社会网络化了,经济网络化了,地下世界网络化了,甚至精神世界也网络化了!政府也必须网络化。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国家将会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最多方面具有最多联系的政府将会是最具反应性和最有效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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