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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五章 美国与安全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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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起有落。但是，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无论某些机构说些什么，美国一直都是，也将永远是一个信誉为3A级(1)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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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8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白宫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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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投射”（projection）的概念，用以描述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人们会下意识地拒绝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并将其归因于他人。“投射”可以减少人的焦虑与内疚，因为它可以在意识没有被察觉的情况下，表现出那些不为人所接受的冲动、欲望或行为。为此，那些被“投射”的对象，往往被妖魔化或因此而遭到惩罚。弗洛伊德将“投射”描述为一种原始的妄想症。[1]“投射”在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历史悠久，譬如，宗教、民族和国家都曾被妖魔化，究其原因，与其特征和行为的关系不大，主要与施虐者的心理需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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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猜测，美国国家安全共同体的许多成员，以及部分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忙于“投射”。比如，他们寻求证据试图说明中国的领导人寻求霸权，并断言他们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诉诸武力。要保持这种被妖魔化的形象——如同所有的刻板印象那样，需要彻底的谎言、选择性地使用论据，并将论据同化到现存的模式中。同样说明问题的是，这些人投射到中国身上的那些关键属性，可以说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有关投射的更多论据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霸权最坚定的倡导者，主张用武力来“维持”这一霸权，并对所谓的中国对国际主导权的追求进行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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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对中国更坦诚的评估认为，在军事干预和全球经济政策上，美国的表现比其亚洲的竞争对手显得更加傲慢。近年来，美国已入侵了远离其本土的多个国家，例如伊拉克。美国入侵伊拉克只是假托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其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冷战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在整个国家财富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且成比例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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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在第四章中证明，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最后借款人”。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重要发展项目的投资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它启动的双边贸易均未采取掠夺性的“资产剥离”手段——例如，解散企业，出售企业的主要资产，解雇剩余的员工；过去，美国企业家则因这些掠夺性手段而知名。与中国相比，美国愈发无视其管理作用，即放弃我们所说的“监管式的经济职能”。尽管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依然具有其重要性，美国却已不再担当“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如今，美国的借款额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不是借出如此巨额的资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滑之后，美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贡献已大不如前，其中多数援助是以提供武器的形式。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预算被削减，这削弱了美国国务院的“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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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官员与媒体反复地谴责中国涉嫌侵犯人权。然而，正是这些官员，曾经引介和支持，乃至在一些案例中继续支持在没有合法追索权的情形下，在关塔那摩湾拘禁所谓的恐怖分子，使用“水刑”及其他形式的酷刑，将嫌疑人引渡到那些仍在使用刑讯逼供手段的国家，并向一些全球最专制的政权提供军事及其他形式的援助。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国防开支的法案，其中包括明显违背美国宪法的规定，即可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地拘禁恐怖主义嫌疑人。奥巴马政府已经扩大了无人机的使用范围，并继续证明使用无人机杀死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合理性，即便这些无人机攻击所连带的损失很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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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9·11”事件之后，美国陷入了妄想狂的控制之中，这类似于冷战初期的情形。那些试图推动自身事业发展的美国政治家，试图传播其对内部和外部威胁的荒谬的、言过其实的估计。有时候，有些企图激发恐惧并从中牟取经济回报的人，会支持上述政治家的言论。至于其他的美国政治家，有的随大流，有的畏于在选举时会遭到惩罚，而不加以反对。不过，在美国政府、媒体、学术界和广大公众中，头脑冷静的人还是占多数。本章是写给这些人看的。我们会提供概念化的工具，用以反思美国在这个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这不仅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涵盖了美国与欧洲、太平洋地区同盟以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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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美国应意识到环境的改变，重塑美国在赞助方面的外交政策，以替代霸权。在这方面，我们选择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两个涉及多边行为体的案例，分别作为霸权与赞助战略的案例而加以比较分析，并回顾、比较这两次干预的经验教训。此外，围绕美国对墨西哥的单边外交政策，我们进行了反事实的分析，认为假如美国对墨西哥实施赞助政策，原本是可以成功地限制墨西哥毒品战争的负面影响的。