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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十章 社会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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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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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曾以此概括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并用以区别于当时在城市正在新孕育的“很特殊的社会”(1999d:316)。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分化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地主与农民,尤其是雇农间土地占有极其不平衡,即是例证。“家族政治”“长老统治”等,则是政治权力上社会分层的表现。此外,“文字造下了阶级”的现象说明(1999d:479),受教育水平亦是社会分层的表征之一。不过,从人与人结合成社会的角度,费孝通还是强调了人伦关系的基础地位。他分析道:“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999d:335~336)由此,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结合的方式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999d:334)在这里,己身(但非个人)是中心,处理中心与其他圈子间关系的原则是“人伦”[1]。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费孝通极其相似。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要义即在于,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不偏重任何一方,而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称之为“伦理本位”(2006c:81)。在伦理本位社会中,家庭大,而团体与个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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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种社会结构,当然还有诸多其他论述。如葛学溥(2006:121)、弗里德曼(2000:2)强调家族主义、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2]。鲁比·沃森则强调,阶级分化与“患难相恤”的宗族同时存在(2008:230~241)。另有研究者认为,以财富为中心的社会分层并不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根本特征。许烺光(2001:6~8)和杨懋春(2001:129)的论述提及,在乡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中,“富不过三代”。潘光旦(1995:375)、吴晗(1988:66~70)、胡庆钧(2006:86~92)、瞿同祖(2003a:293~297)等人则争论道,在以权力为标志的社会分层方面,社会层级地位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不限于三代。关于人与人的社会结合,最基本的论述从家庭开始(费孝通,1999c:59;冯友兰2007:43)。葛学溥认为,中国乡村中的基本结构是大家庭(2006:121)。但实际上,仅从家庭规模上看,大家庭并不占多数(费孝通1999a:22;王跃生2006:234~238)。可能如许烺光所论,大家庭较多体现在理想层面上(2001:94)。在家庭中,父权和夫权占主导地位(费孝通,1999a:26~29;1999c:72~74)。在处理家庭内部人与人关系的原则方面,强调孝道中心、忍让、勤俭和性爱受限制[3](潘光旦,1993:129~232;梁漱溟,2006c:67~122;费孝通,1999d:316~381;许烺光,2001:205~221;1990:66~71)。这些结构性分析,也为此后葛伯拉(1966)、波特(1970)、巴博德(1972)、裴达礼(1979)、谢继昌(1985)、庄英章(1981)等人在港台地区的调查所进一步确证。在“社会继替”上(费孝通,1999c:119),诸子均分财产及均担赡养义务(弗里德曼,2000:34;杨懋春,2001;谢继昌,1985;麻国庆,1999;张佩国,2002;滋贺秀三,2003;周大鸣,2006;高永平,2006),以及“香火”的继承,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费孝通,1999a:23~25;林耀华,2000;巴博德,1972: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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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在“阶级”话语下进入乡村后,围绕权力的社会分层发生了翻转(韩丁,1980;2008;柯鲁克等,1982;黄树民,2002:34~50)。政治身份压倒财富标准,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标准。不过,以“伦常”为基础形成的德望标准,仍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杨庆堃,1959a:176~180;杨庆堃,1959b:180;谭同学,2010:153)。黄树民甚至认为,除了集体劳动之外,“革命”话语并没有在农村真正贯彻(2002:前言);波特等人也认为,所谓的变化不过是“在社会生活的表面刮擦一下而已”(1990:269);韩敏的观点与此类似(2007:259~264)。但萧凤霞认为,“革命”让乡村社会发生了“细胞化”的断裂(1989a:169);张乐天认为,“革命”将乡村社会变成了一个“剧场社会”(2005:5);吴毅认为,全能的“革命”和国家权力完全遮蔽了社区权力(2002:92);吴淼提出,“革命”下的乡村治理过程就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过程(2007)。在社会心态上,景军(1996:52~97)、应星(2003)、强世功(2003:161)强调,“革命”话语带来了压抑与恐惧的社会心态。赵文词则认为,村民一直处在“儒家道德”、“毛主义道德”及“实用主义道德”的复杂纠葛中(1984;1990)。陈佩华、赵文词和安戈等人进一步分析道,村民对“革命”话语既有“顺从”的心态,也有“反抗”的意识(1984;1996)。朱晓阳也认为,乡村社会中的认同、道德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结合、利用了“革命”话语,并在实质上维系了社区整合(2003:144~145)。