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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73 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1703258093]
1703260774 二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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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76 在社会结构当中,家庭的“基本三角形”乃是其他所有社会结合方式的基础(费孝通1999c:59)。分析程村社会结合方式的转型,似亦可从家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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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78 在程成友与程成邦兄弟“手足情深”的故事中,以孝道、忍让、勤俭、人伦为本等家庭关系模式无疑得到了鲜明地呈现。对照前文所述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对近代“乡土”社会中家庭关系轮廓的总结,这类故事至少可被看作一种相似度很高的例证。而且,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阶级”话语进入乡村,程成友逃港,以及程成邦被划为“右派”,而截然中断。相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程成邦如同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伦”原则的要求,承受着“革命”原则的压力,不断接济程成友在程村的妻儿。换句话说,“亲不亲、阶级分”的标准并没有完全切断村民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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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80 甚至于,在那些既有违“革命”话语又有违社区公德的行为当中,首要考虑的无疑仍是家庭。如程守义为改变家庭困苦状况而挪用修建水库的公款,“四不清”干部陈林、程守禄等人多吃多占,毫无疑问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算计。这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所分析的人伦以外缺乏普遍规则,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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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82 当然,在乡村社会急剧变动中,权力代替财富及其他所有标准,开始主导社会分层,确实伴生着诸多家庭关系变动。这从程守德及其兄弟的家庭变动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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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84 因为社会急剧变动,程守礼在程村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家庭问题。首先是已有身孕的妻子,为此陷入了尴尬和困苦的境地。在程守礼音讯全无的情况下,孤儿寡母只得依赖大家庭存活。但这种符合传统家庭“人伦”原则的坚守,并未带来好的结果。程守礼终究在香港再婚,而他在程村的妻子十余年后终于也“红杏”出了早已不存在的“墙”。在她与陈西的婚外性关系暴露后,程守礼被迫回到程村参与处理纠纷。但是,他不愿再承担这份家庭责任。不用说,在未卷入这种事情的普通程村人看来,这有违人“夫”、人父的行事规则。只不过,此时社会结构变动,已容不得他们将这套传统的家庭伦理,搬到台面上来指责程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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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86 可是,这对于程守德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他受益于新的社会结构,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但也同样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限制,他未能像有城镇户口的同学那样得到机会“吃国家粮”。进而,他也由此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当家”,肩负起大家庭超重的负担。毫无疑问,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走出农村的可能性。以至于,原本程守德在珠海农场谋得一个或将有可能跳出农村的机会,但考虑到父亲困难,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女都要读书,而选择了返回程村。此后,他结婚生子,家境愈发困难,甚至曾面临家中揭不开锅的情况,求助于同学麦某。最后,一直梦想做工程师、十分讨厌教师职业的他,不得不当上了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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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88 在这样的社会层级压力下和家庭关系中,程守德并没有要求程守礼维持在程村的婚姻,只是希望他能适度担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这本是常理中的事情,但程守礼选择了逃避。此外,这个大家庭仍将不得不与陈西在同一个自然村中长期生活下去。由此,程守德反对嫂子离婚后与陈西结婚。这种想法无非是为两家未来少一些家庭矛盾而作考虑。程守礼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则进一步彰显了他不愿为大家庭承担起码的责任的本意。对他而言,俨然女儿有人抚养,陈西受到了(党纪)处罚,就够了。但对程守德而言,这与“当家”的原则相去甚远。他在心态上不满,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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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90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守礼却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扮演长子当家的角色。在他眼里,富裕的香港与穷苦的程村对比毫无疑问很鲜明。由此,他提及这方面的信息,或许并没有责怪程守德的意味。但是,当他责怪程守德“当家”没有当好时,其所做、所说对程守德而言,意味则完全变了。程守德随即反驳程守礼,一方面不承担家庭责任,另一方面说大话、指责别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兄弟关系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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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92 在此家庭关系变动案例中,当然也有社会层级结构变动的原因。