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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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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存在真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或者说,国际政治的冲突程度到底有多强(Tang 2008a;2010b,特别是第一章和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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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一直都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主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Mearsheimer 2001,29,34)。[4]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有意识地削弱他国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几乎是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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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已经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主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否认存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e.g. Jervis 1999,49;Waltz 1979,118,126;Wolfers 1952,496),但是他们更认为确实有一些,甚至是不少,真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存在(Glaser 1994—1995,60~72;Jervis 1999,49)。[5]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非通过有意识地削弱他国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尽管他们时常会通过螺旋式上升或安全困境非故意地降低他国的安全),所以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冲突的,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并非是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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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两个现实主义从相同的基本假设出发,却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就必然有一些辅助的假设(尽管有时候不太明显)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Brooks 1997,455~463;Taliaferro 2000—2001,134~143)。由于两个现实主义的分歧源于其不同的假设,这些分歧就不能通过逻辑推演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实证的较量”得到解决。只有“实证的较量”才能决定哪个理论假设更符合实证的证据(即历史):历史是给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多的支持,还是给予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多的支持(Brooks 199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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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假设且只能通过实证的较量加以解决之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致力于从实证上证明各自的理论才是更好的理论。双方也都认为,既然他们将进行一场“对决”,那就公平地对决——他们将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对决。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几乎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大国时代,以寻找实证证据以支持他们各自的理论,而只是偶尔提到其他历史时期。[2]显然,他们都假定: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论只有通过审视相同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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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现实主义阵营认定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只有通过考察同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从而事实上都在(隐含地)假定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大的改变。因此,两个阵营都相信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应该并能够被一个单一的但是优秀的大理论——他们所偏好的大理论——所解释。而这一错误的假设正是导致这两个现实主义之争无法解决的终极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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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两个部分,笔者将为这两个现实主义之争提供一个社会演化论的解决方案:这两个现实主义是适用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两个不同世界的大理论,因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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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其他地方(Tang 2008a;2010b),我表明,这两个现实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们应对关于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源于该不确定性的恐惧的不同方式。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可以理解为:在国际政治中,(除面对一个共同的对手而形成的暂时性联盟之外)真正的合作是否可能?我倾向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二分法,因为它比其他更常用的二分法更加严密(如修正主义国家对现状国家,寻求权力的国家对寻求安全的国家)。我还明确地认为,区分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正确标准是他们对战略的不同偏好,而不是对结果或目的的不同偏好。在其他地方(Tang 2010b),我将为该两种国家下定义,提供采用此二分法的理论基础,并详细说明该两种现实主义的其他不同之处。对于战略偏好和结果偏好的最早区分,参见Powell(1994)。就这两个现实主义的分歧的早一点但却有误导性的讨论,见Brooks(1997);Taliaferro(2000—2001);Rathbu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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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vy(1983)提出现代“大国时代”始于14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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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管现代大国时代的历史事实基本上支持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历史的诠释(G. Snyder 2002)。一定意义上说,本章将阐明为何防御性现实主义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更适合于现代大国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考察的是适合它的历史时期,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考察的是不适合它的历史时期。另见本书的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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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米尔斯海默坚称所有的国家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消除了国家关于其他国家的意图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就排除了他最开始的五个基石性假设的其中一个。因此,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对其他国家的意图的不确定性。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战争将在何时爆发。还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国家侵略性意图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强化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更详细的讨论,见Tang(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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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存在着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假设对于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框架内维持国家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一不确定性,就不会有安全困境,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也将随之崩溃(见Tang 2008a;2010b;see also Schweller 1996;Kydd 1997,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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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根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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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大部分国家——如果不是所有——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而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方式是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因此,除了内部发展及武装自己之外,一国必须通过扩张和征服来获得安全(Mearsheimer 2001,chap. 2)。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这一逻辑——“征服或被征服”——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根本机制。因为这一根本机制的背后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所有国家的行为要旨,整个的转化过程都是内生驱动的。[1]而且,这个根本机制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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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国追求征服而一些征服将取得成功时,不可避免地将产生两个彼此相关的结果:国家的数目将减少,而国家的平均规模(以土地、人口和物质财富为衡量标准)将扩大。[2]这两个相关的结果决定了系统中所有幸存下来的国家将聚合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人口和物质财富[Elias(1939)1994,269~270]。[3]因为广阔的土地意味着更多的战略纵深,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军队能够投放于战场,更多的物质财富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能用来提高军事装备水平以及在必要时收买盟国,三个因素的增加将增强一国的防御能力。因为防御通常比进攻容易,所以,征服将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在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很有可能会更加热衷于征服其他国家的假定下,这一结果仍然成立,因为征服者仍将不得不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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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当国家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逻辑行动——通过征服来获取安全——一段时间后,它们的行为就将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逻辑更加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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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地审视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国家数量已经极大地减少,而国家的规模则已经大幅度扩大。据估计,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有60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现在只有200个(Carneiro 1978,213)。另据估计,人口数量从公元前100万年的100万增至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又增至1900年的16亿(Kremer 1993,683)。由于地球的陆地表面面积在上一次冰川时代后没有基本改变,占据同样面积的国家数量减少必然意味着每个国家的领土面积扩大和人口增加。最重要的是,导致国家数量减少而规模扩大这一结果的无可替代的机制,无疑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没有间断过的征服(Carneiro 1978;Tilly 1990;Diamon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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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支持我的中心论点,我将更详细地考察两个国际子系统——古代中国与后罗马时代的欧洲。[5]笔者将阐明在两个系统中,征服导致了国家数目的减少而国家的规模则极大地扩大。结果是,在两个系统中,国家的消亡率都大大下降,有力地证明了征服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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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公元前1046年—公元17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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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录的古代中国历史,有一个独特的特点,那就是经历了多次“分久必合”的循环。这使得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将古代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主要的国家消亡时期(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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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1046—前1044年至公元前221年。[7]公元前1046—前1044年,商朝的重要部落——周,联合了800多个部落对商发起进攻[司马迁1997(公元前91—前87年),82]。[8]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系统中其他所有国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在这825年中,有800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被消灭,国家的平均消亡率为每世纪有超过97个国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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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仅维持了20年就被汉朝取代。(东)汉王朝在公元190年发生内乱,两个军阀之间爆发战争,中国由此进入第二次国家消亡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初,曾有超过25个大军阀(陈寿,《三国志》)。公元280年,(通过政变取代了魏国的)晋国消灭了系统中仅存的竞争者吴国,再次统一中国。在这91年中,有超过24个国家消亡,国家的消亡率为每世纪有26.7个国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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