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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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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塞达卡期间，对当地影响最大且分歧最大和争论最激烈的事件，是政府的村庄改进计划中有关建筑材料分配的高度派系化问题。这是数月以来日常谈话的主题；它极大地加剧了村里的政治分歧，在几个场合几乎都引发了暴力，并且其社会反响持续至今。与大门事件不同，它发生于五个月前，是一场明显的派系之间的政治争端。但是与大门争端一样，它的爆发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其中包含许多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原则。随着事态的发展，援助的实际配置违背了我们已展示过的推动塞达卡许多道德话语的两项原则：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和富人对其贫穷邻居的义务。村里的统治精英达成了其直接目的，却发现很难向自己的派别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更不用说其他村民了。由于伊斯兰教党主要代表村里的穷人，派系的斗争显然带有阶级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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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详细考察这一时期，人们就会发现，还有一个与生产关系的改变类似的有趣现象。在此领域中，大农场主和地主或多或少可以自行其是。然而，为了证明他们索要的正当性，他们就不得不歪曲事实、借口必需，投入几乎没有可信性的不诚实的表演。在村庄改进计划利益的分配过程中，领导村庄的家庭能够随心所欲。然而，他们再次被迫采取一系列的歪曲事实、假装必需的做法，以及做出不可信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当然，当地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既不能证明以损害邻居为代价而专心追求利润的正当性，也无法说明粗暴拒绝全体村民利益的合理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利益的获取和政治偏袒在塞达卡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确切地说，每个人的新的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机会远远多过为其诉求辩护和证明的可利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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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靠的传言，村庄改进计划是现任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博士还是副总理时提出的构想。它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资助的工具，由此，基于需要和政治忠诚，许多村庄被挑选出来接受一大笔将用于并未明确的“发展”目的的基金。[331]到1979年10月为止，该计划已经在整个吉打州开始实施。在巫统官员与地区办公室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燕镇周围的12个村庄被幸运地选中。[332]它们都被宣布为“落后的村庄”。但“落后”还不够；村子还必须是巫统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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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符合上述两个标准，得到了35000马元。村庄发展委员会从未召开过全体会议讨论如何分配这笔拨款。相反，作为地区巫统官员和住在村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哈吉·沙利姆，与巴希尔、法齐勒、阿明以及达乌德，会集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共同制订计划。与其他村庄一样，这一大笔钱被配置为不同的用途：15000马元用于改善道路状况的填充材料以便于货车运输，还有户外厕所的材料；20000马元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包括木材、锌制屋顶材料、粉刷和水泥桩等在内。按照有关的管理规程，被指定接受资助的家户要在挨家挨户调查的基础上选出。主持这一调查的是塔哈，他是地区办公室的职员，还是当地巫统的中坚分子勒拜·侯赛因的儿子。在期待（和预知）的气氛中，实施了调查。如同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只和需求有关：收入、土地所有状况、耕地面积、现有住宅的材料、卫生设施、子女数、畜力和小家畜数量。塔哈解释说，资助不是给予现金，而是以授权的形式进行，受助村民可以从附近的三个建筑材料供应商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物资。