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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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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基督徒以女性为主，其信仰实践与表达也不无张力。从自我认知和表达上来说，所有人都认可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是冒充的身份。但是，若从信仰实践的角度看，其改信基督教以及信仰基督教之后的具体行为，又有相当多其他的因素夹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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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程守宽的母亲麦老太成为基督教在程村传播的“种子”这件事看，农民信仰基督教者原本不多，而在其后的“阶级”话语直接压力下以及唯物论的间接影响下，继续坚定基督信仰者就更少。即便继续坚持信仰，在公开的行为实践上，也刻意地省略掉了仪式。“阶级”话语在乡村消退之后，麦老太是传播基督教的积极分子，而且传教首先也是从亲属关系网络开始的，却并没有其他农民接受她所强调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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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才有一部分村民（其中又以妇女居多）改信基督教。从他们改信的过程来看，无一不是发生于人生面临重大挫折、变化，且与“病急投医”式的“灵验”体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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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活跃的女性基督徒当中，麦老太的大儿媳冯兰是最先接受其劝说者。冯某改信的直接原因即是家中接二连三遇到了不幸，而在这种人生逆境中，不论是世俗的亲属关系网络，还是当代乡村中广泛流行的“三教九流”的“神明”，都没有能够解决她的问题。原本冯兰认为，“上帝”乃是西方人的神，没法提供她所需要的“药方”。但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试试。当她发现比此前试过的“三教九流”更“灵验”后，即改信了基督。冯兰的二弟媳张某信仰基督也有直接目的，即是让儿子戒掉赌博。一旦在信仰上有了“上帝安排”这个前提之后，她便“合情合理”地接受了丈夫程守忠病逝这一残酷现实。而她儿子迫于世俗压力终究放弃了赌博，更“验证”了张某的信仰。冯某的大弟媳练某原本认为信仰基督教乃是“装神弄鬼”，但在水性极好的丈夫程守恕意外溺亡，并常梦见丈夫很恐怖的样子的情况下，也改信了基督。而且，不久后就“灵验”地不再梦见其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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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菊改信基督教，一则和她与丈夫程守德生病有关，二则与女儿、女婿牵连而遇“冤枉”有关。先是女儿、女婿因镇官大肆吃喝、打白条而导致餐馆经营失败、亏空4万余元，后又因其数年前的超生行为而导致程守德被“报复性”地关押，花了5万元方“赎”回。这个过程无疑有“病急投医”，以及有“冤”无处伸而求心理宽慰的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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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冯兰及其妯娌、程菊等人，程秀家的经济条件要好得多。但是，富裕家庭也有富裕家庭的烦恼。其丈夫程守义“找小姐”“包二奶”，外加长期与有夫之妇保持“男女朋友”关系，使得他们的婚姻陷入了严重危机。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并不愿意按照夫妻平等的“权利逻辑”选择离婚，而是基于将生活继续过下去的考虑，力图将家庭维持下去（恰好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之尚有“共识”）。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就没有权利意识，没有对家庭正义的追求，没有心态上的不平衡。只不过，一旦她给自己限定在不离婚的条件下继续将生活过下去，就只能从争取世俗权利之外的方式，来考虑实现心态“和谐”。除当面责骂程守义“老封建”“天打雷劈”之外，信奉超出世俗正义的宗教，便是选择之一。她先信佛，因不懂经书而加入了有人带领诵经的基督教。若仅从信教动机来看，对她而言，佛教与基督教未必就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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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个妇女改信基督的过程，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确实是促使村民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并非直接导致了这类行为选择，相反经过了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些遇到困难的村民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不仅国家无暇顾及，就连核心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网络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这一功能。“苦难”是她们走向宗教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并非“苦难”本身直接地将之推向了宗教，而是在她们必须单家独户甚至个人面对“苦难”时，才真正距离宗教不远了（基督教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再加上，在男权主义仍十分盛行的农村地区，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成为对“苦难”最敏感的人群[4]。这或是农村基督徒以中老年女性为主的一个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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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改信基督教的实践行为，与现实社会结构、人生“苦难”事件有关系。这一特点让她们在所有的宗教实践环节中，都带上了“不纯正”的色彩。以至于，在渡桥圩镇福音堂的专业神职人员看来，程村农民基督徒的观念和行为实在太不标准，到处充满着“杂质”。只不过，因为这种行为太过普遍，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得不容忍了这些“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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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中老年人的夫妻关系中，“大男子主义”仍较明显，丈夫当家是常态，在人情往来上，夫家亲戚的范围比娘家大。更不用说，在具有象征性的族谱续写中，仍是以男性祖先崇拜序列为基础的。也由此，不管是程村基督教传播的“种子”麦老太，还是后入教的张某，在生育意愿上都有男孩偏好。究其缘由，无非是因为男孩才算延续“香火”。绝大部分基督徒也还重视“太公”，参与“祷告”（祭祀）祖先。年轻基督徒的婚礼，仍会在祠堂里操办酒宴。又或者，有基督徒公开说信教是因为需要用“主”去改变其苦“命”。冯兰、程菊甚至认为“报”与《圣经》相通。很显然，祖先观念不仅嵌入了农民基督徒的宗教实践，而且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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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风水”“报”“命”之类的超验观念，在其宗教实践中也依然存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程村的农民基督徒并非不知道标准的教义要求，更不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在实践中有意保持了与教义的距离。