华尔德(1996)、毛丹(2000)等人则较关注“单位制”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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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转型,葛伯拉(1966:143~144)、孔迈隆(1976)等人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中的个体对于财产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庄英章分析道,受城市化的影响,汉族乡村形成了松散家庭模式(1972;1981)。诺玛(1975)、伊丽莎白(1981:185)、阎云翔(2006:61~63)等人注意到,现代性兴起过程中妇女争取“半边天”的性别平等心态开始出现。卢蕙馨(1985)、雷洁琼(1994:95~122;156~168)、戴伯纳与郝瑞(1993)、王跃生(2006:383)、阎云翔(2006:72;153)、杨善华与柳莉(2008)、张卫国(2010)等人通过研究新时期农村婚姻发现,年轻一代村民的自主性意识明显增强,性别平等心态变得更为普遍。石瑞从更基础层面考察发现,女性在维系“养”和“来往”关系的互惠网络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000:122~126)。但持女性主义视角者,如约翰逊(1983)、葛希芝(1989)、朱爱岚(1989)、宝森(1999)、艾华(2008)等人则认为,真正的妇女“解放”仍是未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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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吴飞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研究发现,家庭内部的两性和代际关系恐怕不能太过侧重从权利的角度去看待其松紧、高低。在众多的农村妇女和老人自杀案例中,因为在家庭中受委屈和追求正义而自杀的现象格外引人深思(2009:117)。这固然有个体,尤其是年轻一辈权利意识兴起的原因(231),但也与人们对人伦、正义、命运、情理、礼义及“过日子”的理解密切相关(32~38)。“过日子”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在不同区域关于熟人社会中“做人”的研究(王德福,2014:119~153),以及关于乡村家庭人伦情义的讨论中(桂华,2014:241~252),从不同侧面得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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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之外,贺雪峰以“村庄社会关联”和“半熟人社会”等概念为基础(2003c:4;48),试图以社会结构的变化去说明人际关系理性化[4](28)。阎云翔认为,在“无情的市场逻辑”下(2006:207~208),村民已成为“无公德的个人”(243)。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农民还是“饮水思源”的(欧爱玲2013)。笔者曾尝试论证,村民进行利益考量的基础尚不是纯粹的、无公德的个人,而是核心家庭(2010:449)。与此相关但略有差异,刘新研究了农民的婚姻危机、葬礼娱乐化、善变的情感等问题(2000:51~57;91~99;151~156),并认为村民已生活在自我的阴影之下(2000)。他还在一项关于中国南方某城市官员、企业家与来自农村的性工作者(“小姐”)关系的研究中,强调社会快速变革条件下人们人格上的不确定性与易变性(流心2005: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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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社会结构及心态,与货币作用凸显有较密切的关系。这在如下一些研究中可见一斑。杨美惠分析关系学在中国的兴起过程时,重点关注了礼物性质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变化(2009:135~141)。阎云翔则将利益交换性的礼物称之为“工具性礼物”,以与互惠性的“表达性礼物”相对应(2000:64)。萧楼等人的分析也表明,货币等价交换规则已普遍为村民所接受(2006)。但是,倪志伟(1985:171~178)、陈其南(2005)、项飚(2000:449~489)、张鹂(2014)、吴重庆(2014a:141~155)及笔者(谭同学2012)关注了另一番景象,那就是村民依靠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来抵御货币等价交换规则带来的市场风险。这种以互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系,扩展到非亲属网络中后,形成了一种可联结特定群体的“义气”。当然,“义气”与亲属网络的互惠机制也有不同,甚至在部分情况下还会有冲突(谭同学,2006b、2012;庄思博,2016)。但在通常状态下,对于某些特定群体,如“烂仔”“混混”等“灰社会”而言,“义气”又是“亲情”的拟制和扩展(麻国庆,1999:142;黄海,2010:170;陈柏峰,2010:81)。与此类似,石汉还发现,因为官方表述和地方实践间区别,地方知识中传统礼仪与人情互惠在正式科层制中有可能被认为是封建、腐败。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人们私底下共享这些隐秘的认识,正式场合却对之以尴尬、讽刺或犬儒主义(2013:174)。借鉴赫茨菲尔德的“文化亲密”概念(2005:3),石汉将这种共享隐秘知识的群体称之为“共识社群”(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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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从未深度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状况,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了骤变。与传统“乡土”时代农民在土地、权力和教育上的差别相比,这带来了更快、更剧烈的社会分化(陆学艺,2002、2010;李强,2002;孙立平,2002、2003)。并且,社会分层不论是在乡村当中,还是在走入城市的农民工当中,都有“阶层封闭”的势头(刘林平,2007;熊易寒,2010;徐晓军,2013)。大量存在的留守儿童表明,农民工仍无法在城市解决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叶敬忠,2011)。