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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70325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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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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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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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达地区，双耕对土地控制、收入、社会关系的巨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地方机构的特征中表现出来。在塞达卡，双耕影响地方机构的这种进程可以清楚地在农会的简史中得以反映。农会在1967年根据法律成立，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当地农民的水稻生产提供推广和信贷便利。虽然农会也许从未实现它的最初的承诺，但它很好地发挥了其他的功能。农会在邻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有一个分支机构，这个机构理论上应该覆盖20多个村庄和1800多户家庭。然而，只有600个家庭曾经成为农会的会员。由于认为入会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小，大部分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没有参加农会。而当地的反对党（伊斯兰教党）成员，包括许多富户，也没有参加农会，因为他们认为，农会是被由代表执政党利益的国家所控制的，这一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凯帕拉·巴斯塔镇的农会分支机构，就像农会在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一样，实际上已经成为隶属于执政党巫统的富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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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提到农会的时候，他们称其为“穆达农业发展局”，这既不是指农会本身，也不是说农会中被选举出来的领导阶层，而是指一个指导农会活动的政府机构。不管是在农民的眼里还是在实践中，穆达农业发展局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生产所需的贷款和化肥。根据耕种面积的大小，农会确定给农会成员资助的数额，这包括拖拉机的花费（在1979年，1里郎土地两个来回的费用是30马元）和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肥料。[208]1978年灌溉季颗粒无收时，农民生计更为艰难，因此，穆达农业发展局也承担了对一个大型的干旱救济项目的监管，这一项目给那些清理排水沟和灌溉水渠的劳工们提供了相当慷慨的报酬。穆达农业发展局也为养鱼养牛这些风险行为提供贷款，偶尔也公费组织到苏门答腊、新加坡这些遥远的地方去进行“学习旅游”（study tours）。由此可见，与其说穆达农业发展局是自治的农民协会，不如说它是向其成员分发贷款和支援物资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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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这些资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表4.10所列的18位农会成员（16户家庭）。在村里这些家庭在若干方面都是比较出众的。除了两个家庭外，其他都属于塞达卡村里相对较富的那一半家庭。有12户属于村中最富有的20户。这18位农会成员平均耕种了8.3里郎的土地，远在塞达卡村的人均耕种面积之上；这18个人耕种的土地总面积为139.5里郎，整整占了全村稻米耕种面积的43%。从政治上来说，塞达卡的18名农会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是执政党地方支部的成员。[209]实际上，在全村最富的20户家庭中的支持执政党巫统的那些家庭，除了3户，其他都曾经加入过农会。[210]而全村最富的那20户家庭中的7个伊斯兰教党家庭都没有参加农会。[21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会的成员几乎都是那些隶属于执政党的富有的农户。这种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四位选举出的农会地方小组的领导人——达乌德（#70的儿子）、巴塞尔（#64）、阿明（#72）和法齐勒（#42）——恰恰是实际上控制着村庄政治的那个小集团的成员。而对塞达卡的穷人来说，无论他们归属于哪个政党，他们几乎都不会参加农会，只有两个人敢冒这个风险。[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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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塞达卡村农会会员的基本情况（在农会的股份、申请贷款的土地数、实际耕种面积、政治归属和收入排名，197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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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这些人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是巫统塞达卡支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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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哈吉·加法尔的两个儿子，因此这是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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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农会的控制，少数精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在农耕和生产的借贷问题上，这种暴利是明目张胆的。除了4个人，农会成员申请贷款时申报的土地数量都远远大于他们实际耕种的亩数（见表4.10）。这样，农会会员能以优惠的利率获得一笔额外的款项，还能购买到额外的化肥并将这些化肥转卖给非会员，以从中获利。[213]当这些微小但是系统性地骗取贷款行为在凯帕拉·巴斯塔镇发生时，穆达农业发展局的雇员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些雇员在登记这些浮夸的土地亩数时的共谋表明，他们试图维持目前的成员人数，避免同执政党的乡村领导发生对抗。