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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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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塞达卡的富裕农场主在某种不利形势下行动，那么，那些不利更多地是指意识形态而非行动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一模式有一个微小但重要的例外。它实际上涉及到唯一的集体的和公共的共识：村庄有义务保护其成员的生计。作为少有的、但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障碍，它受到攻击是不足为奇的。这一攻击如其所发生的那样暂时被击退了。旧有价值观的胜利只是一个微小的胜利，但这一斗争对于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具有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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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村庄主要道路入口的木制的摇摇晃晃的大门上写有这样一些简陋的文字：“LORI PADI, LORI LAIN, DAN KUBOTA TIDAK BOLEH-JKKK”。这些文字或许是利害所在的最佳表述。它们翻译过来无非是说“稻谷卡车、其他卡车以及拖拉机禁止入内”。并且，警告由村庄发展委员会“签署”。大门只是一个高约六英尺的木栅栏，跨越了道路两侧，并且用链子锁住。它并不妨碍行人、自行车、摩托车、小型的“后挂”拖拉机甚或汽车通过，但它有效地阻止了卡车和大型拖拉机进入。钥匙保存在位于大门左侧的勒拜·彭德克屋内，任何大型交通工具的司机必须停下来要求开门。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邻近村庄都有类似的大门，而这个大门立在这里已经至少15年了。[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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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具有双重用途。首先，它有限制土路上的交通的作用，这条土路在过去许多年中总是泥泞不堪，容易滑倒，并且很容易因此留下车辙。在最潮湿的季节中，装载量大的卡车会被要求停在那里，并且卸下货物——比如柴火、砖石、木材、锌制屋面材料、家具——随后以徒步或自行车运送。往常，开门要收取3马元的费用，然后卡车才可以通过。收费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小笔基金，用于每年购买额外的填充土石以修复先前雨季时给道路造成的破坏。在我看来，大门的第二个和最重要的用途，是阻止稻谷经销商的卡车进入村里，以免因此而影响主要付给村民的将装入麻袋的稻谷拖运到主要道路的酬劳。如果稻米像往常一样在附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卖掉或加工，如果没有很大数量的麻袋要搬运，付钱给村里人，由他们一次一袋地直接搬运到磨坊或买主那儿是合情合理的。由此村民的潜在收入是很可观的。在正常年景，一个年轻男子赚150马元并不罕见，而现在由于种植双季稻，收入会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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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门就是一个集体强迫性tolong的例子，即对只留给村民的工作的保护性垄断。[324]大门的最初建立是尤其有利于贫穷村民的，因为稻谷麻袋是用自行车运送的，而即使最贫穷的村民也拥有自行车。我们将会看到，现在摩托车更为普遍，而主要的受益者也发生了变化。大门本身就是其所代表意义的恰当的象征。它表明，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塞达卡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其中运送稻谷的工作只对村民开放，当地对此类工作的垄断并不考虑商业性的稻谷买主或者磨坊主（通常是华裔），尽管他们可以提供更廉价的服务。当然，从经济角度来看，大门代表一种补助，那是由村里较大的农场主付给为他们运送稻谷的邻居的。补助金的数量依据农场主的稻田到大门的距离以及收获量而不同。不管有没有大门，他都得支付将麻袋从田里搬到村庄主路的搬运费（按麻袋计）。但是，一旦打好包的稻谷已经运到村路边，他就不得不为每一袋付钱让搬运工把它们运到村路尽头，随后稻谷将在那里被装上卡车，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付钱给本村的搬运工将稻谷一直运到镇里。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大门——如果稻谷经销商的卡车可以直接开到距离他的稻田最近的村路上——农场主可以每麻袋节省2马元。对一个大农场主而言，例如一个拥有8里郎土地的农场主，两季度可以节约大约500马元。而拥有2里郎及以下土地的农场主几乎不受影响，因为他们可能将大部分稻谷保存在家中，当他们确实要出卖或碾磨部分稻谷时，他们可以一次一袋自己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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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底，临近上一个收获季末期，大门暂时被打开允许两个稻谷经销商的卡车通过，由此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其影响时至今日还在塞达卡回响。