村会议室的一角被划出来用做小办公室，里面有桌椅和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塞达卡村庄改进计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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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村里伊斯兰教党成员最坏的猜疑就完全被证实。调查就是一个骗局。这不是一个“改善”穷苦村民命运的计划，而是仅仅改善巫统村民命运的计划。事实表明，甚至贫困也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巫统成员，无论其多么富有，都参与了油水的瓜分。44户参与了分配，每户至少分得3200马元的户外厕所专用拨款，并且其中3户每户都分到了多达1000马元的建筑材料和厕所款项。巫统家庭之间存在适度的平等。依据官方记算，贫困的巫统家庭平均得到672马元；中等收入的巫统家庭平均得到486马元；而最富有的巫统家庭平均得到388马元。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在每个类别之内的大量差异。这一点似乎与那些相关家庭同巫统领导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关。由于许多最贫困的村民（25户中的16户）来自反对派家庭，这种对战利品的派系分配几乎不具有再分配的性质。因而，71%的富裕和中等家庭处于小圈子之内，与此同时，只有36%的最贫穷家庭分得了一点东西。在这些不平等当中，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并未忘记他们自己。尽管3/4的村委会成员属于最富有的25户家庭，他们仍然设法使自己正式得到平均579马元。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在非正式层面甚至所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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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援助模式的明显例外也揭示了相当显著的党派偏见。只有两户反对派家庭得到了援助，并且他们也不是出于巧合。哈姆扎（1000马元）和罗吉娅（200马元）是仅有的通过交付巫统会费而两面下注的伊斯兰教党家庭。此外，两人还有其他优势，罗吉娅是实施调查的塔哈的好朋友；哈姆扎则是村会议室和祈祷室的看管者，并且经常为巫统地主服务。村里三户中立家庭中的两户，卡米勒和朱基夫里，也得到了帮助，[333]而后者更加贫困的兄弟巴克利则一无所获，因为他还留在伊斯兰教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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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指责和反击的气氛骤然紧张，并且其范围并不局限于被排斥的那一群人。几乎所有的指责都针对村庄发展委员会，特别是巴希尔。他们被指控非法占有、受贿、腐败、收取回扣、挪用基金、徇私舞弊和欺骗——马来语为描述这些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词汇。仅仅这些指责就可以写满一本书，但仅有少数实例可以传达出真正的味道。人们普遍指责巴希尔和村庄发展委员会与一个华裔的木材场做生意来收取回扣，进而允许商人漫天要价却提供劣质的材料。“瘦骨嶙峋的”玛说，这就是大多数木材尺寸不够、开裂而且像软木塞一样不结实的原因。人们相信，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得到了比“正式的”分配更多的东西。因此，巴希尔声称自己只得到一个厕所，人们却说他拿到了大批木料，而为了避嫌，他把这些木材藏在法齐勒的房子下面。沙姆苏尔正式地获得200马元，但风传他至少得到价值800马元的原材料和油漆。许多贫穷的巫统成员满怀嫉妒地比较了自己和富裕的巫统领导人所得到的东西。卡里姆说，他有权获得价值600马元的材料，但只拿到400马元，而比他富得多的法齐勒却得到了750马元。罗吉娅忽视了她自己只是个见风使舵的巫统成员的事实，她抱怨自己获得的那一小份并不比她更富有的邻居加扎利的那一份多。曼苏尔向巴希尔抗议说，他是一个没有土地的穷人，却比那些拥有8里郎土地的人分得更少。在每个例子中，抱怨都是建立在相对需求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相对需求与当地的施舍逻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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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用于垫高和加宽村庄道路的300卡车的土方也没能逃脱尖刻的指控。部分土方被廉价卖给个人，用以铺垫他们房屋周围的场地。巴希尔说，这样做是为了酬劳那些帮忙铺路和修整道路的人。而其他人说并非如此；所有修路的巫统成员都得到两三百马元作为工资。事实表明，新土方从未铺垫到村头，大概还缺80码。托·拉德兹房前就堆着些剩下的土方。巴希尔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完成这项工程，因而那些住在村头的人将不得不自己铺完留下的那一段。