但很显然,真正的摩擦在于程守德坚持传统的家庭人伦原则,并较多考虑整个大家庭长期过生活,而程守礼一方面急于从这种人伦责任中脱离,另一方面又仍按照人伦原则赋予的权利,对大家庭关系指手画脚。在父亲去世后,程守礼虽在通信中表示因未尽孝道而心怀惭愧,却仍未做出让程守德、程守智满意的行为表示。这加剧了他们寄予家庭人伦关系厚望而未得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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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94 程村从“革命”话语中走出来后,程守礼回程村变得容易起来,但由于真正的矛盾在做人原则上的冲突,这并未使得家庭关系处理上变得更简单。关于那两台录音机,程守礼作为送礼者,当然应有决定权,而他和最小的弟弟程守才,以尊母的名义将新收音机放在程守才家,按说也并无不妥。程守智作为曾经的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对新录音机有特别的欲望,也是人之常情。程守德指出,在母亲不要收音机的情况下应将新收音机给程守智,则亦有长幼有序的道理。因此,单就程守礼所带礼物分配本身而言,这只是一件有分歧的家事。可问题是,程守礼出现了过激的言语,而程守德、程守智的回击则携带了过去的积怨。最后,不仅程守礼,而且使得程守才,也开始与程守德、程守智对立。程守德、程守智建房,程守礼、程守才不帮忙。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程守礼寓所”,送给程守才使用。这些最终固化了“形同陌路”的兄弟关系,并使得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这种家庭关系状态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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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96 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程守义,谈及程守德及其兄弟关系时,虽然强调程守礼未能恪守人伦、尽长兄之责,却也责怪程守德、程守智太像“知识分子”。在程守义看来,社会层级地位低者主动向高者示好,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很显然,程守德、程守智并没有这样考虑。他们更多的是在根据人伦原则,就家庭内部关系责任评判家庭正义。尤其是对于晚年热心于宗亲事务的程守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从个人情感上讲,他已无丝毫想再与程守礼建立来往的愿望。但从宗族伦理角度而言,程守德又总觉得有些遗憾,竟然连自家兄弟关系都未能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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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798 在家庭内部关系上,与程守德家相比,程成仁家可算贯彻“革命”原则相当彻底。1970年代,程成仁充分发了父权的威力,在子女婚姻的问题上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按说,在以权力为主导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程成仁可谓如日中天,应该有较多选择余地。可是,无论是两个女婿还是儿媳,程成仁都做出了很符合“革命”标准的选择。若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人生史,程成仁坚持以“革命”原则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不仅为其后来的窘境埋下了伏笔,甚至也为三个子女及其后代的人生埋下了“祸根”。家境同样比较困难的程守宽,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是个看得开的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家庭基本和谐。程守宽与弟弟程守恕、程守忠的关系,也多少还保持着“患难与共”的色彩。虽然程守宽的三个儿子经济状况不太好,最小的儿子甚至沉迷于“晃悠”,但程守宽夫妇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勤劳,为儿子、儿媳分忧,代际关系也基本没有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甚至也是吸引一些村民信奉基督教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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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00 与以上这些人相比,程守义家的经济状况好得多。羡慕他家的村民也很多,但对其家庭关系颇有微词。程守义关心的则不是村民评论,而是家庭关系的真实状态。事实上,他一开始有婚外性关系,妻子程秀就可能已有察觉,但并没有严加管束。只是在程守义有了固定的“女朋友”,也即威胁到家庭后,她才隔三岔五吵闹。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她还想极力保留这个权利极不平等的家庭。这说明,她所持的并非权利平等式的家庭正义观,而是将生活过下去的现实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她保留了相同的底线。程守义尽可能地表现对她照顾有加,经两年多努力治好了其胃病。在程村,男性较少做家务,程守义却只要有空在家就包揽做饭、洗衣服,等等。此外,程守义对她娘家人也特别好。在旁人看来,这些做法简直就是“两面三刀”。但它们使得程秀对于维系家庭还能做最后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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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02 当程守义在家庭里公开宣称,“黄、赌、毒”,只有“黄”不错的“歪理邪说”时,程秀骂他“天打雷劈”“老封建”。可是,程守义还在“理论”狡辩,宣称“存天理、灭人欲”才是“老封建”,而他则俨然是“思想解放”的进步者。不用说,程秀在保住了家庭关系不崩溃的同时,心态上是很不平衡的。从这个角度说,她或多或少还是接受一些权利平等的家庭正义观,否则若真按“老封建”的规矩,足够富裕的程守义完全可以在维系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天经地义”地娶“三妻四妾”。程秀心态上的这种两面性,在家庭关系已嵌入威胁因素的情况下,注定难以靠世俗正义观,给出一个可以消气的“合理”理由。于是,宗教成了她的选择。值此,程守义的家方算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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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04 在代际关系上,程守义家也出现了相似的逻辑。四个子女对程守义夫妇大体上做到了程村人认可的孝顺,但是他们同样也容忍了程守义的婚外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与程秀一样,给程守义划出了底线,即维系家庭关系的延续。对程守义而言,在物质上不必担心生活困难,但着实不愿面对子女将他抛弃于家庭之外的境况。