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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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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日常生活中的脱技能化与再技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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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知识是现代性条件下亲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五花八门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建议，而且也出现在大量的书籍、文章和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如何建立和搞好“关系”的技术信息中。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抽象体系“殖民化”了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生活世界”，并使个人的决定都要从属于专业化知识?事情并非如此。理由有两方面。一是现代制度并非只是简单地将它们自己嵌入进了“生活世界”，残存在后者中的遗产基本上还是依然故我。日常生活性质的变化也以辩证的相互作用形式影响着脱域机制。第二个原因是，在与抽象体系经常性地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非专业人士作为行动主体不断地再使用着专业技术知识。在现存的极其复杂的知识体系的无数门类中，就是否掌握了全面的专业化知识或是否具有正式文凭或专业证书而言，没有哪个人会成为专家；但是，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在不掌握建立在抽象体系之上的某些初步的基本原理的情况下，就可以与抽象体系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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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们通常认为，前现代时期许多事物都是神秘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神秘事物已经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隐退了，而且，世界如何“运作”的方式原则上也已经能够被详尽无疑地知晓了。但是，如果我们把非专业人士或是专家们的经验都看成是个人的经验，这对他们来说就都是不真实的。对我们所有这些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来说，事情还特别难以理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以前却并不是如此难解。在前现代环境中，借用由格尔茨的一个术语来说，个人曾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24]，是极为丰富和多样的，并且，这些知识与地方情境中的生活的种种要求相适应。但是，今天，当我们打开电灯时，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了解电力供应来自何方?或者，进而从技术意义上说，电究竟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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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地方性知识”再也不可能以它从前的形式出现，但知识的过滤和日常生活的技巧决不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生活在现代情境中的个人对所处的地方环境的了解也并不比生活在前现代文化中的人更少。现代社会生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而且有许多技术知识的“回滤”的过程：非专业人士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对技术知识加以再占有再使用，不断地将其运用于他们日常活动的过程之中。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专业知识和对它们的再使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受到了交汇口经验（以及其他因素）的强有力的影响。经济的因素可能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去学习修理自己汽车的引擎，给房屋的电力系统重新铺设电线，或者是修理渗漏的屋顶；一个人赋予某个特定的专家系统及相关的知名专家的信任程度究竟有多高，也会受其影响。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医疗、抚育孩子和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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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的个人来说，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对增加了控制日常生活环境的安全感。现代性在日常生活的辽阔领域中拓展了个人实现和安全的领域。但非专业人士（就存在着这些大量的专家系统而言，我们都是非专业人士）又不得不驾驭那头猛兽。现实是，我们中有许多人都确实感到，缺乏对身在其中的生活环境的某些方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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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理解隐私与卷入的模式是什么。按照拉希对这个术语的用法，“生存”不可能与我们的思想自始至终毫无关联，因为对尚不能确定的未来而言，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生存是一个真实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无意识的水平上，特别是在那些对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的人中，生存问题也许是作为存在性焦虑而存在的。对世界之连续性的基本信任必须被植于“世界将会继续”这个简单确信中，然而这却是某种我们不能完全肯定的东西。毕罗在他的长篇小说《赫佐格》中写道：“核恐惧的革命还给我们了一个形而上的维度。所有的实践活动都达到了顶点：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可能完蛋，文明、历史、自然。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克尔可伽德先生的问题吧！”[25]“克尔可伽德（Kierkegaard）先生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躲避不存在的恐惧?不只是对个体的死亡，而且是对存在性虚空的恐惧?无论是由核战争还是由其他手段引起的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都阻碍着我们去相信下述假设：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命不可避免地比人类的任何个体的生命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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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知道，上述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只要存在威慑因素，就必然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因为，只有相关当事人原则上准备使用他们持有的武器时，威慑才有意义。不论其对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或者世界政治有多么“内行”，没有人能够说威慑因素是否“有效”，因为最多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战争。不论意识多么模糊，外行的非专业人士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内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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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风险环境，必然在实际的个人心里引起深层的焦虑，作为一种平衡，是“作为个人我实在无能为力”的感觉和心理上支撑着相信“无论如何风险肯定很小”。如我所说的，“一切依旧如常”是信任和本体性安全得以稳固的基本要素；而且，毫无疑问，就如其适用于信任关系的其他范围一样，这种心态也适用于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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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显的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甚至并不只是离我们相距甚远的偶发事件，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忽略它，尽管要在心理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样的风险，以及其他许多可能威胁到人们生命或者对人们有重要影响的其他风险，已经直接进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例如，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影响到成人和孩子的健康，一些有毒食品或影响到食品营养构成的东西，也已经不是什么杜撰的事情。同样，大规模的技术变迁（如再生技术）也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在许多情况下，浑然一体的风险和机会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对个人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信任特定的系统或体系，在什么情况下应中止这种信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例如，在据说所有种类的食品都含有这种或那种毒素的时候，在营养学家们关于什么样的饮食会“对你有益”的建议随着科学知识的飘动不定而变化不居的时候，一个人又怎么能做到“健康地”饮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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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风险，机会与危险，现代性的这些两极相互矛盾的性质渗进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影响着地方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嵌入过程。就大多数冲击着个人生活的抽象体系来说，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是可行的，但正是因为它的性质，这样一种态度不可能自始至终地在所有的活动场合中持续下去。铺天盖地而来的专业化信息，就如在同事、朋友和密友间一个接一个不断传播的消息一样，常常都是零碎不全和相互矛盾的。[26]在个人的层面，必须作出决定，必须制定政策。隐私，或避免竞争性的卷入，可能受到基本乐观的态度、悲观主义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的支持，也能够在许多方面服务于日常的“生存”目的。但是隐私也可以成为积极卷入的修饰，甚至对那些持有冷漠和犬儒态度的人那里，它也兼容。重复一遍，就现代性嵌入我们生活中的安全与危险的平衡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在许多情况下，现代性条件激发的是积极的行动而不是隐私，这既是由于现代性内在的反思性，也是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多极体系内，集体性组织获得了大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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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170324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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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 对后现代性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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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简要回顾一下本书开章时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展望一下本书的结尾部分。我曾经寻求提出对当今时代的一种解释，它对通常认为我们已进入了后现代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一般认为，关于后现代性的种种概念（它们大多源自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应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概念的组成部分。这里，我把后现代性概念同我的选择性立场相比较，后者我称之为激进现代性（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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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后现代性”概念和“激进现代性”概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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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伯格：《无归宿的意志》（Perter Berger，The Homeless Mind，New York：Random House，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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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Cambridge，Eng.：Polit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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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斯·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Max Horkheimer，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New York：Seabury，1974），），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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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劳德·费希尔：《住在朋友中间》（Claude Fisher，To Dwell Among Friends，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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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伯特·萨克：《消费者世界：作为情境的地点》，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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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可参阅阿兰·西尔弗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信任”》和《社会理论 中友谊：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个人关系》（Friendship in Social Theory：Personal Relations in Classic Liberalism），油印本（Dept.of Sociology，Columbia University）；格 拉汉姆· 阿兰：《友谊和亲属关系的社会学》（Graham Allan，A Sociology of Friendship and Kinship，London：Allen and Unwi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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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乌尔里奇·贝克：《人类学的震憾：切尔诺贝利与风险社会的轮廓》，载于 《伯克莱社会学杂志》（Ulrich Beck，“The Anthropological Shock：Chernobyl and the Contours of the Risk Society”，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年刊，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