伊斯兰教党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因为，住在堆积土方另一边的7户人家中至少5户是坚定2的伊斯兰教党成员——那里是村中反对派家庭在地理上最集中的地方。由于村里其他部分的土方大都是由推土机铺垫，而剩下的土方不太够用，因而这些家庭拒绝自己铺路。他们说那样做会很丢人。几天后，那些土方消失了——铺在勒拜·侯赛因的院子里，人们说那看上去“像苏丹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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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首先意识到伊斯兰教党和巫统之间的裂痕从未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关于村庄改进计划的斗争的意识形态轮廓。并非与伊斯兰教党或巫统结盟的观念违背了任何村庄礼仪。事实上，塞达卡每户人家在很早以前就选定了政治立场，这是相当清楚的。然而，政治应该保持在其应有的位置，派系斗争不应该破坏仪式共同体和邻里关系，村民们确信，这些关系在社区中应该是主流——这种广泛共享的情感确实是存在的。尽管这种虔诚的希望确实没能阻止派系情感对地方社会关系的侵犯，但它们几乎毫无疑问地对喧闹的党派斗争起到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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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改进计划造成新的和更深的裂痕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由早先的选举煽动起来的派系偏见已经有所减轻。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被认为是党派斗争最糟糕的时期，那个时候邻居之间有时互不交谈，近亲发现自己站在敌对的立场。对我来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人们总是带着尴尬和羞耻谈到那些日子。村民责备自己轻信了候选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被指责为过于狂热地助长了党派情绪。整个时期及与之纠结在一起的事件都被认为是有失体面，并且出现这样的事态：在村庄的家庭内部，父母和子女或者夫妻之间不断地争吵、叫嚷和打斗。村民都注意到，相对的改善无疑应该归因于1974年伊斯兰教党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政府联合内阁。尽管地方上家户的派系联盟没什么改变，因为它已根植于独立前就存在的家族结盟，其公开的表现却明显减弱。在我1978年到达该村前不久，伊斯兰教党稍后退出政府联盟的时候，当地的派系斗争并未立即恢复以前的活力。[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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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认为，早期无节制的派系斗争最不体面的地方在于，它们冒犯了传统的仪式礼节。因而，作为坚定的伊斯兰教党成员的托·卡西姆举例说明那些日子里事态变得多么严重，他谈到在塞达卡的一次婚礼筵席上，由于隔壁邻居属于另一个党派，所以既没有被邀请也没打算参加。他强调说，筵席开始时，客人们都到了，食物就在邻居的窗下烹饪。那种尴尬的感觉那么强烈，以至于邻居只好离开村子一天直到筵席结束才回来。“同一个村的邻居”竟然这么争吵，这一事实令他非常不快。他总结道，“如果村庄社会被毁坏，那就不会有太平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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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西姆的故事连同它具体表达的价值观，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不断重复。每个人都会讲述“当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塞达卡或者邻村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仪式性筵席，在这些筵席上，邻居或亲戚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拒绝出席。如同罗吉娅所哀叹的，事态变得如此严重，甚至邻居们都有可能不出席一次葬礼，就连亲戚也会联合抵制某个婚礼筵席。[335]这些或隐或显的重复将共同体价值与党派价值区别开来，而前者总是被赋予优先地位。勒拜·彭德克是巫统的一个领导，他因此认为“村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他们（现在）知道村落是不同的；以前他们把村落和政治混淆在一起”。当无地的巫统成员曼苏尔解释为什么他参加所有的筵席而不管主人属于哪个党派时，他说，“我只考虑村落”。事实上，在塞达卡，向任何人提出有关所属党派的问题都是困难的，除非事先作出免责的声明：当涉及婚姻、疾病、葬礼、甚至帮忙搬家时，“党派没有任何影响”。甚至那些因政治激情偶尔破坏这一规则的人，也总是在口头上表示赞成，从而强化了该规则作为理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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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语境中，人们更容易理解针对村庄改进计划的援助分配所提出的主要异议的基础。