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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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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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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个人的苦恼或满足对快感的秘密需求，即便这两种需要也很迫切。他们同样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这也是瘾品很快从无趣的医疗范围向外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近东地区的咖啡馆供给男人们一个外出的最佳借口，让他们在明显缺乏男性宴饮同乐习俗的社会里，有机会和其他男人往来。16世纪的神职人员会反对喝咖啡，不是因为咖啡会引起咖啡兴奋症（marqaha），而是因为疑心咖啡馆是招引男性聚集做坏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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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在欧洲也曾经发挥类似的解放作用，中产阶级渐渐兴起之际，咖啡馆成为供人们闲聊、交换意见、谈论政治、评论艺术的场所。意见的隔阂与社会阶级的界限在咖啡馆里都可以打破，性别的界限却是难以逾越的：17~18世纪的咖啡馆里几乎看不见女性顾客。德国倒有“咖啡集会”（Kaffeekränzchen），这是妇女们自组的聊天活动，集会中可以讨论时事和时尚，这却引来古板人士的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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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和鸦片虽然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无甚贡献，却仍是男性群集休闲之中的要角，和抽烟斗、雪茄相似，香烟更是随时随地的便利交际的工具。在中国，男人们标准的打招呼方式是说：“抽烟吗？”同时一手递过香烟包来。敬烟和请人上酒馆或喝咖啡一样，会增加接触瘾品的机会、增加消费量，终至增加上瘾的人口。折中主义的医生兼药学专家约翰·尤里·劳埃德（John Uri Lloyd）也广泛研究瘾品的历史，他认为，导致“放荡行为”的往往不是瘾品本身，而是借瘾品交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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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香烟非常彻底地融入20世纪的群居生活，有人会把香烟描述成人的替身。一位在丈夫离家时抽香烟的女士说：“我觉得它就像是个伙伴。”一位打猎时独自在树林里抽香烟的男士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有人陪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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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中叶，尼古丁气味成为浪漫的气息，抽烟也成为男女欢爱行为的一个附件，酒精依然如此，自古就是性爱的助兴物。“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卡罗琳·纳普（Caroline Knapp）做过这样的概括，她在酗酒期间打定主意不和喝酒有节制的男人约会。不过，酒精对做爱前戏比较有用，对最终成其好事却未必有益。莎翁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的守门人对麦克德夫（Macduff）说得好：“它会激起欲望，却教你表现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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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男人用药助兴是为了把高潮的时间延后，过早射精在许多文化之中都是令男性觉得丢脸受挫的毛病。1563年间，葡萄牙属地果阿的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医生加西亚·奥尔塔（Garcīa d’Orta）——死后被宗教法庭判为暗中信奉犹太教——发表了一部有关印度出产药物的著作，其中包括将大麻、曼陀罗花、鸦片当作致幻剂与催情剂使用的论述。鸦片乃是“到处都有大量需求的商品”，人们买来收藏着，小量地食用以排解平常的不适，但也常有人在行房之前服用它。（呼应皮雷斯所说的“激起淫荡心”。）奥尔塔认为这种做法令人费解，因为所有专家都证明经常服用会导致阳痿，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明白事理？“这不是很体面的话题，更何况我们是以葡萄牙文讨论它。”他这么表示之后，又接着用迂回的文辞细谈同步性高潮，“这时候服鸦片就有帮助。它……可辅助较从容地完成性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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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和可卡因也曾被用来制造这种延缓效果。瑞典人称为“性动力”的安非他明也曾被用于达成同样目的（瑞典俚语中描述瘾品的词十分丰富多彩），有些抗忧郁药也曾经误打误撞成了催情药。一位医生开了氯米帕明（clomipramine）给忧郁症病人服用之后写道：“附带提一下，他的夫人——一位高大的影星型女子——希望他继续服药，因为他维持勃起的时间比从前久得多了。”这又是一个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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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易上瘾的致幻瘾品也经常被当作催情剂。利里曾经叱骂不服用迷幻药的人说：“拿你平时做爱的情形和服了LSD以后相比，不管你以为你那样做的快感多么销魂，都像是和百货公司橱窗里的假人做爱……在细心安排的情爱LSD体验过程中，女性能有好几百次的高潮。”古代和现代文化中普遍当作催情药使用的大麻，效用比这个温和得多，但爱用者是一样踊跃的。大麻能解除抑制、增强敏感度，还能扭曲时间感，使高潮显得更持久——这种效用可能因服食者的期望而加强。1980至1981年间，乔治·盖伊医生[George Gay，在海特·阿什伯里免费诊所（Haight-Ashbury Free Medical Clinic）工作]与同事做了一项独特的研究，对象是120名酷嗜瘾品与热衷性爱的人。研究者与这些人一一对谈，要他们说出各自的偏好有哪些。