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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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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结构当中，家庭的“基本三角形”乃是其他所有社会结合方式的基础（费孝通1999c：59）。分析程村社会结合方式的转型，似亦可从家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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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友与程成邦兄弟“手足情深”的故事中，以孝道、忍让、勤俭、人伦为本等家庭关系模式无疑得到了鲜明地呈现。对照前文所述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对近代“乡土”社会中家庭关系轮廓的总结，这类故事至少可被看作一种相似度很高的例证。而且，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阶级”话语进入乡村，程成友逃港，以及程成邦被划为“右派”，而截然中断。相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程成邦如同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伦”原则的要求，承受着“革命”原则的压力，不断接济程成友在程村的妻儿。换句话说，“亲不亲、阶级分”的标准并没有完全切断村民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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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在那些既有违“革命”话语又有违社区公德的行为当中，首要考虑的无疑仍是家庭。如程守义为改变家庭困苦状况而挪用修建水库的公款，“四不清”干部陈林、程守禄等人多吃多占，毫无疑问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算计。这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所分析的人伦以外缺乏普遍规则，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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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乡村社会急剧变动中，权力代替财富及其他所有标准，开始主导社会分层，确实伴生着诸多家庭关系变动。这从程守德及其兄弟的家庭变动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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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急剧变动，程守礼在程村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家庭问题。首先是已有身孕的妻子，为此陷入了尴尬和困苦的境地。在程守礼音讯全无的情况下，孤儿寡母只得依赖大家庭存活。但这种符合传统家庭“人伦”原则的坚守，并未带来好的结果。程守礼终究在香港再婚，而他在程村的妻子十余年后终于也“红杏”出了早已不存在的“墙”。在她与陈西的婚外性关系暴露后，程守礼被迫回到程村参与处理纠纷。但是，他不愿再承担这份家庭责任。不用说，在未卷入这种事情的普通程村人看来，这有违人“夫”、人父的行事规则。只不过，此时社会结构变动，已容不得他们将这套传统的家庭伦理，搬到台面上来指责程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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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对于程守德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他受益于新的社会结构，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但也同样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限制，他未能像有城镇户口的同学那样得到机会“吃国家粮”。进而，他也由此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当家”，肩负起大家庭超重的负担。毫无疑问，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走出农村的可能性。以至于，原本程守德在珠海农场谋得一个或将有可能跳出农村的机会，但考虑到父亲困难，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女都要读书，而选择了返回程村。此后，他结婚生子，家境愈发困难，甚至曾面临家中揭不开锅的情况，求助于同学麦某。最后，一直梦想做工程师、十分讨厌教师职业的他，不得不当上了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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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层级压力下和家庭关系中，程守德并没有要求程守礼维持在程村的婚姻，只是希望他能适度担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这本是常理中的事情，但程守礼选择了逃避。此外，这个大家庭仍将不得不与陈西在同一个自然村中长期生活下去。由此，程守德反对嫂子离婚后与陈西结婚。这种想法无非是为两家未来少一些家庭矛盾而作考虑。程守礼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则进一步彰显了他不愿为大家庭承担起码的责任的本意。对他而言，俨然女儿有人抚养，陈西受到了（党纪）处罚，就够了。但对程守德而言，这与“当家”的原则相去甚远。他在心态上不满，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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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守礼却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扮演长子当家的角色。在他眼里，富裕的香港与穷苦的程村对比毫无疑问很鲜明。由此，他提及这方面的信息，或许并没有责怪程守德的意味。但是，当他责怪程守德“当家”没有当好时，其所做、所说对程守德而言，意味则完全变了。程守德随即反驳程守礼，一方面不承担家庭责任，另一方面说大话、指责别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兄弟关系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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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家庭关系变动案例中，当然也有社会层级结构变动的原因。但很显然，真正的摩擦在于程守德坚持传统的家庭人伦原则，并较多考虑整个大家庭长期过生活，而程守礼一方面急于从这种人伦责任中脱离，另一方面又仍按照人伦原则赋予的权利，对大家庭关系指手画脚。