大门最初是由法齐勒打开的，这个中年农场主拥有8.5里郎土地，并且曾经是管理村庄事物的巫统委员会（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法齐勒即使在他那一派中也不讨人喜欢；他被认为是村里最不经心耕种而且水稻产量一直很低的两三个人之一，并且他作为已故的托·哈里姆最宠爱的养子，从小就被宠坏了。尽管他高傲自大，他作为公共发言人的读写能力和技巧还是得到巴希尔和其他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的重视。他在村委会的立场在这里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塞达卡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几年前问题出现的时候，他曾为之辩解并投票支持限制稻谷卡车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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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齐勒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他收获的稻谷打好包放在地里之后，他去和作为运送稻谷小组的成员之一的勒拜·彭德克的儿子穆萨接洽。穆萨告诉他（运送）一麻袋稻谷的价格是1.80马元。法齐勒非常气愤，不仅因为他认为费用太高，而且还因为费用通常由农民们自行决定。但他没有进一步协商，只是说1.80马元的价格太高了。他推断，大门的存在让这些年轻人“敲诈”农场主。他说，前些年搬运费只有1.20马元，没道理暴涨到1.80马元。消费品的价格并没有上涨太多，稻谷价格也一样。[325]这还不是全部。他补充说，道路新近填了土，其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使得摩托车搬运起来更加方便，尤其现在是旱季，道路又不是很滑。既然已经到了收获季的末期并且没有太多稻谷要搬运，搬运价格理应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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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那天下午运走了稻谷，事情也就仅仅止于法齐勒的抱怨。然而，搬运工们没有露面。法齐勒再次去找穆萨，后者许诺第二天一早就搬。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法齐勒的50袋稻谷依然堆在地中间，穆萨传话说当天下午就搬。到下午三点，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法齐勒说，他担心稻子在夜里被偷走，而且他也注意到天边的积雨云，担心稻子被浸湿。他短暂地考虑了一下，打算去找另一群搬运工，但随之改变了看法。穆萨和他的朋友都来自巫统家庭，在政治上和法齐勒以及村庄发展委员会是同盟，而其他群体都属于村里的伊斯兰教党。让伊斯兰教党的人为像法齐勒这样的巫统坚定分子搬稻子，将极大地破坏对本党派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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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法齐勒显然决定正面冲击大门的规定。他声称要去找巴希尔谈话，解释相关情况并且要求把大门打开，巴希尔不是村长但是公认的巫统的领袖。事情在这里出现了分歧。巴希尔否认他曾涉及了开门的事，而法齐勒声称巴希尔让他把门打开。不管怎样，法齐勒去了凯帕拉·巴斯塔镇联系他的华裔商人，他派了一辆卡车由法齐勒用摩托车带路到了村里。到达大门时，法齐勒下车从勒拜·彭德克妻子手中拿到钥匙，说巴希尔允许打开大门。下午五点钟，华裔司机和他的两名马来搬运工将法齐勒的庄稼搬上了卡车，并运到镇上的经销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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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消息迅速传开，许多愤怒的人很快聚集在巴希尔在村里的店铺前，那里是巫统在塞达卡集会的地方。他们的语调明白无误。有几个人已经将大门拆下来，看上去要夸大法齐勒的罪过。他们说，他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和“不诚实的”。而且，他做这一切好像“他是个领导”，好像“他想接管”。另外一些人谈到了暴力，“应该毙了他”，“应该马上把他毙了”。不足为奇的是，巫统搬运小组的成员最为激动，但愤怒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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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党最为积极的成员立刻做出了反应。当他们聚集在与巴希尔的店铺仅隔两户人家的“自己的店铺”（萨马特的店铺）时，他们极其高兴地观看着巫统领导成员间这场公开内讧造成的不体面的景象。一些人意识到，一旦有人敢于蔑视大门，其他人也可以如此，而且，如果规矩被破坏了，伊斯兰教党成员也有权利带进运稻谷卡车，这点很重要。