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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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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纵向世代积累是宗亲网络，而由横向联姻而成的则是姻亲网络。这两张网络构成了程村人基本的亲属关系，以下分别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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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族谱》固然未必是一种真实的“记载”，而是不断被人创造出来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不同时代的程村族老和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自程颢以后世代繁衍的、完整的宗亲谱系。它虽未必真实可靠，但至少还是可以说明，程村人曾经高度看重宗亲关系网络。同时，程村“古村落”本身更是一本不会说谎的“书”。“古村落”中的房子横成排、纵成列，无疑说明整个村庄是遵循一种统一的规划而建成的。明清时期，能在乡村中起到这种组织协调作用的便是宗族。程氏大宗祠及其他宗祠的建设，很显然也说明宗亲网络曾经在程村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过支配性的角色。而村中书院的设置，以及各种关于宗族支持寒门子弟经过书院考取功名的故事，则彰显了儒家文化和宗亲社会关系网络相结合的色彩。此外，据程守德等族老关于1949年程村人组织船队前往桐城拜太公的回忆，更说明宗亲网络的凝聚力相当之强。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宗族占有大量公共财产，如耕地、山林等，用于支持宗亲的各种公共活动及救济贫困宗亲。这些景象与林耀华描述的拜祖（2000：49）、弗里德曼分析的宗族功能（2000：21），大体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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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宗族被禁止活动，更不再占有公共财产。但是，宗亲网络很显然还为村民在非正式场合所看重。处理宗亲关系的原则，被认为是家庭“人伦”关系的扩展。同样从“人伦”原则来看，在此时期的程村，处理宗亲关系的故事中也有“反面”角色。如程成功原本是程南山未出“五服”的堂叔，可他非但未按照“人伦”原则对程南山给予适当照顾，反而力图按照“阶级”话语的要求，与程南山划清界限。另外，在依照权力标准的社会层级中，程成功比普通村民有着高得多的地位。在对此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其他村民给出了程成功“性能力不行”的“解释”。这种近似于“断子绝孙”的“诅咒”，不能不说是普通村民对于程成功因权力分层，而突破社区原有“人伦”原则，处理宗亲关系的深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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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村庄的组织管理毕竟进入了一个“单位化”的过程（毛丹，2000：5）。因此，宗亲关系在“革命”话语的作用下也并非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如在1965年程村大队第一和第十生产队的山林、旱土划分纠纷中，程守宽就没有依据宗亲关系远近站在第十队。相反，依据居住、行政管理关系，他选择了积极支持自家所在的第一队，甚至为此不惜与大队支书程成仁直接对骂。而且，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偏好。事实上，当时第一队的普通社员都支持他。但同样值得注意，在与公共财产无涉的人际关系领域，宗亲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影响。即使程守宽作为程村武斗的急先锋，也高度认可并遵守了程守德所提出的，在政治运动中要注意保护宗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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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除了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地方政府明确禁止“宗族房头势力”之外，宗亲网络不再为基层组织所压制。但与1949年前的重要区别在于，宗族已不再日常地占有大量公共财产。在修族谱、修香火堂、拜祖等活动中，一般是“一事一议”，单次筹集经费。在这些活动中，程村的宗亲网络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活力。程守德参与重修族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募集到巨额资金，甚至引得时任副镇长方立正感慨，农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这中间固然有程守德所说，宗族活动财务比村委会更透明的原因，但归根结底，首先还在于村民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组织活动还不仅限于单个村庄。