在孙子的培养问题上,他愿意放弃上瘾的嗜好,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由此,颇有几分讽刺却又不难理解的是,程福稻的妻子将其婚外性关系划分类别,一类是出于资本积累需要的“生意应酬”,一类是可能威胁家庭的,前者可当作没发生,而后者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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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06 在程村普通的年轻人,如程敬修、程敬道、程敬山、程敬娴等人的家庭中,相比较于祖辈、父辈而言,夫妻关系平等了很多。如程敬山的妻子就认为,自己打工赚得不比程敬山少。程敬娴虽然认为养家主要还是靠丈夫打工,但李生凡事也得与她商量。不过,在代际关系上,则显然偏向年轻的一辈。父辈不仅尽力为之准备婚嫁所需物质基础,还得竭力帮忙抚养小孩。此类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笔者也曾将之概为“男女趋向平等、代际关系偏向年轻一辈”(谭同学2010:449),此处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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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09 三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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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11 “自我”一词可用来指一个人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也可用来指己身。在己身的意义上,自我在中国社会中的特点即是具有伸缩性(费孝通,1999d:334),与它在西方社会仅指个人,很不一样。从总体上说,在“父子同一”文化作用下,作为个人的自我人格处于祖先的“荫蔽”之下。其具体表现是个人服从于“大家庭理想”(许烺光,2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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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13 如前所述,程成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抚养程成邦,并供他超乎常规地接受现代教育,无疑是将个人包括婚姻大事在内的利益,放在了大家庭利益之下。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克己,而是超乎程村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忘我和克制欲望。在程成邦克服困难扶持程南山及其母亲的过程中,同样也算是超乎寻常地压制了自己家庭的需要,以维持大家庭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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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15 从这个角度看,程成功即是反面典型。他不仅对程南山不讲“五服”内的叔侄之情,甚至对自己亲兄弟也常看不起。若以“阶级”论,程成功与其兄弟乃属同一阶级成分。这种歧视很显然也没有“阶级”上的理由。可是,程成功这种行为又与“阶级”话语相连,嫁接在以“革命”权力为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之上。他认为凭其个人一表人才和党员、治保主任的光环,可以“威风”一番。在旁人看来,他显然弄错了自我与(大)家庭的关系。进而,他兄弟仍愿撇开个人的不良感受,为大家庭考虑而“不记小人过”,为其婚事操心。然而,程成功在将自我置于大家庭之上时,在婚姻的事情上也不容易放下姿态,找准真实的自我。在本可有些选择余地的婚姻上,他忽略了其他因素,以至于高不成、低不就,落下了单身的结果。而更为讽刺的还在于,因自我太突出,难以适合乡村社会需要,在单身的情况下,程成功还在中晚年碰上了“阶级”话语消解、“革命”权力转型。此前其自我极度膨胀所看重的一切,很快变得一文不值。在当下,人们反复将他的案例拿出来讲,当然绝不只是为了讽刺他本人而已,而是有着强调个人应服从于家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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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17 与此相似,程守礼之所以长期为程守德、程守智所责怪,甚至最后断绝了来往,也与他考虑自我太多,而考虑大家庭太少有密切的关系。毕竟,在当时的大家庭中,程守德是唯一“当家”的人,而他的小家庭已困顿到揭不开锅的境地。程守礼为大家庭,甚至哪怕只是为自己在程村的小家庭承担一点点责任,也至少可缓解程守德的些许压力。可是,程守礼为了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回避了所有责任。这在程守德看来,无疑是摆错了自我与大家庭关系的表现。程守德辞掉教师职务,开办钟表修理店,后来不少人认为他亏了。而他本人认为,要是不辞职,当时就全家受苦,辞职虽然意味着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却毕竟暂时改善了家人的生活状况。其对待自我与家庭的态度,与程守礼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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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19 在家庭外的关系中,若程守德为自我的实际利益考量多一些的话,毫无疑问应向手握“革命”权力的程成仁靠拢。他曾受过高中教育,对此形势应该不会没有一点敏感性。但是,他选择的是与程守宽这样的人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在与程守义的交往中,程守德无疑受到了“革命”意识的影响,积极支持“红旗派”,但他并未表现出想实现自我利益的冲动,而只是充当出谋划策的“黑参谋”。同时,他还比程守义更能看透“革命”话语及政治派别斗争与乡村社会过生活不一致的地方,更具有从长远考虑超越“革命”话语,而想办法在政治运动中尽量不破坏普通农民的亲属、同乡、同学关系。由此,他不顾自己在政治上被指“脚踏两只船”的风险,与“东风派”中的老同学谋定了避免武斗流血的计划。相比较而言,程守义与“四清”工作队保持良好关系在前,又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头头”参与“革委会”在后,复还挪用公款,则显然多了很多实现自我实利的因素。普通村民对此时期程守德的处事方式多有肯定,对同时期的程守义则有褒有贬。可见,在普通村民看来,自我也不能太过实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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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60821 就实现自我利益而言,程守义的选择当然更有效。即使不再担当程村大队干部后,他靠着原本就包含了自我实利因素的关系网络,迅速实现了脱贫。更不用说,自我实利色彩更浓厚的程成信,认定仅仅是未及时照顾他参军的程成仁不对,完全不顾他若于当年参军对他人是否公正。在不得不面对转业回到程村的事实之后,为了实现自我实利,程成信却又能对程成仁表现出无限的“忠诚”。这无疑是一种剧烈的悖论,为了实现自我,而主动选择出卖自我。但是,这种悖论在自我实利为上的原则下,又恰恰能完美协调起来,丝毫都不矛盾。甚或可以说,越是因为想实现自我,就越愿意无限度地出卖自我。同理,当程成仁晚年失去了为他所用的价值时,程成信比其他普通村民对程成仁还疏离、冷淡。除了程成仁骂他没良心之外,其他村民也抨击他“过河拆桥”的自私行为。但很显然,如此看重自我实利的程成信,并不在乎这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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