在父亲去世后，程守礼虽在通信中表示因未尽孝道而心怀惭愧，却仍未做出让程守德、程守智满意的行为表示。这加剧了他们寄予家庭人伦关系厚望而未得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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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从“革命”话语中走出来后，程守礼回程村变得容易起来，但由于真正的矛盾在做人原则上的冲突，这并未使得家庭关系处理上变得更简单。关于那两台录音机，程守礼作为送礼者，当然应有决定权，而他和最小的弟弟程守才，以尊母的名义将新收音机放在程守才家，按说也并无不妥。程守智作为曾经的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对新录音机有特别的欲望，也是人之常情。程守德指出，在母亲不要收音机的情况下应将新收音机给程守智，则亦有长幼有序的道理。因此，单就程守礼所带礼物分配本身而言，这只是一件有分歧的家事。可问题是，程守礼出现了过激的言语，而程守德、程守智的回击则携带了过去的积怨。最后，不仅程守礼，而且使得程守才，也开始与程守德、程守智对立。程守德、程守智建房，程守礼、程守才不帮忙。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程守礼寓所”，送给程守才使用。这些最终固化了“形同陌路”的兄弟关系，并使得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这种家庭关系状态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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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程守义，谈及程守德及其兄弟关系时，虽然强调程守礼未能恪守人伦、尽长兄之责，却也责怪程守德、程守智太像“知识分子”。在程守义看来，社会层级地位低者主动向高者示好，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很显然，程守德、程守智并没有这样考虑。他们更多的是在根据人伦原则，就家庭内部关系责任评判家庭正义。尤其是对于晚年热心于宗亲事务的程守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从个人情感上讲，他已无丝毫想再与程守礼建立来往的愿望。但从宗族伦理角度而言，程守德又总觉得有些遗憾，竟然连自家兄弟关系都未能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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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内部关系上，与程守德家相比，程成仁家可算贯彻“革命”原则相当彻底。1970年代，程成仁充分发了父权的威力，在子女婚姻的问题上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按说，在以权力为主导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程成仁可谓如日中天，应该有较多选择余地。可是，无论是两个女婿还是儿媳，程成仁都做出了很符合“革命”标准的选择。若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人生史，程成仁坚持以“革命”原则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不仅为其后来的窘境埋下了伏笔，甚至也为三个子女及其后代的人生埋下了“祸根”。家境同样比较困难的程守宽，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是个看得开的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家庭基本和谐。程守宽与弟弟程守恕、程守忠的关系，也多少还保持着“患难与共”的色彩。虽然程守宽的三个儿子经济状况不太好，最小的儿子甚至沉迷于“晃悠”，但程守宽夫妇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勤劳，为儿子、儿媳分忧，代际关系也基本没有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甚至也是吸引一些村民信奉基督教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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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这些人相比，程守义家的经济状况好得多。羡慕他家的村民也很多，但对其家庭关系颇有微词。程守义关心的则不是村民评论，而是家庭关系的真实状态。事实上，他一开始有婚外性关系，妻子程秀就可能已有察觉，但并没有严加管束。只是在程守义有了固定的“女朋友”，也即威胁到家庭后，她才隔三岔五吵闹。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她还想极力保留这个权利极不平等的家庭。这说明，她所持的并非权利平等式的家庭正义观，而是将生活过下去的现实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她保留了相同的底线。程守义尽可能地表现对她照顾有加，经两年多努力治好了其胃病。在程村，男性较少做家务，程守义却只要有空在家就包揽做饭、洗衣服，等等。此外，程守义对她娘家人也特别好。在旁人看来，这些做法简直就是“两面三刀”。但它们使得程秀对于维系家庭还能做最后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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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守义在家庭里公开宣称，“黄、赌、毒”，只有“黄”不错的“歪理邪说”时，程秀骂他“天打雷劈”“老封建”。可是，程守义还在“理论”狡辩，宣称“存天理、灭人欲”才是“老封建”，而他则俨然是“思想解放”的进步者。不用说，程秀在保住了家庭关系不崩溃的同时，心态上是很不平衡的。从这个角度说，她或多或少还是接受一些权利平等的家庭正义观，否则若真按“老封建”的规矩，足够富裕的程守义完全可以在维系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天经地义”地娶“三妻四妾”。程秀心态上的这种两面性，在家庭关系已嵌入威胁因素的情况下，注定难以靠世俗正义观，给出一个可以消气的“合理”理由。于是，宗教成了她的选择。值此，程守义的家方算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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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际关系上，程守义家也出现了相似的逻辑。四个子女对程守义夫妇大体上做到了程村人认可的孝顺，但是他们同样也容忍了程守义的婚外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与程秀一样，给程守义划出了底线，即维系家庭关系的延续。对程守义而言，在物质上不必担心生活困难，但着实不愿面对子女将他抛弃于家庭之外的境况。在孙子的培养问题上，他愿意放弃上瘾的嗜好，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由此，颇有几分讽刺却又不难理解的是，程福稻的妻子将其婚外性关系划分类别，一类是出于资本积累需要的“生意应酬”，一类是可能威胁家庭的，前者可当作没发生，而后者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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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普通的年轻人，如程敬修、程敬道、程敬山、程敬娴等人的家庭中，相比较于祖辈、父辈而言，夫妻关系平等了很多。