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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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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信看来，渡桥镇政府、程村村委会实际上跟农民是一样的，都是在土地里“揾食”（讨生活）。他表示，政府收入的来源当然靠工商、地税，但是好几笔大买卖其实都还是靠土地。在渡桥镇这样比较落后的地方，这是政府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程成信任职期间，镇领导换了好几届，不同的领导却都喜欢说“掘地三尺也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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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程成信回忆，大约在1993年及以前，渡桥镇政府还能从“三提五统”中拿到一点钱，外加少量税收返还，基本上可以维持政府运转。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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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政府开支也小，只有一部小车。其他的干部上班连摩托车都没有，都是自行车或者走路。大部分干部都住在政府大院里。不像后来，虽然大院里也给安排了房子，但基本上只有值夜班的时候才住，平时都住在城里，每天来回。（仿照学校）前面这种我们叫“住读生”，后面这种是“走读生”。我进规划办的时候，政府就有五六台小车了，书记、镇长都有专车，其他几个副职共用一台，计划生育办一台。我们国土所、规划办也有一台，但其实基本上都是镇领导在用，我们用不上。我住在村里，骑摩托车上班，每个月报销50块汽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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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还提到，1990年代那十几年，渡桥镇水利站、财政所、计划生育等部门的人员增加了约2倍。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绝大部分靠镇政府自筹，在他进入政府工作时，这个数字每年已达8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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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急剧增加的开支与日益萎缩的“三提五统”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村委会均出现了亏空，渡桥镇政府一并也债台高筑。而雪上加霜的是，自1995年起，渡桥镇开始面临税收任务倒算的局面，即每年能够完成多少税收并非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而是由梧县提出数字，渡桥镇必须将之作为“一票否决”的任务完成。上级提出的税收数据年年涨，而渡桥镇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以至于完成税收任务越来越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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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后来颇感后悔，不该相信书记、镇长的话，进了镇政府工作。因为，正是在1998年，渡桥镇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镇干部全员出动加班加点催收税费之外，还聘请了若干“协税员”。在程成信看来，这些“协税员”大部分都是人们常说的“烂仔”。“多管齐下”之后，渡桥镇税收进度略有加快。但按照税收“双过半”的要求（6月底前需完成当年税收的一半），6月中旬，渡桥镇仍有近100万元的缺口。于是，镇委班子会议决定，全体干部“主动出击”，到梧城和城郊等税源充足一些的乡镇去“拉税”，“掘地三尺”也要找到足够的税源完成任务。程成信介绍，“拉税”的手法主要以减免税收的方式，诱使一些企业将地税交至渡桥镇地税所。原本说每个镇干部都有任务，但后来实在完不成的，镇领导也没办法。最后，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得不亲自出马，找到城郊镇的领导“买税”。城郊镇早已远远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故有余力划拨了60万元税收额度，算在渡桥镇名下。作为回报，渡桥镇支付城郊镇5万元征税“工作经费”（在镇干部口头语中为“辛苦费”）。程成信表示，因为两个镇委书记关系“铁”，这笔交易才能达成且价格这么便宜，否则即使能成，其成本也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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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下半年，渡桥镇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镇政府征地并搞好“三通一平”，然后以比低于城郊镇数倍的地租甚至零地租，引进了20余家石材企业。为降低成本，渡桥镇政府将这些企业布置在了国道边，因此只要征地、平整土地并通电、通水即可。为此，程成信被镇领导找去谈话好几次，被要求“千方百计”地发挥好本地干部的优势，协助镇领导做好征地工作。对此，程成信曾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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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工作那一年压力太大了，先是要“拉税”。下半年匆匆忙忙要征地，但是只有一半左右在程村，还有一半左右在圩郊村。我都得去协调，起早贪黑去跟老百姓谈判，磨破嘴皮子。最关键的难点在于，不是我们选好了哪块地，征收了再给老板，而是老板们先来看地，他们看中了哪块，我们就得给他们征收哪块。老板们当然都喜欢公路边平整的耕地啊，（用起来）方便啦。但是耕地是最麻烦的，跟老百姓很难谈，（老百姓）要价高，（镇）领导又不愿多给钱。