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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关于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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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达尔文在150多年前就发表了他的革命性理论，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迅猛发展，也早已毋庸置疑地确立了生物演化的理论基础，关于生物演化及演化范式的形形色色的误解仍比比皆是。正如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戏谑的那样，“关于演化论还有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自认为懂演化论”（引自Hodgson 1993，37）！为了消除对生物演化的误解，这一节我会重点澄清几种常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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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论只是理论，而演化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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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终究是科学家头脑建构的产物，而永远不可能是自然的事实。但许多反对演化的人，特别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神创论”拥护者，都把科学理论的这一本质作为反驳新达尔文主义、拒绝承认生物演化是自然事实的出发点。显然，科学家们无法像倒放磁带那样，轻而易举地重现从“原始汤”演化出现代人的全部过程。更糟糕的是，即使科学家向反对者们展示了演化的“磁带”，后者依然会诋毁“磁带”的真实性。难道新达尔文主义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吗？不，这种质疑大错特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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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演化论的反对者（即“神创论”、“智能设计论”的拥护者）同样也应该被要求去证明自身理论的逻辑自洽，以及能够找到证据支持。难道“神创论”者就能展示上帝造物的完整过程的“磁带”吗？他们一定会信誓旦旦地说：“当然啦，我们有《圣经》啊！”但既然他们可以质疑科学家给出的大量证据的真实性，那我们也有理由质疑《圣经》的记载是否可靠。归根结底，地质记录就是科学家眼中的石刻“磁带”（当然遗憾的是，它也无法来回播放），而“神创论”者只有纸上的证据。显然，石头上的东西可比纸上的东西坚实多了——前者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后者则是人类出现后才有的产物。“神创论”者常常刻意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来偏袒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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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假设我们承认新达尔文主义和“神创论”都无法通过播放“磁带”来证明各自的正确性，那两者的交锋就是比谁的逻辑更科学。在这里，新达尔文主义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新达尔文主义对生命奇迹的解释可谓逻辑自洽、言简意赅而又强大有效。最重要的是，新达尔文主义是内生的——它不必借助任何外生力量就能解释生命奇迹。对比之下，“神创论”无法逃避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帝（和/或上帝的父母）从何而来？再多的无穷递归，也无法让“神创论”在这个棘手的终极问题前脱身，所以它对此只能装聋作哑！说到底，任何把“普遍意志”“自然法则”“智能设计”之类当成终极解释的理论，都是“神秘主义和同义重复”，故而是反演化的（Service 1968，397）。与之相反，新达尔文主义根本不需要上帝或者其他外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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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新达尔文主义只是一个（强大的）理论而非自然事实，但生物演化是科学家所确立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我仅列出三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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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都证明了，宇宙年龄之长与地球生命史之久远远超出神创论者的想象。更重要的是，纵使各个地质时代的样貌天差地别，但其培育的生命形式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简直就是“磁带”啊！第二，“生命之树”显示，地球上的不同有机体不仅在解剖结构上，甚至在遗传密码上都具有诸多共性。[2]如果不同的生命体是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那它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共性（尤其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第三，人类依靠遗传原理成功地驯化了许多动植物，甚至杂交出了新的物种。支持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遗传学原理在人工处理中都生效了。如果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则，那简直难以想象在人工环境下应用这些原理竟会屡屡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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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许多否认生物演化是自然事实，并抵制强大的新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理论的人，都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就算有更多科学合理的证据放在他们眼前，也说服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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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化就是‘最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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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演化及演化论，最盛行的误解也许就是把生物演化或新达尔文主义概括为“最适者生存”，因为演化是“生存（以及/通过繁殖）的竞争”。而事实上，正如达尔文（Darwin 1859，201~202，472）很早就认识到的那样，生物演化根本不导致“最适者生存”——生物演化只意味着同一物种的个体生命体之间，更适应者得以生存，因而在特定的环境下，更适应的物种得以生存。这样看来，生物演化的适应性永远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换句话说，生物演化只意味着“更适应者生存”，而非“最适应者生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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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存在普世意义上的最具适应性的表现型或物种的想法，违背了演化的根本原理。[4]即使在特定的生态系统里，也无法找出最具适应性的表现型或物种。理由很简单：在给定的环境下，往往有多种方式都能适应它——在演化的过程中，不同物种正是凭借各自经筛选后所剩下的技巧，以不同方法适应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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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应论”的错误形式：刻意的适应和诱发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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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结果就是有机体适应了它的环境。