如程敬山的妻子就认为，自己打工赚得不比程敬山少。程敬娴虽然认为养家主要还是靠丈夫打工，但李生凡事也得与她商量。不过，在代际关系上，则显然偏向年轻的一辈。父辈不仅尽力为之准备婚嫁所需物质基础，还得竭力帮忙抚养小孩。此类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笔者也曾将之概为“男女趋向平等、代际关系偏向年轻一辈”（谭同学2010：449），此处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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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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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一词可用来指一个人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也可用来指己身。在己身的意义上，自我在中国社会中的特点即是具有伸缩性（费孝通，1999d：334），与它在西方社会仅指个人，很不一样。从总体上说，在“父子同一”文化作用下，作为个人的自我人格处于祖先的“荫蔽”之下。其具体表现是个人服从于“大家庭理想”（许烺光，2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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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程成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抚养程成邦，并供他超乎常规地接受现代教育，无疑是将个人包括婚姻大事在内的利益，放在了大家庭利益之下。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克己，而是超乎程村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忘我和克制欲望。在程成邦克服困难扶持程南山及其母亲的过程中，同样也算是超乎寻常地压制了自己家庭的需要，以维持大家庭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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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程成功即是反面典型。他不仅对程南山不讲“五服”内的叔侄之情，甚至对自己亲兄弟也常看不起。若以“阶级”论，程成功与其兄弟乃属同一阶级成分。这种歧视很显然也没有“阶级”上的理由。可是，程成功这种行为又与“阶级”话语相连，嫁接在以“革命”权力为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之上。他认为凭其个人一表人才和党员、治保主任的光环，可以“威风”一番。在旁人看来，他显然弄错了自我与（大）家庭的关系。进而，他兄弟仍愿撇开个人的不良感受，为大家庭考虑而“不记小人过”，为其婚事操心。然而，程成功在将自我置于大家庭之上时，在婚姻的事情上也不容易放下姿态，找准真实的自我。在本可有些选择余地的婚姻上，他忽略了其他因素，以至于高不成、低不就，落下了单身的结果。而更为讽刺的还在于，因自我太突出，难以适合乡村社会需要，在单身的情况下，程成功还在中晚年碰上了“阶级”话语消解、“革命”权力转型。此前其自我极度膨胀所看重的一切，很快变得一文不值。在当下，人们反复将他的案例拿出来讲，当然绝不只是为了讽刺他本人而已，而是有着强调个人应服从于家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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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程守礼之所以长期为程守德、程守智所责怪，甚至最后断绝了来往，也与他考虑自我太多，而考虑大家庭太少有密切的关系。毕竟，在当时的大家庭中，程守德是唯一“当家”的人，而他的小家庭已困顿到揭不开锅的境地。程守礼为大家庭，甚至哪怕只是为自己在程村的小家庭承担一点点责任，也至少可缓解程守德的些许压力。可是，程守礼为了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回避了所有责任。这在程守德看来，无疑是摆错了自我与大家庭关系的表现。程守德辞掉教师职务，开办钟表修理店，后来不少人认为他亏了。而他本人认为，要是不辞职，当时就全家受苦，辞职虽然意味着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却毕竟暂时改善了家人的生活状况。其对待自我与家庭的态度，与程守礼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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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外的关系中，若程守德为自我的实际利益考量多一些的话，毫无疑问应向手握“革命”权力的程成仁靠拢。他曾受过高中教育，对此形势应该不会没有一点敏感性。但是，他选择的是与程守宽这样的人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在与程守义的交往中，程守德无疑受到了“革命”意识的影响，积极支持“红旗派”，但他并未表现出想实现自我利益的冲动，而只是充当出谋划策的“黑参谋”。同时，他还比程守义更能看透“革命”话语及政治派别斗争与乡村社会过生活不一致的地方，更具有从长远考虑超越“革命”话语，而想办法在政治运动中尽量不破坏普通农民的亲属、同乡、同学关系。由此，他不顾自己在政治上被指“脚踏两只船”的风险，与“东风派”中的老同学谋定了避免武斗流血的计划。相比较而言，程守义与“四清”工作队保持良好关系在前，又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头头”参与“革委会”在后，复还挪用公款，则显然多了很多实现自我实利的因素。普通村民对此时期程守德的处事方式多有肯定，对同时期的程守义则有褒有贬。可见，在普通村民看来，自我也不能太过实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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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现自我利益而言，程守义的选择当然更有效。即使不再担当程村大队干部后，他靠着原本就包含了自我实利因素的关系网络，迅速实现了脱贫。更不用说，自我实利色彩更浓厚的程成信，认定仅仅是未及时照顾他参军的程成仁不对，完全不顾他若于当年参军对他人是否公正。在不得不面对转业回到程村的事实之后，为了实现自我实利，程成信却又能对程成仁表现出无限的“忠诚”。这无疑是一种剧烈的悖论，为了实现自我，而主动选择出卖自我。但是，这种悖论在自我实利为上的原则下，又恰恰能完美协调起来，丝毫都不矛盾。甚或可以说，越是因为想实现自我，就越愿意无限度地出卖自我。同理，当程成仁晚年失去了为他所用的价值时，程成信比其他普通村民对程成仁还疏离、冷淡。除了程成仁骂他没良心之外，其他村民也抨击他“过河拆桥”的自私行为。但很显然，如此看重自我实利的程成信，并不在乎这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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