因此，村长的儿子（#70）达乌德登记了30里郎的土地，得到了900马元的现金，而他实际上只有资格注册7里郎的土地，只能贷款210马元；小商店老板巴塞尔（#64）是塞达卡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尽管他只耕种了7里郎的土地，但是，他却贷到20里郎土地的款项，这样，巴塞尔就以优惠的利率得到了自己的运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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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依据最宽容的定义，这种生产信贷才可以被称为“贷款”。到1979年6月，塞达卡的18位农会会员中有6位会员就简单地靠不还贷款把“贷款”完全变成了“拨款”（表4.10中“不合格”的人）。还有至少4个人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拖欠贷款，不再偿还定期的应付款。在1979年中期剩下的12位还贷记录尚可的会员中，至少有2人——巴塞尔（#64）和加尼·勒拜·玛（#54）——在下一种植季未能还贷，也就不再具备继续贷款的资格。巴塞尔欠了农会将近2000马元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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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当地农会分支机构的农业官员估计，不到一半的会员仍然有资格获得贷款。尽管在1978年那场甚至打击了一些富户的旱灾之后，农会放松了还贷的时间安排，但是，拖欠贷款的不良行为还是增加了。拖欠还贷的原因跟会员的还贷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总体而言，农会成员大多来自富裕的阶层，他们很容易从华裔商店老板那里借到周转资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成员自己充足的积蓄就足够支付他们的生产费用。因此，跟完全占有2000马元的吸引力相比，无法继续从穆达农业发展局贷款的制裁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基于来自经验的政治智慧，这些富裕的农会成员知道，他们不会被起诉，因此他们无忧无虑地忽略了定期收到的催促还贷的通知。如同这位地方农业官员所作的哀叹：“因为政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法院就会敦促还款，而政党需要人民的选票。”[214]这种逻辑虽无瑕疵，不过并不是完整的。强行收债并不会疏远巫统的普通成员，却会疏远构成了乡村领导班子的大农户。[215]草率地追债可能会给农会本身带来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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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的党派特征和阶级特征从来都没有受到严厉的质疑。从一开始，农会就是由隶属于执政党的大农户和地主控制并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公认的事实本身只是对村庄政治和阶级关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刺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小群寡头可以享受特权从农会那里获得信贷。不过，在1978年中期农会介入抗旱项目管理的过程中，穆达农业发展局和农会的党派特征越来越鲜明起来。对许多种田人来说，这次旱灾是一次好运；旱灾发生时正值1978年的大选，所以，执政党通过救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穆达农业发展局的办公室遍布稻产区，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同时，它又跟巫统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看起来，穆达农业发展局是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分配救济品的合理发放渠道。发放的结果便带上了穆达农业发展局的政治和阶级特征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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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救济被设计成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公共建设事务。实际上，跟劳动的密集程度相比，薪资的强度更可观。清理两天水渠，许多村民可以得到80马元的收入，而在当地，一天的工作收入通常不超过10马元。在塞达卡，农会工作人员在招工之前开展了一项入户调查，主要了解各个家庭的规模、收入和耕种的土地数，由此可见，招工时是否合格是由家庭需求决定的。实际上，负责招工以及指导救济工作的是由农会小组（ketua yunit）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在塞达卡，这个人就是来自邻村双溪通港的玛·塔明，他是一位巫统的坚定拥护者。当救济工程开始以后，附近的穆达农业发展局办公室被一大堆抱怨给包围了，因为需要工作的人的政治派系显然在获得工作机会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支持伊斯兰教党的贫困村民如果能去工作一次，那已经是很幸运了；但同巫统有关系的贫困村民平均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216]抱怨并不仅仅来自伊斯兰教党的成员；一些支持巫统的小农户发现，跟他们同属一个政党的那些富有的成员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来赚这不费力的钱。哈吉·沙利姆是一个有40里郎土地的富有的地主，他住在塞达卡村外，拥有卡车、拖拉机；他的两个儿子都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同样，村中最富有的巫统成员勒拜·彭德克（#73）的儿子，也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而勒拜·彭德克的一个兄弟则获得了为农会搭建养鸡场的合同，勒拜·彭德克的兄弟从这个抗灾项目中得到的纯收入在500马元以上。而许多申请工作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往往被告知，已经没有申请表了。为了抢夺工作机会，指责不仅多而且传得快：许多工作队的头目都被指责编造工人的名字从中渔利，或者被指责敲诈勒索那些已经被雇用的人，或者被指责照顾亲属和同党。村民声称，在抗旱灾的项目中，农会小组的头头们每人从干旱救济工程中渔利了2千到3千元。这种由于抗旱项目被操控所产生的怨恨使得玛·塔明在几个月后竞选连任时遭遇了惨败，他被跟自己同党派的农会成员给选了下去。巴塞尔的弟弟住在村子附近，并在政府中担任情报官员，他声称，干旱救济项目管理中出现的丑闻，直接导致了贫困的巫统成员在随后的大选中在许多选区的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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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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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提及农会的成员，其实就是同时提及巫统的地方领导和所谓的村庄政府的“官员”。