但这个事实会引发两种对适应的原因的误解，或者说两种错误的“适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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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错误的“适应论”认为，有机体自身刻意地适应了环境（即有机体有意识地尝试适应环境）。不幸的是，这种“适应论”无法解释，有机体这种刻意适应环境的意识最初是如何起源的——只有达尔文主义的“适应论”才能解释清楚（Hodgson 2001，97~99）。因此，在达尔文之后，这种刻意的“适应论”已被彻底否定了。按照（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是因为更具适应性的表现型（及其基因型）被保留了下来，而不是因为有机体自身有意识地生长出更适应环境的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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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错误的“适应论”认为，环境直接或间接地诱发有机体产生适应性的突变，使得有机体适应了环境。在演化理论领域中，许多领军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和杜布赞斯基）都陷入过这个陷阱，当然这部分归结于人们当时对演化的分子基础还知之甚少。但在分子生物学诞生后，这种诱发的适应论也被彻底否定了。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基因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突变并不是随机的（即某些DNA片段比其他片段更容易发生突变[5]），但环境本身并未直接或间接地诱发适应性的突变。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环境诱发的突变方向是盲目的（即突变后的适应能力没有被预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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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两种错误的“适应论”已经与神创论相距不远了。只要加上这两种说法——上帝赋予了有机体主动适应环境的意识，或者上帝命令环境友善地对待所有的有机体——那么上帝就成为了终极（且友善）的意志或意志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任何把“普遍意志”“自然法则”“智能设计”之类当成终极解释的理论，都是“神秘主义和同义重复”，也就是反演化的（Service 1968，397）。相比之下，新达尔文主义根本不需要上帝或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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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生物演化出的适应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有机体的刻意适应或者环境诱发突变的结果。生物演化的适应性遵循达尔文主义——演化是“盲眼钟表匠”（Dawkins 1976），所以必须用选择主义来指导演化逻辑中的适应思维（Daly and Wils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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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化是复杂性/命运的向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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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盛行的误解则认为，演化必然趋向于更复杂、更精致的命运展开，或者简单地说，演化是“向前进步”的。这种观点可以被理解为物种或生物系统层面的错误的“适应论”。简单地说，它认为演化是朝着更高的层面，即使达不到完美，也是“向前进步”的。“演化是朝向进步的”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赫伯特·斯宾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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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物种还是生物系统，都没有心智活动，也就谈不上方向感。有机体和环境都没有对适应的意识，因此演化不可能有方向性，无论是单线方向还是多线方向。虽然（从事后之明的角度来看），演化似乎是有方向的，但这种虚拟的“方向”仅仅是在变异—选择—遗传核心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罢了。不论在哪个层面，生物演化都没有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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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生物演化会产生适应性，但在任何意义上，这种适应性都不能被理解为“进步”。生物演化毫无进步可言。人为赋予生物演化“进步”的含义，其实是我们（出于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自身在生命之树上的地位的担心，而非生物演化本身的客观结果［Williams（1966）1996，35；Levins and Lewontin 1985，12~29；也可参见本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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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达尔文主义需要重大修改”或“一定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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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对新达尔文主义更加狡诈的挑战，是来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这个阵营。一些科学家声称，为了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新达尔文主义（通常在中观或微观层面）需要做重大修改。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挑战和“修改”，充其量是小打小闹，甚至是花拳绣腿。其实他们是“无知者无畏”，因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最多做点小修小补，它就可以自圆其说。换句话说，新达尔文主义是具有包容性的弹性理论——它不需要任何的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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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斯蒂芬·杰·古尔德就曾大肆鼓吹“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个概念，认为它对达尔文的初始理论做了重大修改（Eldredge and Gould 1972）。古尔德指责达尔文主义是死板的渐进论，但化石证据却表明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常常出现漫长的渐进被突发的爆炸性跃进（即在“较短”的地质年代内涌现出大量的新物种）所打破的现象。因此，“间断平衡”对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补充，甚至是修正。可仔细一看，达尔文的初始理论并不是死板的渐进论，而同样有类似于“间断平衡”的思想。达尔文只不过没有采用这个术语罢了——他对演化做了“缓慢”和“剧烈”的二分，而他所指的“剧烈”演化就是古尔德说的“间断平衡”。不仅如此，正如达尔文早就认识到的那样，演化究竟是快是慢，其实取决于我们看待历史的时间框架。时间框架一变，也就谈不上所谓的“间断平衡”了（Darwin 1859，特别是302~329；也可参见Dennett 1995，28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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