在结论部分，我们简要地透过反事实的视角分析了另一个案例——朝鲜与防止核武器扩散并从这些案例中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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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家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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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四章，我们指出，必须在历史的情境下，才能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这同样适用于美国。通常，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精英在审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时，都遵循着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些传统不仅反映了1945年后美国卓然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也因这些优势而得到了强化。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将美国视为适于他国效仿的典型，而这种理念转而为美国的领导层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现实越来越不相符。尽管有人提出了“霸权重生”（hegemonic renewal）的乐观主张，但美国政府正在为了应对一个改变了很多的世界而处于一段艰难的时期。小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接受这样的主张。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并非唯一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美国的许多决策者与学者要把中国装扮成一个“哑剧中的反派角色”（pantomime villa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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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安全文化是基于三个人所共知的迷思，即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和“不可替代性”（indispensability）。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狭隘主义在支撑着这三个迷思，这令美国人既无视他国的成就和目标，也无视他国对美国、美国的领导人及其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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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60年前，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首先创造出“例外论”这一术语。[5]哈茨专注于美国独特的走向现代性的道路。他认为，美国人有洛克式自由主义共识，却缺乏任何社会主义传统，这是因为美国是“新生的”，由此避免了封建的冲突，而正是封建冲突激发了欧洲的革命运动。哈茨的这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被后世美国学者与决策者所采纳和利用，用以证明其主张的合法性，即美国是一座灯塔，为其他国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畅销书中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绘成“上天特别眷顾”的产物。[6]米德在最近的著述中对“美国衰退”的观念不屑一顾，将其视为“国际舆论界”的产物，并确信“美国将主持一个更大的理事会”。[7]米德这种洋洋自得的观点，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对其他国家的脆弱和失败很敏感，对本国的脆弱和失败却不敏感。当法国与德国反对美国干预伊拉克时，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则轻蔑地将疲惫的“老欧洲”与朝气蓬勃的“新美国”加以比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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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美国“例外论”的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被夸大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失败则被忽略，或者被胜利抹去了。例如，美国在整个美洲大陆的扩张，在战胜了西班牙并获得其殖民地之后，又在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果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胜了德国与意大利，发明并使用核武器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其后，布雷顿森林协定和马歇尔计划巩固了美国人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具有远见的自我意识。美国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超过了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带来的冲击。在几乎一代人之前，美国成功地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从而证明了美国回应珍珠港事件的决心。(2)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宣布“赢得”冷战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其后都加入了保守派阵营。尽管里根的“赢得冷战”的宣言可谓愚蠢透顶，现在却根植于美国的灵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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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国的失败，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朝鲜战争中的向北推进、入侵猪湾和越南战争，时间上更近一些的，例如，美国对黎巴嫩、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的失败，这些失败或被重新构想为“胜利”（朝鲜战争），或被视为无足轻重（入侵猪湾），或被视为将在长期取胜的战略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小布什政府的“鹰派”便称入侵伊拉克是“阿拉伯之春”的必要序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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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弥赛亚主义，认为美国涵盖了一套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应当被他国效法。主导国和帝国都有一种优越感。例如，英国人会谈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出于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于1899年写的一首诗，而他的本意是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提出告诫性的警告。读者却未能体会到这首诗的讽刺性，反而将其广泛解读为敦促爱国者为那些“欠发达”的民族带去文明、文化和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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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例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敦促美国成为一个帝国，其观点因而受到广泛宣扬，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霸权却从未以帝国的面目示人。[10]在弗格森为英国、美国的弥赛亚主义辩护的清单上，把弥撒亚主义与他所认为的自由的重要组成要素联系在一起，例如竞争、科学、民主、现代医学、消费主义，以及新教徒的工作伦理。[11]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也在著述中呼吁一个帝国化的美国。