因此，尼扎姆——他对巴希尔的反感人人皆知（他不和巴希尔说话，也不到其店铺里买东西），而且他地里还有打好包的稻子——出去招来一辆卡车运送他的稻子。法齐勒的卡车离开不到半小时，尼扎姆的卡车就进来停在了萨马特的店铺门前。华裔司机脸上出现的害怕表情说明，他宁愿去任何别的地方；他不愿从车上下来。装载开始前，巴希尔亲自出来和司机谈话。他并未直接要求司机离开，但他说得很清楚，在把稻谷装上更多的卡车之前，如果司机允许村里解决眼下的问题，可能更好一些。抓住这一黄金时机，那个司机开着空车跑了，甚至没有停下来向尼扎姆解释他仓促离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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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希尔有充足的理由努力平息潜在的暴力冲突。他很清楚在附近的村庄当大农场主试图省下将稻谷运到主路上的费用时所发生的事。在杜兰村，一个农场主试图用他自己的拖拉机将收获的谷物运到路边，以节省当地价格的运费。那些靠搬运挣工资的年轻人拦住了他的拖拉机，拆走了电池，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不放弃企图就要砍破他的轮胎。迫于形势，他退缩了。在明关村，几年前一个华裔土地所有者为了将稻子直接运到磨坊而在旱季将卡车直接开进大田里。第一辆装好的卡车开走后，对威胁十分警惕的一大群村民设法将两棵大椰子树放倒在路上，以防止剩下的卡车离开。一大群叫嚷着威胁使用暴力的人迫使地主相信，谨慎即是大勇；其他卡车最终卸了货，稻谷麻袋被一袋一袋地运到主路上。考虑到这些情况，巴希尔无疑意识到，事态很容易转向暴力，而这一冲突很可能使巫统成员内部以及巫统和伊斯兰教党成员之间陷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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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希尔的确进退两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大农场主很高兴看到大门被破坏，其他村庄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同时要面对的是来自他自己最直接的政治追随者的坚决反对，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亲戚。他的表亲阿明，村长哈吉·加法尔的两个儿子达乌德和卡立德，勒拜·彭德克的儿子穆萨和沙希尔，还有勒拜·侯赛因的儿子塔哈，他们都是巴希尔“智囊团”的核心成员，同时还是巫统的稻谷搬运小组的核心成员。所有这些人都代表了有影响的家庭，而他需要这些家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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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巴希尔召集了五个人（勒拜·彭德克、塔哈、阿明、达乌德和法齐勒）讨论这一事端。这群人可能尤其打算孤立法齐勒。巴希尔的立场是，穆萨为搬运稻谷所要过多，但是法齐勒本应与他商议一个较低的价格而不是自行做主把大门打开：“这么重要的事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意识到这群人可能不利于他，法齐勒努力证明他的行动是正当的，但是由于显然无法将巴希尔牵扯进开门事件而作罢。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他知道其他人认为他既不体谅人又没有同情心，但是他确信“我们有自由（打开大门）”。“别的村子已经拆掉了大门，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这等于明目张胆地宣称，他的经济行动的自由优先于村庄保护其正在消失的工资收入来源的权利。勒拜·彭德克和三个巫统搬运小组的成员一同争辩说，工作应该给予本村人而不是外人，而且卡车会损坏道路。巴希尔最终支持关闭大门，但他担心，如果就此议题召集全体大会，那些通常参与这类会议的较富裕的巫统农民会真的投票赞成稻谷卡车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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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一个小型会议在位于既是村庄会议室又是教室的祈祷室下面的屋子里召开。与会的约有15个村民，全都来自巫统家庭，此外还有两个外村人：作为政府稻米加工厂（LPN）的职员及农会和地区巫统行政官员的阿基勒，杜兰村退休的村长加法尔。会议由阿基勒而非巴希尔主持，因那些高官在场，会上似乎要草拟一个决定来宣布。唯恐人们意识不到此种场合的正式性，阿基勒向所有人显示了一下一份打印好的报告[326]以引起注意。他开始谈到那天的事件，并没有提及有关的姓名，随后给了法齐勒一个说话的机会。法齐勒知道人们要求什么，他拐弯抹角地为他的草率举动道了歉，但也指出许多村民很生气，因为那些搬运稻谷并且从大门受益的人“反过来（为了利益），敲我们的竹杠”——他补充说，其程度之甚迫使他不得不雇用其他的搬运小组。阿基勒随后接着读他的报告，报告完全由保持村庄大门的理由组成。首先，如果允许运送稻谷的卡车进村，道路将被严重破坏，尤其是在雨季。其次，村里“依靠搬运工资为生的人将失去这些收入”。第三，农场主们将“转而求助于那些拥有卡车的不同种族”。他补充说，许多村民因为村庄发展委员会内部争论不休而非常生气，而且，如果塞达卡拆掉大门并且在下一年去要求用政府的钱修路，目前的分区领导阿布杜尔·马吉德会非常不满。