如程守德就靠着自出路费、外地宗亲接待吃住，游历了不少地方。此外，程村人红白喜事，尤其是丧礼，仍主要由宗亲操办。在这种人生礼仪中，如无特殊情况，至少“五服”以内的宗亲要参与帮忙。至于喝喜酒、送人情的范围则更大一点，除外迁者，一般同一房支的宗亲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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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普通程村人都承认，较之于1949年前，宗亲关系的重要性已明显弱化，而依据实利原则结成的关系则在强化。同样因为1965年有争议的那片林地，2008年因陶瓷厂征地再度引起纠纷。如前文所述，一开始，江北和南塘两个自然村所争的似乎是对宗亲具有象征意义的“太公山”。但是，程守宽、程守德等人很快发现，人们所争的乃是实利，与“太公山”无关。而且，正因为所争为实利，在江北自然村内部，村民难以团结起来，程守宽、程守德等人旋即退出了集体行动。至于程守智，则从根本上认为，“分田到户”后程村人看重的是各家各户怎么赚钱，宗亲关系对此目的有利则受重视，否则就难以受重视。以至于他认为，与陈姓村民的关系比程姓宗亲还好，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毋庸置疑，他是一个对公共事务很热心的人，但他更为关注的是村务，而非宗亲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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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宗亲仍是程村人基于家庭扩展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扩展较之于1949年前的宗亲网络，已明显有了诸多限制。概而言之，它主要集中于自然村公共事务、宗族公共仪式及个人重要人生礼仪。在经济经营领域，人们则越来越看重市场原则，越是经济上的成功者越是如此。如在程守义和程福稻父子的经营中，宗亲关系网络即是被严格排斥的，除非对方本身是生意上的伙伴。在用工时，程福稻认为，如果“按照资本增值本身的规律要求办事”，就不能聘请同宗村民。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他不愿意在劳资关系中掺杂其他关系。他明确指出，外地陌生人更方便管理。由此，在他的石材厂，只有随时可另找人替代的厨师，才是从宗亲中聘请的。在村庄政治领域，宗亲虽有一定影响，但实利因素更居主导地位。由此，在票决制下，梁、陈姓村民也常可担任支书、村主任等主要村干部职务。程前进协助镇政府谋取程村“洼地”，无疑也表明，村干部为自我利益已毫不把宗亲利益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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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亲相比，宗族文化下的姻亲关系对于家庭而言，虽然相对次要，却也绝对不可或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一部分靠她个人的能力，另一方面则靠娘家的地位影响。但是，在宗族主导乡村社会时，如非特殊情况，姻亲关系不宜介入一个家庭的日常纷争。只有在家庭出现重大纠纷时，舅权才作为姻亲关系的代表发挥重要作用。在妇女的丧礼上，姻亲的位置被最突出地表现出来。此外，若某家庭的妇女死于非命，姻亲可能作为一种反常的应对机制出现，如娘家人组织“打命案”（谭同学，2010：161）。在1949年前，程村妇女的地位及姻亲关系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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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半边天”的说法可谓深入人心。当然，不得不提到的是，就程村的情况而言，妇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代价。原本不用介入体力劳动的家庭妇女，被“解放”出来，进入了体力劳动的大军。尤其是在大集体时期，无论是程守德、程守宽等人的母亲辈，还是程菊等“知识”女性，抑或程成仁等干部的妻子，都无一例外地如同男性劳动力一样，参与生产队的所有劳动环节。从程守义挪用公款后依靠姑母的钱填补亏空，程守德逃港被抓后由其妻弟从深圳接回家等事例看，在“阶级”话语主导时期，姻亲关系无疑变得比以往更重要了一些。不过，从家庭日常互动来看，因为“单位化”的生产和生活体制，他们还是与本生产队的村民，客观上也即宗亲，有更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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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宗亲关系在程村一度回潮，但并没有相应地导致姻亲关系对家庭影响力下降。程成仁缺乏长远眼光却又固执地干涉子女婚姻，其子女婚后的家庭经济状况一直很不如意。对此，不仅其子女抱怨较多，而且周围的村民也常将之作为嘲讽程成仁的笑料。这些抱怨、嘲讽表明，村民十分看重姻亲关系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姻亲关系在村民的家庭经济经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好坏，与姻亲关系网络中其他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密切相关。