乡村社会分化不仅引起了学界就社会公正而提出批判,也引起了“仇富”“郁闷”等社会心态(薛勇,2009;梁晓声,2011、2012;石勇,2009、2014;庄思博,2013)。可是,普通农民仇富缘何未导致显性的社会问题?秦洁认为,这是因为底层农民有“忍”的心态(2013)。而张慧则认为,相信“命”“报”等机制的存在,有助于农民将“妒忌”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2010)。归根究底,农民其实在对不平等交换或他人“暴富”进行自我心态调适(罗红光,2000:140;张慧,2010),但暴富者同样不可避免焦虑心态(庄思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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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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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结构当中,家庭的“基本三角形”乃是其他所有社会结合方式的基础(费孝通1999c:59)。分析程村社会结合方式的转型,似亦可从家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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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友与程成邦兄弟“手足情深”的故事中,以孝道、忍让、勤俭、人伦为本等家庭关系模式无疑得到了鲜明地呈现。对照前文所述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对近代“乡土”社会中家庭关系轮廓的总结,这类故事至少可被看作一种相似度很高的例证。而且,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阶级”话语进入乡村,程成友逃港,以及程成邦被划为“右派”,而截然中断。相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程成邦如同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伦”原则的要求,承受着“革命”原则的压力,不断接济程成友在程村的妻儿。换句话说,“亲不亲、阶级分”的标准并没有完全切断村民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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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在那些既有违“革命”话语又有违社区公德的行为当中,首要考虑的无疑仍是家庭。如程守义为改变家庭困苦状况而挪用修建水库的公款,“四不清”干部陈林、程守禄等人多吃多占,毫无疑问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算计。这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所分析的人伦以外缺乏普遍规则,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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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乡村社会急剧变动中,权力代替财富及其他所有标准,开始主导社会分层,确实伴生着诸多家庭关系变动。这从程守德及其兄弟的家庭变动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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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急剧变动,程守礼在程村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家庭问题。首先是已有身孕的妻子,为此陷入了尴尬和困苦的境地。在程守礼音讯全无的情况下,孤儿寡母只得依赖大家庭存活。但这种符合传统家庭“人伦”原则的坚守,并未带来好的结果。程守礼终究在香港再婚,而他在程村的妻子十余年后终于也“红杏”出了早已不存在的“墙”。在她与陈西的婚外性关系暴露后,程守礼被迫回到程村参与处理纠纷。但是,他不愿再承担这份家庭责任。不用说,在未卷入这种事情的普通程村人看来,这有违人“夫”、人父的行事规则。只不过,此时社会结构变动,已容不得他们将这套传统的家庭伦理,搬到台面上来指责程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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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对于程守德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他受益于新的社会结构,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但也同样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限制,他未能像有城镇户口的同学那样得到机会“吃国家粮”。进而,他也由此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当家”,肩负起大家庭超重的负担。毫无疑问,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走出农村的可能性。以至于,原本程守德在珠海农场谋得一个或将有可能跳出农村的机会,但考虑到父亲困难,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女都要读书,而选择了返回程村。此后,他结婚生子,家境愈发困难,甚至曾面临家中揭不开锅的情况,求助于同学麦某。最后,一直梦想做工程师、十分讨厌教师职业的他,不得不当上了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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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层级压力下和家庭关系中,程守德并没有要求程守礼维持在程村的婚姻,只是希望他能适度担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这本是常理中的事情,但程守礼选择了逃避。此外,这个大家庭仍将不得不与陈西在同一个自然村中长期生活下去。由此,程守德反对嫂子离婚后与陈西结婚。这种想法无非是为两家未来少一些家庭矛盾而作考虑。程守礼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则进一步彰显了他不愿为大家庭承担起码的责任的本意。对他而言,俨然女儿有人抚养,陈西受到了(党纪)处罚,就够了。但对程守德而言,这与“当家”的原则相去甚远。