自然，叫嚣最强烈的是伊斯兰教党成员，但也不乏巫统信徒的反对之声，而且不仅仅是那些个别感到受骗的人。瓜分金钱的途径基本上有三种。首先，可能优先给予村里的穷人，从而符合了如下规范：帮助应该给予最有需要的人，而不考虑其派系忠诚。这一原则源自古老的农业秩序，适用于个人和村落的义务，它似乎还可能扩展到适用于政府的援助。第二种可能性是在全体村民当中分钱，既不考虑他们的需求也不考虑其政治倾向。这一点将符合所有村民在某一层面上都享有概念上的平等的规范。第三种可能性，也就是被采纳的那种，是严格按照派系分配援助。这对当地的巫统领导人来说当然是最称心如意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在道德规范中最不具合理性的做法。因为无论在塞达卡牢牢扎根的派系忠诚在实践中如何变化，它们都不承载道德的影响，因而当然不足以证明村庄发展委员会行动的正当性。这不仅适用于双耕，同样也适用于政治领域。新的“盈利”活动的机会远比用来证明充分利用此类机会正当性的规范性手段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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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强烈攻击因而指向了派系资助中明显的不公平。村里某些最富有的人——勒拜·彭德克、沙姆苏尔和阿明——在大多数最贫困的村民一无所获的同时为己牟利。帕克·亚赫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一再被提及，这个毋庸置疑的穷人本应得到帮助。他的房子难道不是因为缺钱而年久失修吗？毕竟这是一项旨在帮助人们修补房屋的计划！帕克·亚赫还是一个拥有诚实名声的范例，他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而且经常为巫统领导人巴希尔干活。如果有人应该得到帮助，那就是他。仅以这个例子为基础，许多村民认为分配方案“不公平”、“不合体统”、“不正确”。相当一部分巫统成员得到了好处，尽管他们声称穷人应该首先受到照顾。比如，卡米勒说“（只有）在境遇最差的阶层得到帮助后，比他们处境稍好的人才可以受助”。曼苏尔作为一个贫困的巫统成员分得了750马元的物资，他主张，“我们应该帮助穷人，不管什么派系；首先应该是那些拥有不足2里郎土地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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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成员在得意于自己的好运的同时，他们在伊斯兰教党邻居面前感受到强烈的尴尬，他们不得不与后者保持友好关系。随着新木料分配完毕和工程的开始，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毗邻而居的家庭的嫉妒与憎恨。这种憎恨由于村路上发生的冷漠的沉默而被强化。许多人同意村庄发展委员会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但他们表示对此爱莫能助，他们感到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意外的运气向他们的伊斯兰教党的朋友道歉。少数人通过将部分木料廉价卖给其伊斯兰教党邻居来减轻其良心上的不安，并同后者重修旧好。还有人雇用更穷的伊斯兰教党朋友帮助他们修建房子。[336]换句话说，通过将利益再分配给贫困的伊斯兰教党家庭，这些零散的私人努力部分地逆转了村庄发展委员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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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庄改进计划未能帮助最贫困村民的指责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分配之前进行的调查只在表面上确定哪些家庭最需要救助。貌似公正的调查，与在实践中对事实的公然违背，这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得伊斯兰教党成员——还不只他们——有理由宣称，村庄发展委员会公然违背政府的意愿。村里许多人都相信，政府本想把钱分给穷人而不考虑其派系，并且，村里流传着许多别的村庄的故事，在那里资助首先给予了最需要的人。比如说，雅各布声称，他在默布克村和浙伦村有亲戚，这两个村所有最贫穷的家庭都得到了最大份额的补助。曼苏尔说在附近的双溪凯林村，几乎所有人都得到了帮助。[337]仿佛是为了强化人们对于村庄发展委员会背信弃义的看法，塞迪蒂·班杜村的类似故事也在流传。该村的一个小官吏据信做了一次公正的调查，木料也随之而至。当那里的巫统和村庄发展委员会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们集结众人向吉打州议会成员抗议，并迫使这个官员调离。人们说在争斗中，已经堆积在伊斯兰教党成员家门口的木材被搬走，并且重新分配给巫统家庭。