程成仁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制约了他女儿家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样，程成仁为其儿子程守望选定的岳家经济状况不好，也制约了程守望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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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成仁相反，程守义在为儿子程福稻选择婚姻对象时，即便不是首先考虑，至少也重点考虑了对象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背景。程福稻本来另外看中两个对象，但是程守义说服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后面当然也包含了程福稻经再三考虑，认可了父亲提出的婚姻标准）。程福稻的岳父是圩郊村的老支书，妻姐在栖市卫生局工作，无疑在社会关系网络上可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两个妻兄均已开办石材厂多年，而他妻子也曾在他们的石材厂积累了管理经验。考虑到石材加工业正是程福稻要进入的、一个全新的投资领域，这张姻亲关系网络对他的生意，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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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村民而言，姻亲关系也同样变得日益重要。如程守德的女儿程敬思和女婿陈生曾选择在渡桥镇，而不是陈生所在的城郊镇开餐馆，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看重程敬思在渡桥镇亲属关系网络比较广。也正由此，在城郊镇计生办未能找到程敬思夫妇索要超生罚款之后，不是关押陈生在城郊镇的父母，而是关押了程守德。程敬思夫妇开餐馆失败之后，即在石材厂打工，但地点仍选择了在渡桥镇。程守智的女儿程敬娴也如此，虽已结婚多年，但如无特殊情况，她白天一般都生活在程村。她尝试办小型养猪场，地点也在程村。从程守智、李静夫妇的角度看，女儿在（娘）“家”的时间，远比儿子程敬山在家的时间多。而且，在程村，像这种出嫁后要么进城打工、要么就长住娘家的情况，并非鲜见。不少在程村外公、外婆家成长的小孩，甚至和父亲老家的亲戚从没见过几面。在此类事例中，姻亲关系对家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与掩映在宗亲权力下、只掌握“后台权力”的情况相比（李霞，2010：234），姻亲关系正趋向于变成家庭“前台”显性权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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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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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层级结构而言，在1949年前的程村，贫富分化确实严重。这从程守宽的爷辈、程守德以及程南山的父辈们的遭遇中可见一斑。在后辈的口传描述中，他们生活得极其艰难，甚至只能住茅草棚，与程村偌大的祠堂及其他青砖建筑群无疑构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同样从这些人的人生苦难中，也可看到宗族组织毕竟还是为贫富分化编织了一张有些微弱作用的社会保障之网。租种族田，其租金较低，大抵可算一个例证。1949年后，贫富分化被“阶级”话语所隐含的平均主义所抑制。当然，在“工分制”下，它并不完全是财富分配意义上的“大锅饭”。以家庭为单位的贫富差别仍是有的。程守德于1965年“当家”时，其大家庭开支比较多，但强壮劳动力少，比其他社员家就更困难一些。在此条件下，生产队的“超支”机制起着某种社会保障作用[5]，贫困农户可以支取超过工分的口粮（相当于向生产队借粮，但仅限于口粮）。由此，在“大集体”时期，社会分层的表现主要在于政治身份和权力，而不在财富。从总体上看，乡村社会进入了一个经济上大致平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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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政治身份不再是社会分层的标准，昔日的“地主”、“富农”与“贫农”已没有地位上的差别。但是，政治权力仍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之一，村干部仍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居很高的地位。1980年代，程成信家的经济状况仍然很一般，但毫无疑问他在程村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此同时，拥有财富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尤其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因与村庄公共权力职位无缘，财富才是主要的社会分层标准。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层。