不像原来宅基地，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事情。现在这个，老板不出钱，政府也拿不出钱，就靠我们去跟别人（老百姓）攀交情、讲道理，甚至连哄带骗加威胁。得罪了不少人。除此之外，这些地基本上办不了用地手续，严格说都是违法的，我们搞业务的，也有点担心国土部门查啦。没办法，这年头有钱的老板比天还大啦，我们得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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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家石材企业进驻渡桥镇后，当年下半年缴纳的税费终于让渡桥镇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99～2001年，渡桥镇再引进了20余家石材企业。此后，因为梧城、城郊镇地价上涨，一些小石材企业开始主动到渡桥镇落户。渡桥镇政府开始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用后来的副镇长文质彬的话说，终于实现了从依靠土地完成税收任务，到依靠土地“吃饭”的“华丽转身”。再加上农业税费改革和机构精简，渡桥镇政府财力状况迅速好转。程成信曾就此说道：“原来（工资）每月2000左右，经常发不下来，这个时候涨到2500块，每月能按时到账。连村里的主职干部（支书、主任、会计），每月都有1200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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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接替程成信担任支书的梁胜利对程村难以完成农业税及附加征收任务，也曾十分头痛。此时，程成信虽已到镇政府工作，但作为程村的包村干部，仍与程村的工作难以分开。曾经一度，梁胜利找到程成信要求辞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不仅每月200元的补贴根本发不出来，而且根本没有完成征税任务的希望。程成信给梁胜利支招，村委会还有800亩左右集体山林，虽因此前村办企业亏空而砍掉了所有的树，但毕竟土地本身还是值钱的。于是，经程成信穿针引线，梧城的一位老板以每年每亩10元的价格承包了程村集体林地30年的经营权，合同签订后先付一半租金，另一半租金分5年付清。这位老板很快就请人将林地清理好，并种上了速生桉树（成材期5～7年），2005年即成材，并进行了第二期造林。据程成信、程守义等人估算，这位老板在2005年即已全部收回了30年的承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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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普通村民有意见的是，他们发现，速生桉树生长了几年后，就像是一台台抽水机，将泉水吸去了不少。尤其对江北自然村村民而言，不少田地即位于该山林下的坡上，饮用水也来自附近山谷中的泉水。速生桉树种植后，坡上的田地经常缺水。而山谷中的泉水，原本据估计可供江北自然村和渡桥圩镇所有人口使用，但在2001年程守智着手将此泉水引出来时，发现已仅够江北自然村村民使用[4]。此外，村民还发现，在坡上的水沟、水田里，水常常是黑色的，散发着浓浓的桉油味。这乃是桉树叶、树皮掉落后，经雨水冲刷所致。为此，村民常抱怨桉树种植把他们坡上的水田、旱土都污染了。而程守义等几个比较富有的村民也批评说，那么便宜的林地，他们也承包得起，而且承包后会种杉树或马尾松，村干部却悄悄地承包了给外人种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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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渡桥镇根据上级要求，推行了旨在“明晰产权”的林权改革。根据相关政策，程村集体山林，以及各村民小组的集体山林，须全部承包到农户（村民简称“分山到户”）。这其中也牵涉已种桉树的山林。承包方认为他与程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长期有效，拒绝交还山林使用权。不得已，对这800亩左右山林，程村采取了承包到户，但同时说服各个农户再将林地使用权承包给这位老板，承包期50年，价格每年每亩12元，首次付一半租金，另一半租金分5年付清。老板与村委会合同被解除，村委会退还该合同未履行的20年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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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民小组的集体山林“分山到户”后，也几乎千篇一律地又整体性地承包给了一些老板。承包期30～50年，价格每年每亩15～25元。为了说明自己是做“正经事”的人，与其他很多镇、村干部有本质区别，程成信曾表示，这些老板大部分都是镇干部（或以亲戚的名义）、主职村干部或者“烂仔”。有少数不愿意转让承包权的村民，干部出面“说情”，甚至“烂仔”出面恐吓，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我问过一些受恐吓的村民，发现程成信所言非虚。但他们的心态却都是：一方面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为此抗争，另一方面，又常感叹“心痛”，甚至不乏怨恨。如有一位村民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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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山（林地）虽然不是说“私有”，只是“承包”，可是人生能有几个30年、50年呢？谁知道三五十年后是什么样子？我那时肯定是见“太公”（死）去了。山（的承包权）肯定拿不回啦，就当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作医药费或者买棺材算了啦。我们这样的人无权无势，不要想那么多啦，只要老天保佑身体健康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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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桥镇“掘地三尺”找财路的办法，最可观的“大手笔”无疑是陶瓷厂建设。为了此事，程前进等村干部还和几个村民小组长闹出了矛盾。其中两个小组长当着村民们的面，掏出2000元丢给程前进，表示不要他的钱，也不再帮他征地。