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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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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42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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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这句挖苦话并非全无道理。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说来奇怪，不管是伤害者或被伤害者、犯罪的人或被侵犯的人，同样可以在群众运动中找到一个逃避他们污染了的人生的出口。看来，悔恨与悲愤都可以驱使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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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有时看起来简直是为罪犯的需要量身订造：它们不只可以「净化」罪犯的灵魂，还可以让他发挥性向与能力。群众运动的宣传手法是唤起信徒一种悔罪罪犯般的情绪与心灵状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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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将会说明，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乃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向心力与活力之所系，然而，自我牺牲本身就是一种悔罪般的行为，因为要是没有深切的罪恶感，一个人根本不会有悔罪的念头。所以，群众运动的策略，是要把一种病传染给人，然后又把自己说成治病的药方。一位美国牧师就感叹说：「我们美国神职人员的工作有够难：向一群大都没有真正罪恶感的人传扬救世主的福音。」[2]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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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群众运动都对罪犯宽大为怀，而且对他们热烈招手。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发起人圣伯尔纳呼吁人们加入十字军时这样说：「这是一个绝好而无价的得救机会，全能的上帝俯允无知者杀人者、抢夺者、淫乱者、伪证者和犯有各种罪行的人为他服务。」[4]革命时期的俄国尽管对异端——意识形态上有偏差的人——绝不容情，但对一般罪犯同样宽大为怀。有一点大概是真理：与尊重生命财产的人相比，罪犯在拥抱一件神圣伟业之后会更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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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运动的替代品。在舆论和法律并不十分严厉而贫穷并非绝对的地方，不满现状的人和畸零人往往会以犯罪宣泄压力。前面亦指出过，在群众运动兴盛的地方，犯罪率会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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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犹太教典籍《塔木德》（Talmud）里也有类似的话：「忏悔者站立的地方，全然正直的人不配站。」（转引自 Joseph Klausner, Jesus of Nazareth, p.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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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letter in life, Dec. 23, 1946, written by R. S. Ald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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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第45节论俄国人的自我批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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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by Brooks Adams,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43),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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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三部分 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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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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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因之，每一种促成团结的工具也是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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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43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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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的活力系于信徒的团结一致、勇于自我牺牲。当我们把一个群众运动的成就归功于它的信仰、主义、宣传、领导或冷酷无情时，我们触及的只是它们赖以促成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除非我们能认识到它们孜孜以求的，是培养和巩固团结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就难以了解群众运动的本质。如能知道培养这种精神的过程，我们就能掌握群众运动的特性与策略的内在逻辑。除少数例外[1]，任何群体或组织要是试图建立紧密一体性的群体或组织，一般都会展现出一个群众运动的特点（包括高尚与卑下的方面）。反之，在承平时期，一个民主国家是自由个人间的制度性联结。然而，一旦碰到危机，当这个国家的生存备受威胁，它就会想办法加强团结，鼓励人民准备好自我牺牲；这些时候，它几乎总会表现出若干程度群众运动的性格。宗教和革命组织也是同样情形：它们能否发展为群众运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义或纲领，而是它们把多少心思花在创造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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