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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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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了社会演化范式（SEP）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基础性范式并用其解释历史中的国际系统转型后，下面我准备讨论一些有关社会系统转型的更为广泛的议题。我要强调，时空下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与系统（结构只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最终驱动了系统内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了系统的转型。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对（行为体）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的痴迷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和不正当的迷恋，是时候结束它了。[1]相反，如果社会科学家想要充分理解一个系统内的互动，他们就应该拥抱一种真正的系统方法；如果他们想要充分理解一个系统的转型，他们就应该采取一种社会演化的方法（Tang 2011b，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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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讨论那个很著名的“行为体—结构问题”，并强调它在理解系统上存在的不足。我要强调，单是结构无法决定什么，而且对于理解一个系统内的互动和系统本身的转型来说，即使以一种“结构化”（比如，Giddens 1979；1984）或者“涌现主义者”（emergentist）［或者形态发生学（morphogenetic）］的方法（比如，Archer 1995）聚焦于行为体与结构间的互动（正如在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界定的那样），也是不充分的（另见Kontopoulos 1993；Porpora 1993；国际关系中的讨论，参见Dessler 1989；Wendt 1987；Carlsnaes 1992；Buzan et al. 1993；Doty 1997；Wendt 1999；Wight 2006；Sørensen 2008；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结构之争的批判性评估，见Gould 1998；Wight 2006，第四章）。[2]这是因为，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仍然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这样一来，任何与行为体—结构问题的进一步纠缠都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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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关于“无政府逻辑”的两场辩论，第二部分强化了这一理念：单是结构几乎什么也决定不了，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们需要摒弃我们长久以来对于结构（以及行为体—结构问题）的“结构主义”痴迷。我将阐明，并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而只有“系统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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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探讨了系统对行为体的影响。我首先甄别出系统影响单元的五个主要渠道。然后，以一场主要的辩论为例，我讨论了我们就行为体和系统的新理解对理论化国家行为的含义。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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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导论中关于社会（或社会系统）的定义。静态地看，社会是一个由行动者或行为体（即个体和个体的集合）、一个制度系统（即结构）和物质环境所构成的系统。因此，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就不仅仅包括一个结构和互动的单元。动态地看，社会包含系统中所有可能的进程（例如，行为、互动、制度化、社会化和内化等）。此外，系统中的进程也不仅仅是单元间的互动（包括它们的行为）以及行为体与结构的互动（无论怎样定义）：单元与物质环境的互动毫无疑问构成了系统中的关键进程［参见Keohane and Nye 1977（1989），esp. 260~264；Buzan et al. 1993，18；Wendt 1999，145~147］。系统内的互动还产生了“涌现的”趋势（例如工业化、殖民化、非殖民化、全球化、全球变暖和民主化等），而这些主要趋势是系统的关键特征（比如Wendt 1999，145~147）。总之，作为一个系统，社会展现了系统的（或“涌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被简化为系统内个体和部分之和（Jervis 1997）。社会具有一个制度系统（即一个结构，见下文）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只是不能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和的一个原因，而非唯一的根本原因［Giddens 1976（1993），128；2006，106~107］。图5.1概括了以上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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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对社会系统（即“社会”）的完整定义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现有的关于社会的大多数定义都是不完整的。最显著的是，在沃尔兹（Waltz，1979，79；1986，327）之后，大多数学者在定义社会系统时均忽略了作为其一部分的物质环境。因此，布赞等人（Buzan et al. 1993，18）将系统定义为由“单元、互动和结构”组成。尽管他们的定义包含了一个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方面，这一定义仍遗漏了物质环境。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温特（Wendt 1999）的讨论：虽不明显，但温特对社会系统的定义与沃尔兹的定义非常相似。[3]正如下面所要揭示的，这样一个关于系统的不完整定义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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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中文版注】非常抱歉，在英文版书稿付印之后，作者意识到，本章关于两个核心问题（即关于系统，而不是结构；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的讨论都是不够充分的。为此，作者已经更进一步完善了这里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见Tang 2014；2015；唐世平，2016。《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为了保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一致性，作者没有将修正过的内容放入中文版。本着同样的态度，Loyal and Barnes（2001）称“行动”（agency）是一个转移社会理论注意力的话题（red herring）。当然，我不是在暗示“结构”本身应从社会科学中剔除。相反，我只是提倡，系统（结构是系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出发点要有希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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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确实认为，Archer所谓的“涌现的”路径比吉登斯的结构化路径更有用，因为前者更近似于系统路径。幸运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关于行为体—结构的辩论已经平息下来，也许这反映了该辩论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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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我所知，温特（Wendt 1999）并未定义“社会”或“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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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国际）系统，而不是（国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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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首先要厘清各种国际结构的概念，然后着重指出，无论如何深奥，结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系统而言都存在固有的不足，这是因为结构——不论如何定义它——仅仅是系统的一部分，而从来不是整个系统。[1]为了理解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系统的且演化的理论，而非结构理论，才是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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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结构？