村民见程前进“收买”小组长，遂认定征地过程中有“暗箱操作”。之后，程成信出面“恩威并重”，一面略提高征地价格，另一面断言，村民声称拥有土地使用权却拿不出土地使用证，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并说作为程村的老干部，他对此一清二楚。2008年，镇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将2000亩土地卖给陶瓷厂支持其落户，此后从梧县得到的财税返回每年都达300万元以上。程成信表示，有了这次“飞跃”之后，他的工资已增至每月约3500元，而公务员编制的工资则从原来的约4500元涨到了约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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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包括程成信在内的本地人颇有意见的是，渡桥镇的空气质量从此一落千丈。2013年国庆节，我到程村调研。此季节，当地气温不再炎热、雨水较少，空气湿度适中，本是最宜人的季节。但这次正碰到风向为陶瓷厂向程村、渡桥圩镇方向的日子，天空灰蒙蒙一片，肉眼即可见漂浮的灰尘，空气闻起来有刺鼻的煤焦味。程成信曾发牢骚道，据梧县环保局的专业人士说，这味道来自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一位同在一起聊天的村民“回敬”他道：“你们这些镇干部，不是经常说要千方百计为子孙后代谋发展吗？我看这简直就是要我们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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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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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进入镇政府工作，并没有彻底把农村丢下。一方面，程成信和妻子都从农业体力劳动中脱离了出来，除了他妻子种一点蔬菜自食之外，其他田地都交给了亲戚耕种。另一方面，1998年，程成信承包了200亩左右山林，连同自家50余亩山林，请人种砂糖橘，平时管理也请人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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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信承包山林时，几个发包的农户都因为建房办理宅基地用地手续，曾经或者打算请他帮忙。所以，其承包价格也很低，每年每亩10元，租期15年，头年支付一半租金，另一半分5年支付。同时，程成信请人种植、管理砂糖橘，也主要是请这几家的劳动力。劳力工资随市场价而定，但在用工紧张时节，如施肥、摘果时，他们都会优先考虑给程成信做工。2009年，一位村民曾跟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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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他（程成信）家种砂糖橘。砂糖橘摘果的时候要抢时间。摘太早了，果太生，不好吃、有酸味，摘太晚了，就会烂在树上……他在政府工作啦，我们说不好什么时候就需要麻烦他帮忙的。他家有事，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办法帮忙啦。就算是大家相互帮忙吧。要不然，冇可能这么低的价格把山（林）租给他的，（我们）还每年都给他做工。他们两公婆（夫妻）自己什么都不做，直接等着卖橘子、收钱。你说，凭什么？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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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渡桥圩镇一位农资店的老板说，程成信家种砂糖橘，每年要从他店里购买大量化肥、农药，而他全部以进货的价格卖给程成信（还得倒贴运费）。老板解释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渡桥镇水利站长的弟弟，而程成信的哥哥程成恒在梧县水利局任职。老板说：“他大佬（哥）‘罩’着我大佬，我大佬‘罩’着我。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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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成信自己的话说，在种砂糖橘这件事情上，他“占尽了地利、人和，就算天时差一点也问题不大”。的确，从2001年挂果起至2010年，在常规年景，程成信每亩砂糖橘纯利润可达800～1000元。即使在砂糖橘“小年”（产量低的年份），而且市场价格也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果场也未出现亏损。2008年后，由于渡桥镇及周边地区砂糖橘摘果成本从原来的每斤1.5角涨至5角，再加上橘树老化、部分患上了“黄龙病”[5]，程成信于2011年停止了果场经营。他主动提前一年将山地经营权，连同果树一起都交给了发包的农户，并常在人前自称“大方”“讲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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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认为，镇干部如果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兼业”。2012年底，他跟我计算过如下主要开支：平均每月至少请人吃一餐饭，每餐500～1000元，一年至少1万元左右；每天1～2包烟，需30～50元，一年共计1.5万元左右；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如果多的话，每年3万元不算多，如果少的话，每年也得5000元以上；亲友间人情开支，每年需3万以上；家庭日常开支，每年需2万元以上。再加上其他开支，程成信估算，作为一个普通的渡桥镇干部，每月收入应在8000元以上才勉强够用，更不用想存钱的事情。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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