会议最后以当地受人尊敬的元老加法尔的简短讲话结束，他谈到伊斯兰教、和平解决事端、帮助他人以及不要自私自利等内容。会议并没有举行投票；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两天后，一个新大门在适当位置建成。法齐勒显然没有出现在修建大门的工作班子中。[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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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关会议决定的消息四处传播，日益明显的是，反对派（伊斯兰教党）成员没有被邀参加会议。他们怒气冲冲，与其说是抗议事件的结果，不如说是抗议执政派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他们说，所有人都应该被邀参加会议，应该平等对待每个人。在此，他们充分利用了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反，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并且事情是由一个小群体“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决定的，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小群体大多是亲戚构成的。所有这些发生在巫统成员听力范围之外的说法都用“我们——他们”的措辞来表达。[328]巴希尔尤其因为缺少教育、傲慢自大和无力阻止自己派系内部的争吵而受到奚落。苏库尔是一个强硬的伊斯兰教党成员，他指出，巴希尔和他的朋友处理事情时采取的高压方式，就是为什么当政府运来新的填路材料时，只有少数巫统成员到场修复和平整道路的原因。他说，过去当伊斯兰教党和巫统成员都参与村庄发展委员会时，所有的人都会帮忙。他和其他人都认为，甚至卡车的过路费现在也不见了（“谁知道在哪儿”），而且不开具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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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封闭的经济而言，依据村庄的首要义务是保护其工资和收入来源这一原则，保留村庄大门无疑是个不大不小的胜利。胜利者是负责将稻谷运到主路上的村民，而失败的一方则包括那些本来可以通过直接装上卡车节省一笔钱的农场主和那些卡车的拥有者（尤其是华裔稻谷经销商和磨坊主）。[329]大门继续代表着对完全“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微小却有意义的障碍。然而，这一障碍之小值得强调。同这一奇特而孤立的古老价值观的残余试图恢复的机会相比，租佃关系的变化和收获的机械化早已将工作和收入的更多机会一扫而空。甚至这一微小的胜利也很有限。一次打开大门引起的具体可见的威胁，以及此后大门将永久敞开的可能性，都有其预期的、可怕的后果。下一季节村里搬运稻谷的价格没有更高，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低于早些时候。加法尔有关自私的罪恶的质朴讲话，不仅指向法齐勒，也同样指向那些搬运稻谷的人。如果不留意他的警告，他们就会冒杀鸡取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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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个微小的地方权利的胜利解释为任何意义上的塞达卡穷人的胜利，都将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事实是，过去十年中即使在水稻种植这一微不足道的方面，也已全面机械化了。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稻谷现在都由摩托车，而不是自行车沿着村路运送。人们可能会想到，摩托车（绝大多数是本田70s）的拥有与收入有很高的相关性。有关的统计数字是，最富有的25户家庭中有19户拥有摩托车，而最穷的25户人家当中只有2户拥有摩托车。而且最贫困家庭的两辆摩托车这一数字，也带有夸大的成分。因为它们经常由于无法支付分期付款而被收回或者因为所有者付不起备用的配件而无法运行，这使得摩托车的存在只能是一个小插曲。将近一半的中层农民都拥有一辆摩托车。因此，人们将发现，大门的主要受益人仅仅是中层农民，尤其是那些富裕家庭。这有助于解释大门为什么得以重建。其支持者在过去数年中从有自行车的穷人和中层农民转变为有特权者，他们的利润使他们能够一次性付清购买摩托车的钱。我的一个猜测是，如果稻谷依然由自行车运送，大门现在就不可能存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度保护穷人收益的大门恰恰成功地防御了穷人，因为大门现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那些从绿色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事实上，穷人几乎完全退出了这个议题：他们既不给别人运送稻谷，也无心去关注这种或那种方式。[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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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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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塞达卡期间，对当地影响最大且分歧最大和争论最激烈的事件，是政府的村庄改进计划中有关建筑材料分配的高度派系化问题。