经济状况较好者，如程守义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较一般者，如程守德靠务农兼营修理钟表，虽较紧张但总算盖了新房，程成仁依靠农业经营加做小生意，也很快买了电视机之类的“现代”电器。稍较差者，如程守宽、程守恕、程守忠以务农为主，偶尔以打工补贴家用，家庭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可以说，在整个1980年代，几乎所有程村人都相信经济会改善，对更为剧烈的贫富分化，在心态上尚无准备。同时，在心态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社会分层中地位较低者如程守德、程成仁、程守智乃至程守宽、程守恕、程守忠，对于地位较高者如程守义、程成信，并无怨恨、仇视感。虽然社会分层已然明晰，但层级低者并不认为层级高者所得，即是自己所失。程守宽很清楚地看到，程守义之所以能成为“万元户”，与其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他虽然认为这有点不公平，但是认为还可以接受，而并没有太多的激烈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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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起，程村的社会分层出现了急剧变化。虽然笔者的田野调查无法完全证实，但程村普通村民都相信，程成信之类的村干部开始了大规模地“损公肥私”。他们不仅在以权力标志的社会分层中占优势地位，而且在以财富为标志的社会分层中也占优势地位。让普通村民最不满的则是，他们的财富并非辛勤劳动或善于经济经营所得，而是“损公肥私”的结果。当普通村民得知程成信、梁胜利等人买了养老、医疗保险之后，当后者向普通村民炫耀曾到香港、北京旅游时，普通村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都是村干部自掏腰包。更严重的是，在心态上，普通村民开始认定这些村干部所得，正是自己所失。一种针对村干部的不满甚至仇怨情绪，开始在程村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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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同时，程村的村办企业全部都垮掉、关张。可是，镇干部还要求程村借款大办企业。而这些企业也垮掉后，村干部们只得变卖一部分集体财产，或将集体山林经营权“卖”掉。村民开始被要求缴纳原本不用自己缴纳的“三提五统”，并且附加了越来越多的各类收费，甚至“烂仔”摇身一变成了“协税员”，开始上农民家“收税”。此外，镇干部还越来越多地将手升向了农民的土地或其他经营。一方面，镇政府以公开的方式低价征地，在农民不愿意接受其价格的情况下，即运用各种力量软硬兼施。程村普通农民对“大队部一条街”“衙门一条街”的批评，正由此而起。甚至于，某些镇级机构直接侵占了农民的经营所得。如程敬思、陈生夫妇所经营的饭店因镇派出所打白条吃喝，不仅无处申告，未能索到餐费，还摊上了巨额计生罚款（当然，若从程序正义而言，我们尚难断定二者有直接的、“阴谋式”的联系。但若考察社会心态，重要的是当事人坚信，计生罚款事件乃镇官们的打击报复）。更不用说，陶瓷厂之类的企业让程村普通农民觉得自己从中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却不得不承受空气污染的后果。另一方面，不少镇官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兼业，以低廉的成本租用了村民个人或集体的山林、鱼塘、鸭场等，牟取高利，又或者利用权力在农资、建材、餐饮、民办教育等领域垄断经营。在普通农民看来，不管镇官们以公开的组织形式，还是隐秘的私人形式，从他们手中拿走的利益，正是镇官们升官抑或发财的“本钱”。这种心态自然并非完全有理有据。不过，从“局外”研究者的角度看，这虽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有这种心态，已成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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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与权力无关的财富分层，普通村民的看法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这可从人们对程守义的看法变化中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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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村民会否认，程守义有经营生意的天赋。在渡桥镇其他屠夫专注于杀猪、卖猪肉的时候，他最先开始了贩卖生牛、牛肉的生意。市场行情变化证明，他的选择颇有先见之明。不过，在总结自己的生意成功经验时，程守义也清醒地认识到，“人脉”才是他在市场竞争中能稳赚不赔的“法宝”。在程成仁等人还不懂得，或者没有能力通过送礼而获得贷款等重要资源时，程守义非常熟练地开始用钱开道、“打点”关系。同时，在社会治安较差的情况下，他还能与“烂仔”们处理好关系，不用担心被敲诈。这种在工商部门那里可以少交费用，又能得到“烂仔”照顾的做法，在程村普通村民看来，无疑是“黑白通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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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义养鱼的过程中，同样的事情几乎再次重演。