（且，它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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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将国际政治结构带到了国际关系的中心。然而，究竟什么是结构？在沃尔兹那里，国际政治的结构有三个维度：组织原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作为一种中央权威缺失的无政府状态）[2]、单元的分化和权力的分布[3]。既然无政府状态恒定而且单元在功能上也没有分化，那么在沃尔兹的结构中，唯一真正变化的变量就是权力的分布，或者说“单元彼此间的位置关系（它们是怎样排列或者定位的）”（Waltz 197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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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沃尔兹的结构定义是纯粹物质主义的（类似的定义，参见Mearsheimer 1995，91）。[5]在沃尔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家又发展了一些其他的结构概念，通常是在沃尔兹贫乏的结构定义上加一些内容。[6]其他现实主义者试图在这一物质主义的关于结构的定义中加入技术（例如，攻防平衡、核武器；见Jervis 1978；idem 1997，第三章；Nye 1988；Glaser 1994—1995；2010）。而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结构定然包括（作为相互作用的一部分的）相互依存和用来治理相互依存的国际制度［Keohane and Nye 1987；1977（1989）］。相互依存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但更多是物质性的。然而，因为制度是固化的观念（Tang 2011a），新自由主义者的结构定义比沃尔兹的定义观念成分更多一些（Wendt 1999，160）。在建构主义者那里，与建构主义全面的观念主义立场一致，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性的：国际结构最关键的部分是文化，它包括规范、制度、（集体）认同和共有知识（Adler 1991；2005；Wendt 1992；1999，第三章；另见Adler and Barnett 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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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定义结构时，沃尔兹和温特分别处于从物质主义到观念主义的两个极端，基欧汉和奈则占据了某种中间的立场。不管怎样，关于（国际政治）结构到底是什么，鲜有共识。这并不令人奇怪。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结构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概念”［对此批判性的评估，参见Porpora 1989（1998）；Ló pe z an d S co t t 2000；Wi g h t 2006，e s p.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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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看，即使就结构取得了共识，我们也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国际政治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这纯粹是因为，结构只是国际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其全部：系统与结构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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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兹在本质上认为系统理论和结构理论可相互替换，因此隐含地混淆了结构和系统。[7]用他的话说，“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国际政治的系统性画面，它根据单元的排列方式来描绘组成单元……当大国的数量发生变化时，结构，因而系统也就发生变化……系统理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在于解释，作为一种约束性和推动性力量，一个领域的组织（方式）是怎样作用于系统内互动的单元的。”（Waltz 1988，618；另见Waltz 1979，第五章）显然，对沃尔兹（Waltz 1979，100~101）而言，系统中首要的层面就是它的结构（即一个领域的组织方式），而且只有结构变化才能算作系统变化。沃尔兹声称，他的结构理论就是一个系统理论，而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对此表示认同（例如，Schweller 1996；Mearsheimer 2001）。也许只有布赞（Buzan et al.1993，第二章）、斯皮尔塔斯（Spirtas 1996，292）和杰维斯（Jervis 1997，107~110，参见同上124）明确地指出，沃尔兹的理论更多地关乎结构，而非系统。实际上，很多沃尔兹的非现实主义批评者也都混淆了结构和系统（例如，Hollis and Smith 1991，esp. 110~118；Wendt 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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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构等同于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结构只在系统中存在且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关键面向，但结构加上单元仍然不是系统：与沃尔兹（Waltz 1979，79）的观点相反，系统远远超出结构和单元的范畴。作为一个系统，人类社会至少由三部分组成：行为体、社会结构和物质环境（首要的是时间和空间）。更重要的是，不仅单元彼此间互动，而且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也在相互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加在一起或只承认它们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些相互作用产生的特征是难以理解的。[8]因此，只有系统理论才能充分理解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无论多么精致，任何结构理论都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仅凭结构解释不了什么：这样一来，一个纯结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Powel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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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结构理论只是要说明什么是结构，以及结构怎样塑造了特定的社会结果。因此，沃尔兹的理论强调无政府状态（一个常量）和极性（结构的另一个面向）如何塑造着单元的行为（例如，制衡），以及单元间的互动可能导致的结果（例如，事实上的均势）只是一个结构理论，但从任何标准来看都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系统理论。尽管沃尔兹正确地指出，“只有在传统现实主义单元层次的解释上加入结构的影响，才能够理解国际政治”，但他却错误地宣称，“如果一种方法考虑到了单元层次和结构层次的原因，那么它就能解释系统中发生的变化与延续”（Waltz 1988，617~618）。恰恰相反，这样一种理论不可能充分理解系统中的“变化与延续”（Lebow 2007，418~421），因为系统不仅仅是单元和结构。就像在他之前的其他结构主义理论家（例如，Parsons）一样，沃尔兹过分夸大了结构理论的解释力（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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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理论当然承认，在现实中单元与结构不可分割，而且也考虑到单元层次与结构层次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Waltz 1988，617~618；另见Buzan et al. 1993；Powell 1994，321~324；Wendt 1999）。然而，一个系统理论绝不仅仅是通过“结构化”（参见Giddens 1979；1984；Buzan et al. 1993）、“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参见Archer 1995）或者互动/建构（参见Wendt 1999）把单元和结构结合起来，其内容要丰富得多。系统理论涵盖了结构以及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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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一个系统理论必须解释系统内（结构只是其中一个系统性特征）的单元是怎样互动的、单元与系统的其他部分是怎样相互作用的，以及这些互动又如何共同推动了系统的变化。因此，当沿着社会系统范式（Tang 2011b；另见Jervis 1997，特别是第三章）的路径被正确地建构时，系统理论要比结构理论所能够企及的还要复杂且强有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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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系统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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