这是数月以来日常谈话的主题；它极大地加剧了村里的政治分歧，在几个场合几乎都引发了暴力，并且其社会反响持续至今。与大门事件不同，它发生于五个月前，是一场明显的派系之间的政治争端。但是与大门争端一样，它的爆发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其中包含许多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原则。随着事态的发展，援助的实际配置违背了我们已展示过的推动塞达卡许多道德话语的两项原则：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和富人对其贫穷邻居的义务。村里的统治精英达成了其直接目的，却发现很难向自己的派别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更不用说其他村民了。由于伊斯兰教党主要代表村里的穷人，派系的斗争显然带有阶级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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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详细考察这一时期，人们就会发现，还有一个与生产关系的改变类似的有趣现象。在此领域中，大农场主和地主或多或少可以自行其是。然而，为了证明他们索要的正当性，他们就不得不歪曲事实、借口必需，投入几乎没有可信性的不诚实的表演。在村庄改进计划利益的分配过程中，领导村庄的家庭能够随心所欲。然而，他们再次被迫采取一系列的歪曲事实、假装必需的做法，以及做出不可信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当然，当地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既不能证明以损害邻居为代价而专心追求利润的正当性，也无法说明粗暴拒绝全体村民利益的合理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利益的获取和政治偏袒在塞达卡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确切地说，每个人的新的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机会远远多过为其诉求辩护和证明的可利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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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靠的传言，村庄改进计划是现任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博士还是副总理时提出的构想。它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资助的工具，由此，基于需要和政治忠诚，许多村庄被挑选出来接受一大笔将用于并未明确的“发展”目的的基金。[331]到1979年10月为止，该计划已经在整个吉打州开始实施。在巫统官员与地区办公室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燕镇周围的12个村庄被幸运地选中。[332]它们都被宣布为“落后的村庄”。但“落后”还不够；村子还必须是巫统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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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符合上述两个标准，得到了35000马元。村庄发展委员会从未召开过全体会议讨论如何分配这笔拨款。相反，作为地区巫统官员和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哈吉·沙利姆，与巴希尔、法齐勒、阿明以及达乌德，会集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共同制订计划。与其他村庄一样，这一大笔钱被配置为不同的用途：15000马元用于改善道路状况的填充材料以便于货车运输，还有户外厕所的材料；20000马元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包括木材、锌制屋顶材料、粉刷和水泥桩等在内。按照有关的管理规程，被指定接受资助的家户要在挨家挨户调查的基础上选出。主持这一调查的是塔哈，他是地区办公室的职员，还是当地巫统的中坚分子勒拜·侯赛因的儿子。在期待（和预知）的气氛中，实施了调查。如同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只和需求有关：收入、土地所有状况、耕地面积、现有住宅的材料、卫生设施、子女数、畜力和小家畜数量。塔哈解释说，资助不是给予现金，而是以授权的形式进行，受助村民可以从附近的三个建筑材料供应商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物资。村会议室的一角被划出来用做小办公室，里面有桌椅和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塞达卡村庄改进计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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