因此，农会现在的18位成员中有13位现在是或者曾经是由当地巫统支部选举产生的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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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3户人家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以外，每个家庭的政治派系大家都很清楚。塞达卡村中43户家庭（58%）都在巫统的阵营，28户（38%）家庭属于伊斯兰教党。当然，这样的统计掩盖了成员们在开放性和积极性方面的差异。每个派别中都有少数的中坚力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巫统，除了少数核心成员，普通成员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村民公开承认，他们只是追随者，他们加入巫统只是“站在主流的一面”，并希望有资格得到些小恩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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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成员获得的利益是非常实在的。对于村里富有的成员来说，成员身份意味着他有资格获得一个出租车的执照、一笔小额的商业贷款、经营小型磨坊或者卡车营运的许可证，还有地方政府中的一官半职。1979年初，在巫统的地区年会上，一位来自古阿·贞布达镇的有名望的巫统领导人曾经公开谴责一些成员：这些人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出租车的执照，而他们一旦达到了目的，就不再交纳党费，也不参加聚会了。对于一名普通的巫统成员来说，他能够获得的收益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收益不重要。一些年轻人梦想到政府的土地规划区定居，只有加入巫统他们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在选拔过程中，政治派系是一个公开的选拔标准。贫困家庭可以从附近的小学校长那里获得一些包括校服和练习本的费用在内的小额补贴。这笔补贴是根据塞达卡巫统领导人巴塞尔提供的人员名单发放的，而来自伊斯兰教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很少出现在名单上。当然，除了这些赞助，各种好处还包括农会提供的贷款和工作机会，它们是通过同一群相互交织的村庄主管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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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有争议性的资助分配事件发生在1979年下半年。当时塞达卡村入选了“村庄改进计划”，得到了超过2万马元的基金。就像之前的干旱救济项目一样，首先要对村庄每家进行普查来判断各户的收入和需求状况。此后，基金就以实物的形式——比如木材、锌质的屋顶材料、水泥、化粪池、盥洗装置——分发给各个家庭。我们稍后将详细地考察这一事件，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笔基金的分配完全是由一个小型的“四人帮”按照党派原则来分配的。这个“四人帮”非正式地控制了塞达卡的巫统和村庄发展委员会。这四个人是巴塞尔、达乌德（村长的儿子）、卡里姆和法齐勒。在1980年初，无需进行详细的调查，只要随意地沿着村庄的小路漫步，就可以看出村中每个家庭的政治归属。那些有新屋顶、墙上有新木板以及（或者）有新厕所的家庭都依附于巫统，而剩下的家庭都是伊斯兰教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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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塞达卡的巫统成员的社会学分析相当简单明了。在塞达卡，巫统被一些富裕的家庭所操控，这些家庭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地位所带来的各种利益，这些利益几乎全是来自政府的某种资助。而巫统的普通成员大都来自与这个小寡头群体的成员有密切关系的家庭，或者来自经常为这些寡头所雇用的家庭。塞达卡最穷的16户巫统家庭中，有10户跟同党派的一些富户在血缘、婚姻或者是雇用关系上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党派忠诚的表现，它至少强化了对党派的忠诚。[218]在塞达卡村，巫统只是亲属关系和庇护关系庞大链条中的最终环节，这一链条可以延伸到街道、地区、乃至国家。在村庄之外，亲属关系的重要性消减了，庇护行为变得极为重要。巫统的地区领导人是不均衡地从政府官员、学校教师和依靠国家贷款和项目盈利的富户中选拔出来的。虽然党组织上层的利害关系自然而然地比基层的要大，不过，在各个层级中，确保组织结构不受影响的因素显然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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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成为巫统成员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村中仍有许多伊斯兰教党的成员。虽然作为一个机构，反对党很难称得上兴盛。在10年以前，塞达卡村的大多数村民都是伊斯兰教党的成员。然而，就是从那时起，村长哈吉·加法尔和一些出于战略考虑的村民都改变了政治立场。此外，那些新迁入塞达卡的家庭也选择了加入巫统。在1978年大选之后，向执政党转移的潮流突然得到了强化。此时，吉打州政府开始整顿各个村庄的发展委员会，以保证发展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自巫统。在一些仍然由伊斯兰教党控制的村庄，吉打州政府或者取消了村庄发展委员会，或者更普遍的是，指定一两个巫统家庭参加发展委员会。在塞达卡，巫统由此得以排除了村庄发展委员会中的两名伊斯兰教党成员，尽管这两人已经被选举进了发展委员会。这两名伊斯兰教党成员在此之前帮助保持了村庄领导层的超党派性。从此，伊斯兰教党在地方社会的处境变得十分惨淡。除了丧事互助会——他们为成员支付葬礼的费用，以回报成员每年的会费——塞达卡的伊斯兰教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有关消极抱怨、社会回避（social avoidance）和人身攻击的事物。虽然很多伊斯兰教党成员都在回避巴塞尔，抵制他的商店，但是，公开的对抗是很少见的。伊斯兰教党的成员有他们自己关于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恶作剧。他们把这个恶作剧称为jangan kacau kerja kami，翻译过来就是说，“不要插手我们的事务”[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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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护巫统可以获得一些物质利益，但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在塞达卡，数量巨大的少数派抵制住了各种利益的诱惑。（参见表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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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塞达卡家庭的政治派别与收入水平（以百分比计算）交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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