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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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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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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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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海捏说过，基督宗教的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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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2]1932年，有一个日本使团造访柏林，研究纳粹运动。当福格特（F. A. Voigt）问其中一个成员对纳粹运动有何观感时，对方回答说：「真是了不起。但愿我们在日本也能有类似的运动，只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日本并没有犹太人。」[3]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显然就是个中高手；他们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选定民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敌人。由此看来，不管西方释出多大的善意和作出多大的退让，克里姆林宫都不会减低其中伤西方的分贝和言语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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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魔鬼」日本所激起的民族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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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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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如果大家有一个共同仇恨的对象，哪怕是敌人之间，也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因而减弱抵抗的决心。希特勒煽动反犹太主义，不只是为了团结德国人，也是为了销蚀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最后甚至包括法国人）对抗他的决心，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也是恨犹太人的。希特勒对反共主义也作了类似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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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一个理想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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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最理想的神应该只有一个，最理想的魔鬼也应该只有一个。希特勒让我们见识到，一个精明领袖的天分之一是懂得把所有的恨意集中在单一敌人身上，使得「即使是彼此差距很大的敌对阵营，看起来也是属于同一个范畴」[4]。当希特勒选定犹太人当魔鬼以后，就把德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的人都说成是犹太人，不然就是为犹太人卖命的人。「英国的背后站着犹太人，法国和美国的背后也是如此。」[5]斯大林选魔鬼的时候，奉行的也是一神教的原则。他从前挑选的魔鬼是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则是美国的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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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如最理想的神应该是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最理想的魔鬼也是如此。当希特勒被问到他会不会太夸大犹太人的重要性时，他回答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作为敌人，犹太人的可怕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6]不管一个群众运动内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会被说成是这个魔鬼搞的鬼，而每一趟胜利，都会被说成是对魔鬼阴谋的粉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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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理想的魔鬼还应该是个外国人。为了让国内的敌人够资格当魔鬼，必须把他说成有外国血统。希特勒要给德国犹太人贴上外国人标签当然一点不难。俄国革命的煽动者强调俄国贵族具有外国血统（瓦兰吉人、鞑靼人和西方人的血统）。[8]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被认为是「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后裔，而法国平民则是文明的高卢人和罗马人的后裔」[9]。在清教徒革命时期，王党「被贴上『诺曼人』的标签，被说成是一群外国侵略者的后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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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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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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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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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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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合理悲愤的情况下，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我们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11]悲愤与恨意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直接这一点，还可以从一个事实反映出来：我们释放出的恨意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情况往往是，被一个人伤害之后，我们会恨的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例如，遭斯大林秘密警察欺压的俄国人轻易就被煽动去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因为《凡尔赛和约》心生不满的德国人把气出在犹太人身上；南非的祖鲁人（Zulus）不找压迫他们的布尔人算账，却去屠杀印度人；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饱受特权阶级的气，却拿黑人来当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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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可以让人产生「想象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奸犯科的激情，因为他对于那谴责他和让他认识自己缺点的真理，心怀切齿痛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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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恨意源于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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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意源于自卑多过源于合理悲愤这一点，也可以从仇恨与罪疚意识的密切关系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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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我们自己痛恨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大概莫过于去伤害他。这是因为，别人对我们有合理的悲愤，要比我们对他有合理的悲愤，更能引发我们对他的恨意。在我们揭发别人过错使对方羞愧时，他更可能的反应并不是变得谦卑和柔顺，而是变得咄咄逼人和火气十足。死不认错是一种响亮的噪音，可以把我们罪恶感的发声给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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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种厚颜无耻的言行后面，在每一种死不认错的表现背后，都存在着罪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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