由此所谓的调查只是一种无端的污辱，以至于最穷的伊斯兰教党成员“瘦骨嶙峋的”玛去见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告诉他，如果塔哈回来再做一次调查，他就会“揍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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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更为现实的态度，许多伊斯兰教党村民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根据需求分配基金很可能是一个乌托邦，虽然这样做更符合当地的价值观。所有的巫统成员当然坚决主张分得一份政治报酬。他们进而争辩，为什么不给每个人同等数额的一份？愤怒的“瘦骨嶙峋的”玛说，“假使平等地发放，那还好。如果每人分得300元，那也不错。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所有人平均分配的原则引起许多其他人，尤其是那些被纯粹的派系标准触怒的普通巫统成员的共鸣。雅米勒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巫统成员，他也认为平均分配最好：“就村庄社会而言，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阿布·哈桑尽管在名义上是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却相信“平均享有即公平”。伊斯兰教党成员很快指出，政府用一个标准收税，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却用另一个标准分配援助。伊沙克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矛盾，他说，“他们收取土地税和灌溉税时没有依照派系，但当他们分发木料和厕所时，却依照了派系的标准”。这里同样流传着关于其他村子、其他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故事，那些村庄里每个人都得到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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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说，在哈吉·沙利姆家聚会的巫统组织在决定如何使用村庄改进计划拨款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一传言强化了平等对待所有人的主张。双溪通港村颇受尊敬的宗教人物勒拜·萨卜拉尼和负责净化仪式的托·穆丁，显然认为每个人都应有所得，或者至少把像帕克·亚赫那样的非常贫困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包括进去。随后，当我独自和勒拜·萨卜拉尼聊天时，他说的确如此。他建议把钱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但是，他说，哈吉·沙利姆和巴希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所有的伊斯兰教党成员都得到一些东西，他们会说，“看见了吧，我们是反对派，但我们还是得到了援助”。哈吉·沙利姆说，不能那么做，而且他的立场被接受了。勒拜·萨卜拉尼不情愿让他的异议广为人知，但是与之相关的消息却对伊斯兰教党成员的愤慨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现在可以引用最受人尊重的巫统宗教人物的观点来证明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哈吉·沙利姆和巴希尔随后变成了罪魁祸首。伊斯兰教党成员报告说，哈吉·沙利姆在市场上的咖啡店公开声称“伊斯兰教党成员一根椽子也别想得到”，此外，巴希尔给塔哈出示了一份伊斯兰教党家庭的秘密名单，这些家庭绝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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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谈话充满愤怒甚至暴力。杜拉说，“他们向我们开战，我们不得不回击”。但除了“瘦骨嶙峋的”玛威胁性地谈到塔哈，大多数谈话是安全地限于朋友和盟友的小群体内的。他们通过在咖啡店和村路边冷落怠慢村委会成员而表达自己的愤怒。公开的冲突因而得以避免，村庄发展委员会通过“谣言”间接地知晓了大多数针对他们的指控。缺少正面的挑战源自于自尊和畏惧。洛斯妮就是前一个原因的突出例证。我问她，她的插秧小组是否向经常为之工作的巴希尔或阿明抱怨过，她解释说不好意思去要求[338]。她补充道，他们二人都告诉她应该加入巫统，那样的话她就会被包括在内了，但她没有。除此之外，她还在没有他们的木料的情况下独自修好了自家的房子。“如果他们给我援助，我会接受，但我不会去乞求或者制造麻烦。”其他人无论私下里如何抱怨，考虑到事后可能的损害，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同巴希尔的公开对抗。加扎利是一个巫统成员，入赘到一个坚定的伊斯兰教党家庭，他可能非常烦乱，以至于写了一封正式的抱怨信，但他对巴希尔当面什么也没说。为什么？“我不想破坏我和巴希尔的关系；所以我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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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针对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抗议并不仅仅限于私下的人格诋毁以及对不公正做法的共同愤慨。