如果采取与其他村民一样的经营模式，刚刚入行的程守义并没有优势。他出色的经营能力就表现在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别出心裁地主要靠带有游乐性质的钓鱼活动赚钱。但是，如他自己强调，广泛的“人脉”是发展钓鱼业务的基础，同时又因此接近了不少领导。以至于，他得出了“经营生意就是经营‘人脉’”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程守义这番总结并非来自哲学式的思辨，而是基于实实在在的经验）。最后为其鱼塘带来巨额利润的，也不是钓鱼业务，而是鱼塘被征用堆放泥沙。在附近几个鱼塘中，唯独选中他的鱼塘，不用说正是“人脉”关照的结果。而在程村普通村民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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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古董生意，也是程守义赚钱的重要门道。可他坦承，并不懂得任何鉴赏古董的技术，成功的秘诀在于“两面欺诈”。凡是买进时，一口咬定是假的，而卖出时则一口咬定是真的。在货源上，他特别偏重于偏僻农村，从见世面较少的老实农民手中收购古董，并且以“老实人”形象相欺。十余年下来，不用说，他不仅欺骗了一大批老实的卖家，也欺骗了一大批不懂行的买家。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经营技能，而是欺骗。对此，其他普通村民也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程守义这样赚的钱乃是不义之财。无怪乎有些村民评价，要想赚大钱，首先心要坏掉。客观上看，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不容忽视，这说明在心态上，社会层级地位低者对于较高者的致富手段及所得财富的正当性，持有强烈的怀疑。其背后隐含了一种不满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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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普通村民对于程守义这样的先富者极其不满的，还在于其花钱方式。若是为富而“仁”，村民可能在心态上多有艳羡甚至感激。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程守义多少有些为富不“仁”。除了从不愿在生意经营中关照宗亲、本地人之外，他在婚外性关系上近似于疯狂的花钱方式，广受村民诟病。他不仅常进城找“小姐”，而且常用此来吹嘘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性能力。他与有夫之妇保持暧昧关系十余年，自诩为以感情为主、金钱为辅，同时却又以金钱为主、感情为辅包养“湖南妹”数年。此外，他还有一大堆“理论”，用以说明此类行为“合理”。当他认为钱色交易很公平时，昔日好友程守宽当面予以了批评和抗议。作为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居于很不利地位的农民，程守宽很显然对他这样的花钱方式，及其自以为是的“理论”，十分不满。可是，更让程守宽这样的人不满的还在于，与很多权钱交易者相比，程守义的行为又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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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是程守德这样强调身心放宽者，还是程守宽这样平常脾气好、偶尔愤愤不平者，抑或程守智、杨显宗这样常易情绪激动者，都不会打破自己的日常生活，去轮番上访甚或“报复”富人。程守德主张少管事，多做事，把心放宽一点，放平和一点，养好身体，过好日子。程守宽也强调，只要日子过得下去，“井水不犯河水”。至于杨显宗、程守智，虽然因心里不平衡而“气盛”，但最终也确信身体要紧，关心做好吃的粽子比愤世嫉俗更重要。在这些反应中，当然不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心态。但是，更重要的则似乎是“忍”。在程守宽的人生故事中，这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终于得到了一心向往的“自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只能用‘挣扎’两个字来形容”。进而，在种菜、卖菜的过程中，对照菜贩子、运输商和城市蔬菜批发商、零售商的利润，他发现自己几乎处在了社会的最底层。不仅如此，他发现，还不得不面对假农药之类的奸商盘剥。而他本人又不愿意进一步加害他人，故而不得不以一个社会底层人的身份，承担其他人非法致富的后果。在孙子经历“三鹿”牌毒奶粉事件的过程中，他怒不可遏地发现，作为社会底层的一员，成了他人非法致富的牺牲品。他认为，社会分层已是一场“拼爹”的游戏。可是，他一方面以信“报”的心态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则强调“忍”，尝试以“忍”来化解心态上的不满、愤怒，甚至仇恨。此外，在弟弟程守忠去世后，虽有人建议他去找政府要点补偿，但他也一样选择了“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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