哈斯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力图遵循一系列的原则来规划世界，而这些原则不仅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国内的关系。美国的角色类似于19世纪的大不列颠”。在哈斯看来，美国乐于接受那些遵循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那些抗拒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应动用武力。[12]不过，哈斯对帝国的推崇，并未赢得小布什政府的支持，而他则在小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便卸任了。然而，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干预原则却反映出一个类似的、持续的、狂热的、弥赛亚主义的军事路径。自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以来，这一路径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要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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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第三个要素是指一种持久的信念，即美国在提供和平、秩序乃至民主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此，基于一系列的区域同盟与双边协议，美国领导人构建了一个安全架构。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开始，美国还试图构建一种效法美国价值观、机制和实践的经济秩序。据G.约翰·伊肯伯里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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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不只是在打一场冷战，还建立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含有多层级协定和伙伴关系的国际秩序，旨在开放市场，将民主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创建一个跨区域的安全共同体。美国提供安全，倡导双方商定的规则和制度，并领导对一个开放世界的经济管理。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则隶属于美国并支持美国，而美国所领导的秩序也得以扩大。这就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特征且由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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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终结与共产主义对手的消逝令许多人质疑延续这些传统同盟的实用性。当新的和不同的安全威胁出现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威胁——美国的决策者重申了这些传统同盟的重要性，即作为适宜的平台来扩大合作。现在，要将美国的同盟扩展至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并将其纳入北约。扩展同盟背后的依据依然未变，即美国是与全球混乱和失序作斗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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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促进了美国的军事化。当小布什政府对“9·11”恐怖袭击作出回应时，美国的军事化更为凸显。正是这些恐怖分子的攻击给小布什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依据，据此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其后在巴基斯坦和也门的受限更多的军事行动。大多数欧洲国家青睐的替代方案则是将恐怖主义视为一种刑事犯罪，并对犯罪者采取有限的、经过严格标准化的应对措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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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美国已习惯性地回避“正式的帝国”（formal empire）的说法，但是它依然具有帝国的狭隘性。冷战期间，本书的作者之一——理查德·内德·勒博，曾作为常驻学者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中央情报局花费巨额资金与数百名分析家致力于收集、分析关于苏联战略和常规军事能力的情报。相比之下，至多只有几位分析家用部分时间来分析苏联的民族问题，以及相对较少的分析家从事理解其政治文化的工作。美国情报机构的绝大多数注意力集中于对手（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军事能力与意图。中央情报局明显缺乏了解阿拉伯世界的人才——更不用说那些能讲阿拉伯语的人了——尽管美国增强了反恐能力，并在“9·11”事件后显著地增加了预算。[17]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政府已经增加了对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就像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增加对苏联和东欧的研究资助一样。但是，美国国会却削减了美国《高等教育法》第六款（Title VI）与“富布赖特—海斯项目”（Fulbright-Hays Programs）的预算(3)，它们可是美国语言培训及教师、学生交流项目的基础。[18]现在，如果美国人要学习一门外语，很可能就是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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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从事情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无需为了国家安全或全球商务而学习一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外语，例如阿拉伯语、汉语或乌尔都语。对他们来说，学习外国语言是一件麻烦事。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以阿拉伯语或乌尔都语为母语的人，但是他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获得在美国从事敏感工作的安全许可，这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出台了严格的筛选规则，而奥巴马政府则予以保留。因此，很多有能力从事情报工作的候选人无法获得安全许可，或者在申请过程中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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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主义远远超出了语言学习的领域。美国在对外战争中缺乏口译译员或者了解当地情况的人，甚至缺乏合适的地图这样的基本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贬低了文化作为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许多理论家认为，外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知识或语言都是不必学习的，因为“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就像“我们”一样，或者说，只要“他们”有机会或者能获得相应的好处，“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行事。于是，这些理论家强调，所谓的结构性因素才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并将决策者描绘为“理性人”——理性人会以可预计的方式，对机遇与制约因素作出回应。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曾对他的学生们说，他们不需要离开俄亥俄州就能理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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