在萨马特的村庄小店的一次非正式集会上，一些伊斯兰教党成员鼓动说，他们所有人应该集体去地区办公室抱怨。[339]他们事先已经得知，有一群双溪凯林村的人已经去过位于燕镇的地区办公室，为的是抗议那里的调查方式。但是，人们并没有很高的抗议热情。就像加扎利说的那样，“只不过说说而已，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去”。显然“瘦骨嶙峋的”玛是唯一的生气并且/或者足够勇敢到亲自抗议的人，但他去的是附近的村长办公室，而不是地区办公室。最终，一部分人同意写一封正式抗议信，并且分别送交吉打州的州长、地区长官以及负责反腐败工作的国家调查局（BSN）。信件于当晚起草，并由玛·伊莎、巴克利、玛·纳西——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党成员——以及实际上在村庄发展委员会的巫统成员（至少名义上如此）加扎利签名。该信有礼貌地抱怨不公正的调查和分配，指责村庄发展委员会应该为事态负责，声称村庄的和睦受到了破坏，并且要求派人来整顿。[340]显然，许多来自其他被选定获得村庄改进计划基金的村庄的类似信件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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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说几星期以后有国家调查局的人员到村里找巴希尔谈话，但这些抗议未产生任何结果。巴希尔对此予以否认。他当然清楚信已经发出，但他带着自信的微笑补充说，“这些信没什么用”。哈吉·沙利姆也告诉我，他知道写信声讨他并且威胁要把他和村庄发展委员会告上法庭的事。“如果他们不喜欢，那他们就应该赢得下一次选举，选出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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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在只有巫统成员才能获得帮助这件事已经变得清楚之后不久，村办公室里的村庄改进计划的标志被彻底涂黑了。警察第二天被叫来，匆匆忙忙地在几幢房子里搜寻黑色油漆刷和油漆筒，但一无所获。嫌疑犯没有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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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够通过故意回避村委会成员，以及某种“仪式上的联合抵抗”来含沙射影，公开的抗议往往局限于此。这种“有意识的轻描淡写”的力量在塞达卡这样的小村庄里并非微不足道。巴希尔首当其冲地受到公众的鄙视。恰好他女儿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出嫁，他很看重所有被邀请的家庭都能参加入席典礼。但至少有10户人家没来参加筵席，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去赴宴。[341]少数像帕克·亚赫和“瘦骨嶙峋的”玛那样较贫穷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因为不时给巴希尔干活，出于礼貌不得不到场，但为了表示其不满，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哈吉·卡迪尔只去吃了一碗糯米饭，然后就走了。少数像曼苏尔那样正常情况下应帮忙准备饭菜的人只是像客人一样来了。有许多种差别细微的暗示不同轻蔑程度的方式，而几乎所有方式都用到了。甚至那些照常赴宴的伊斯兰教党成员也找到了将自己的出席变为一种政治表达的方式。他们对巫统的朋友解释说，并非他们的派别造成了这一切，并不是他们试图“分裂”村庄。他们这么做是要采取有效方式捍卫村庄的价值标准，并且使自己处于在道德上比巫统领导更优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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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巴希尔才体验到了邻里关系中新出现的冷漠。吉·敦已经用她的新木料修补了房子，还扩充了她家老房子前面她儿子的一间小屋。现在她想将新房子移到老房子边上并且连在一处。这一工作至少需要70个人，他们无非是把它抬起来移动一下。为此，她安排了一次搬家宴，邀请了她所有的邻居，并且为工人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但是结果只有三四十人出席。大多数住在村尾的伊斯兰教党家庭特意外出；[342]他们当然不愿意帮忙搬一个用他们被拒绝给予的木料和锌皮屋顶建造的房子。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如果巫统成员盖房子，那么，她最好自己搬家”。尽管有人呼喊、嘟哝以及再三地努力，房子仅凭现有的人力还是不能搬动。为了避免已经很尖锐的尴尬进一步延续，巴希尔派了五六个巫统的人用摩托车又接来二三十个人。一小时之内，他们终于找到足够的额外帮助，这样房子才最终得以移到新的位置。但是，这大部分的新面孔并非来自塞达卡，并且那些缺席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在他们内部一再幸灾乐祸地提起这件让村庄发展委员会和吉·敦丢脸的事。[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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