那是旧金山尚未爆发艾滋病的年代，这些人所说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经验老到的人选出能增进性交快感的瘾品冠军是大麻，领先MDA（此为男同性恋普遍使用的）、可卡因、LSD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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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也能增强享用食物与音乐时的快感。曾有一名21岁的学生说：“男生爱女生，性最妙。吸了大麻‘嗨’（high，亢奋）起来，什么都最妙。”大麻这么全面的快感促进功能，不是每一种瘾品都具备的，但是别的瘾品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加乘搭档：葡萄酒配饭菜、咖啡配甜点、喝啤酒配掷飞镖。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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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广告会刻意宣传瘾品——合法售卖的瘾品——的这类功能，但增进某种快感的功能并不是广告率先说的，也不是广告里一定会说到的，比广告更古老、更有效的是口耳相传：酒馆里的私语、墙角撒尿处的涂鸦，都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在偏离正轨的享乐亚文化之中，瘾品有助取乐的信息传得更快。例如，海洛因可延长性交的说法，最初是在美国东北部各都市中常逛红灯区的年轻男性之间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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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第一次试用瘾品就会爱上它。吉姆·卡罗尔（Jim Carroll）在《篮球日记》（The Basket Diary）之中说：“什么也比不上那第一次的快感。那就像10次的性高潮。”但是，比较常见的初试反应是不喜欢或恶心不适。有时候恶心之中也夹杂着快感，有时候则没有。对于苦味、辛辣的烟，有作呕感都是人体自然的抗拒，也是瘾品畅销上的最大障碍。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只试吸了一次烟草就戒烟了，许多尝试瘾品的人也和她一样，只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他们都遵守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对毒性生物碱警觉避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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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吃了苦头后不会立刻学乖。这种人会一试再试，主要是因为同伴的鼓动和压力：没关系，每个人第一次都会恶心，下一次你就会知道其中妙处了，要是你老不开窍，可就太逊了。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工人若是竟然不会喝酒，就会被伙伴们讥笑为“krasnaia devista”（红丫头）、“mokraia kuritsa”（软脚母鸡）、“baba”（乡下女人）——全是阴性名词。真正的男人要会喝酒，也要会抽烟。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在回忆录里写到爱尔兰少年时代的同伴们：“他们不信我不会抽烟。他们以为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好，要不然就是我有肺病。不会抽烟的人哪儿能交上女朋友？”和他同时期的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 ）也有同感：“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不会抽烟的高中学生会到处碰壁。”他初次抽烟虽然感觉不好，却强忍着难受继续抽，此后一直抽了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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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与恋情（本图中是“不当的”恋情）是绘画与文学中时常并列出现的主题。其实酒类只在求爱的初期很有用，而且只限于适度地饮用。但是，什么时候该停止是很难拿捏的，因为喝下肚的酒不断被吸收，喝完最后一杯之后血液的酒精浓度仍继续上升。如果要在上床前再来一杯，实在是不智之举。本图取自西奥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所著的《贵族浮雕……》（Emblemata Nobilitati…,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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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170324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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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社会问题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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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瘾品往往要分占既有的瘾品市场。例如，17世纪的金酒竞争，18世纪的咖啡因饮品问世，都曾使荷兰的酿酒业者承受很长的衰退期。在拉丁美洲，大麻被作为使人陶醉的便宜方法传入之后，烈酒也曾进入辛苦的竞争期。在尼日利亚，廉价金酒一旦上市，就取代了价格昂贵的传统待客品可乐果。香烟出现以后更是在烟草市场上一枝独秀。以1900年的美国吸烟者计算，平均每吸两支雪茄才吸一支香烟；到了1949年，香烟与雪茄的比例变成65∶1。1899年上市畅销的阿司匹林是鸦片类药剂的安全替代品，在1914年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最普遍的镇痛剂之一，医生用药导致的吗啡上瘾也因而减少了。在此同期，奴佛卡因（novocaine）与其他药物合成的麻醉药，几乎完全接收了危险性较高的可卡因原来占有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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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市场并不是论较输赢、你死我活的赌局。新出现的瘾品添加到既有的瘾品之中而加强其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了可乐类饮料以后，喝私酿酒的人可以用它加味，嚼食卡特的人可以用它解酒。镇静剂和巴比妥酸盐可以加强酒精的作用，尼古丁可以加强大麻和卡特的效果。