他在心态上不满,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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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守礼却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扮演长子当家的角色。在他眼里,富裕的香港与穷苦的程村对比毫无疑问很鲜明。由此,他提及这方面的信息,或许并没有责怪程守德的意味。但是,当他责怪程守德“当家”没有当好时,其所做、所说对程守德而言,意味则完全变了。程守德随即反驳程守礼,一方面不承担家庭责任,另一方面说大话、指责别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兄弟关系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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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家庭关系变动案例中,当然也有社会层级结构变动的原因。但很显然,真正的摩擦在于程守德坚持传统的家庭人伦原则,并较多考虑整个大家庭长期过生活,而程守礼一方面急于从这种人伦责任中脱离,另一方面又仍按照人伦原则赋予的权利,对大家庭关系指手画脚。在父亲去世后,程守礼虽在通信中表示因未尽孝道而心怀惭愧,却仍未做出让程守德、程守智满意的行为表示。这加剧了他们寄予家庭人伦关系厚望而未得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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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从“革命”话语中走出来后,程守礼回程村变得容易起来,但由于真正的矛盾在做人原则上的冲突,这并未使得家庭关系处理上变得更简单。关于那两台录音机,程守礼作为送礼者,当然应有决定权,而他和最小的弟弟程守才,以尊母的名义将新收音机放在程守才家,按说也并无不妥。程守智作为曾经的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对新录音机有特别的欲望,也是人之常情。程守德指出,在母亲不要收音机的情况下应将新收音机给程守智,则亦有长幼有序的道理。因此,单就程守礼所带礼物分配本身而言,这只是一件有分歧的家事。可问题是,程守礼出现了过激的言语,而程守德、程守智的回击则携带了过去的积怨。最后,不仅程守礼,而且使得程守才,也开始与程守德、程守智对立。程守德、程守智建房,程守礼、程守才不帮忙。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程守礼寓所”,送给程守才使用。这些最终固化了“形同陌路”的兄弟关系,并使得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这种家庭关系状态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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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程守义,谈及程守德及其兄弟关系时,虽然强调程守礼未能恪守人伦、尽长兄之责,却也责怪程守德、程守智太像“知识分子”。在程守义看来,社会层级地位低者主动向高者示好,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很显然,程守德、程守智并没有这样考虑。他们更多的是在根据人伦原则,就家庭内部关系责任评判家庭正义。尤其是对于晚年热心于宗亲事务的程守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从个人情感上讲,他已无丝毫想再与程守礼建立来往的愿望。但从宗族伦理角度而言,程守德又总觉得有些遗憾,竟然连自家兄弟关系都未能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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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内部关系上,与程守德家相比,程成仁家可算贯彻“革命”原则相当彻底。1970年代,程成仁充分发了父权的威力,在子女婚姻的问题上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按说,在以权力为主导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程成仁可谓如日中天,应该有较多选择余地。可是,无论是两个女婿还是儿媳,程成仁都做出了很符合“革命”标准的选择。若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人生史,程成仁坚持以“革命”原则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不仅为其后来的窘境埋下了伏笔,甚至也为三个子女及其后代的人生埋下了“祸根”。家境同样比较困难的程守宽,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是个看得开的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家庭基本和谐。程守宽与弟弟程守恕、程守忠的关系,也多少还保持着“患难与共”的色彩。虽然程守宽的三个儿子经济状况不太好,最小的儿子甚至沉迷于“晃悠”,但程守宽夫妇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勤劳,为儿子、儿媳分忧,代际关系也基本没有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甚至也是吸引一些村民信奉基督教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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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这些人相比,程守义家的经济状况好得多。羡慕他家的村民也很多,但对其家庭关系颇有微词。程守义关心的则不是村民评论,而是家庭关系的真实状态。事实上,他一开始有婚外性关系,妻子程秀就可能已有察觉,但并没有严加管束。只是在程守义有了固定的“女朋友”,也即威胁到家庭后,她才隔三岔五吵闹。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她还想极力保留这个权利极不平等的家庭。这说明,她所持的并非权利平等式的家庭正义观,而是将生活过下去的现实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她保留了相同的底线。程守义尽可能地表现对她照顾有加,经两年多努力治好了其胃病。在程村,男性较少做家务,程守义却只要有空在家就包揽做饭、洗衣服,等等。此外,程守义对她娘家人也特别好。在旁人看来,这些做法简直就是“两面三刀”。但它们使得程秀对于维系家庭还能做最后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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