注射海洛因若是加上可卡因，刺激性更强，瑞士人称之为“鸡尾酒”，美国人叫它“快速球”（speedball）。酒精本来是多功能的医药用品，加上新研发的合成物质，又成了新药，在掺有麻醉剂的成药与萜海洛因（Terp-Heroin，呼吸系统的抗痉挛剂）之类的医生处方药之中都少不了。制药公司发现，减肥药和其他安非他明类产品加入巴比妥酸盐，作用可以增强；服了添加巴比妥酸盐的产品会觉得心情更愉快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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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类和大麻烟很适合互相搭配。凡是已经盛行吸烟与吸大麻的文化之中，都有人将两者合用，在摩洛哥叫作“kif”（昏倦），在牙买加叫作“spliffs”（大麻烟卷），在美国是“blunts”（钝器）。烟草产品是大麻走上发达之路的大门，如果没有香烟革命在先，美国的大麻烟文化情结不会兴起那么快、传播那么广。反主流文化的老生常谈虽然说大麻烟是烈酒的良性替代品，酒瘾大的人却很可能兼有大麻瘾。总之，抽香烟与饮酒已经使大麻烟和其他瘾品的需求增加了，并没有使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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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品常可用于抵消其他瘾品的作用。巴比妥酸盐类和古柯酒都可以减轻鸦片类药剂的断药症状。镇静剂、鸦片类药剂、烈酒都可以缓和可卡因的药力。咖啡豆和可乐果都可以用来解酒。吗啡和海洛因亦然：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许多鸦片类药剂的上瘾者起初是为了消除宿醉而开始使用。无酒精饮料的销售者也会把其产品当作良性的另类选择来促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有这样的广告：“宿醉难消吗？来喝可口可乐。”日本三井制药厂推出的“康复”是一种含咖啡因和维生素的口服液，目标瞄准的也是清酒灌多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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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出乎预期的效果，这些效果产生的损失与利润都不是瘾品本身包含的。瘾品的伤害性所引发的外部性向来很多，例如意外事故、中毒致死等等。因此瘾品在19~20世纪受到的管制越来越严。然而，精神刺激革命也制造了许多带来利益的外在事物。各种瘾品问世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精致烟斗、镶宝石的鼻烟盒、细瓷茶杯、艺术茶匙、大麻烟枪、加味卷烟纸等不胜枚举的相关产品。[美国禁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只按香烟纸销售量来估算国内的大麻烟消耗量。]瘾品的确能引发人们的巧思，以往卖荔枝干和煤炭球的人曾经生意兴隆，因为荔枝干可以用来揉鸦片团，炭球便利点燃鸦片烟枪。1876年间，单是伦敦这一个都市，就有30家制造并进口海泡石烟斗的商店。在君士坦丁堡，贵妇名媛们流行佩戴遮掩袖珍型皮下注射器的珠宝。100年后的美国瘾品爱好者喜欢戴安眠酮（Quaalude）药片形状的金坠子和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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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往往以“问题导致获利”的形态出现，例如瘾品滥用引来的问题可以转变成为提供治疗的业者获利的机会。在20世纪30年代，“消化汽水”（Bromo-Seltzer，含溴化钾、乙酰苯胺、咖啡因、柠檬酸，无须医生处方即可买到）的销售者发现，买主大多数是想要消除宿醉的低收入男性，因而立刻收回广告，改用星期天的报纸漫画版来促销，因为星期天是“消化汽水使用量最多的日子”。营销“碱性汽水”（Alka-Seltzer）的对手商家不甘示弱，也针对又抽烟又爱过量喝酒的男性设计了漫画广告。止咳含片的广告印在纸板火柴包装上：“使你喉咙舒爽，口气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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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收获最大的是调理瘾品滥用后果与帮助正在努力戒除者的医疗系统，后者在美国的获利之大尤其居全世界之冠。19世纪晚期开始成形的疗养业，只是五花八门的邮购疗方和一些私人开设的疗养院（上流社会俚语称这种地方是“浸泡坊”），到20世纪晚期已经发展成为化学品依赖现象的庞大综合体。美国1992年治疗酒精及其他瘾品滥用的花费已经超过60亿美元，另外还有30亿美元耗费在预防、人员训练、研究、保险事务各方面。20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在药物滥用管理部纽约州分处（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工作的人士，他在研究曾经有过药物成瘾的案例。我对他讲起我要撰写美国市井阶层的麻醉药物服用历史，并且要从记录年长的美沙酮病人案例着手，他说我的计划很好，不过有一点很可惜，因为我漏掉了真正的主戏——药物成瘾治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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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产业商机之大，连他也始料未及。其实问题导致获利并不是瘾品发展中独特的现象，凡是利用人类本能冲动而起家的企业中都有。人类始祖的进化本来是为了适应脂肪和糖类都稀少的非洲大草原的生活。谁若是能在难得的可以大量摄取脂肪的时候饱餐一顿，才有可能在遇上饥荒时保住小命。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仍然保留种种此类本能冲动，即便在如今的快餐社会里，这种本能已经变成健康上的劣势，却还是容易被利用的弱点。自从哥伦布来到新大陆，新食品的汇集与口味发展都与瘾品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与新大陆的接触，现在也不会有巧克力糖、比萨酱、爆米花、炸薯条（美国境内的马铃薯每3个之中就有1个成了炸薯条）。到了1997年，美国食品加工业每年运到国外的薯条重达38.6万吨，麦当劳（每天喂饱美国7%的人口）在105个国家设立的分店达到1万家，单单日本境内就有2 000家。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从远在北极圈稍南的芬兰的罗凡尼米（Rovaniemi）一直到新西兰最南的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都可以买到（两地相距两万多公里）。同时期“肯德基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的生意也做到了埃及狮身人面像的脚下，而它在10年前——1987年——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的对面开设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