这种表达与实践的悖论，在她们看来，并不矛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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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事实看，至少在短时期内，似乎很难说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必然会从根子上消除农民的祖先和人伦观念，从而完全侵蚀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一格局，当然不是说农民的祖先和人伦观念不存在弱化的势头。如前所述，村民的行为确实正在日益远离“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要求，而突出核心家庭边界和利益。只不过，导致这一重大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似乎不是基督教传播，而是市场经济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则溢出经济领域，侵入了社会领域，村民被从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网络中拔出，转而以核心家庭的利益为准则，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毋宁说，基督教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市场经济切割、弱化农民祖先与人伦观念的结果。这也解释了缘何1980年代基督教在程村几无发展，而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则吸引了不少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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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农民改信基督教时，或许不仅要看农民基督徒的自我认同（怎么说），更需考察其信仰实践（怎么做）。这即是“主位”与“客位”视角问题。其中，“主位”视角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客位”视角则指研究者主要以文化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帕梯、格丽特尔，1991）。从“主位”视角看，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农民基督徒主观认同的虔诚，而从“客位”视角看，则其信仰实践比主观认同更为复杂。在“上帝”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祖先”也深深地嵌入到了基督徒的实践中。这表现在农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中，即是“上帝”与“祖先”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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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处在“上帝”与“祖先”之间，具有双面性的特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说，这种双面性特征又与当代乡村社会的“核心家庭本位”不无关系（谭同学，2010：448～449）。一方面，因在核心家庭以内仍以人伦关系为主导，所以农民即使在信教后也几乎不可能彻底抛弃祖先和人伦观念。另一方面，因在核心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圈层结构中利益关系居主导地位，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有所缺失，在面对“苦难”时，唯有核心家庭可作无条件的依靠。这也就不难理解，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突然有了“市场”。当然，这个市场的出现，也与基督教神职人员和农民基督徒精英的主动经营密切相关。这正如“宗教市场”理论所强调，宗教领域也遵循“供需平衡”的市场规律，供给方经营得好，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潜在“顾客”，也即信徒（斯达克、芬克，2004：44～45）。但是，同样绝不能忽视，需求方的角色可能更为根本[6]。只有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有了“制度性宗教”的需要之后，基督教以群体性的方式而非个体性地吸纳农民成为教徒，方有了可能（个体性的农民信仰基督教或有可能只是个人心理原因，但群体性的农民作此选择则一定有社会性的原因）。这种需求的产生，本身是社会结构转型、家庭人生境遇及主观认同互动的结果。而其两面性，也深深植根于转型中社会结构上的张力，以及人们对这种张力和家庭人生境遇主观上的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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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的宗教实践中，客观的社会张力与主观上的左右为难有时还会导致新的尴尬，出现讽刺性的结果。程秀就并未能够依靠改信基督教，完全克服心态上的不平衡，否则就不至于会激烈地抨击关于三角恋的粤语肥皂剧，并且发出怀念穷苦时光，厌倦富有而无意义的生活的感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改信基督教虽并未完全解决程秀本人的问题，却解决了程守义在追求广泛婚外性关系的同时亟待搞好的“安居（家）工程”。以至于，不信佛也不信基督的程守义“坏坏地”表示，“感谢菩萨、感谢神灵、感谢主，感谢和尚、感谢基督教友、感谢所有的教友”。此外，在程秀代替自己做了渡桥镇福音堂程村“片区负责人”之后，原本求心理宽慰的程菊开始心理不平衡起来，以至慢慢不再去福音堂做礼拜。反倒是程守德又以“儒”的“身心”之理来开导她。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即使信仰了基督教，其信仰的表达性与实践性相分离、相悖论的情况并非偶然现象。这种分离、悖论即便不是加剧了，至少也反映甚或固化了农民人生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遇到的悖论。就此而言，如同佛、道等“三教九流”一样，基督教亦似不可能轻易地在心态上彻底为农民消除这些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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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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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曾单辟一篇讲“命”的含义，名曰“命义”。王充认为，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和祸福，也即“命”的差别，源于客观自然的“气”及其凝聚方式不同。虽然人“命”各不相同，在瘟疫和战乱等天灾人祸面前，其人生结局却又可能完全一样（王充，2013）。这种说法，本身不免有些矛盾。与此相比，大多数程村人对“命”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却一样的矛盾。在他们看来，“命”形成于神秘“上天”的主观安排，人无法改变“命”；人只能改变些许“运”，但也有限，因为“运”从根本上受制于“命”。同时，他们并不认为不同的“命”会有同样的人生结局，相反外界的世事无常只会让不同“命”者的人生结局，差别越来越大。可是，在“命”定条件下，人们还得竭尽全力给自己有限的生命，也即人生，赋予意义。这种悖论在不同类型的村民人生中，均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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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程村中富人的代表，程守义发家致富的过程，在不少人眼中无疑有其主观努力的一面。没有村民不承认，程守义做生意确实很有能力。还有烟民指出，他原本每天需四包香烟，却能做到瞬间戒掉，有着“挥刀自宫”式的意志力。言下之意，有这种超强的自我控制力，自然不愁干不成事情。但是，也不乏村民认为，程守义的财富是“命”中注定有的。否则，即使有能力赚到钱，也守不住。如非“命”定如此，他原本和程成仁一样，专注于乡村政治。但是，一场挪用公款的风波以及接下来程成仁有意挤兑，使得程守义走向了一门心思赚钱的道路。这并非程守义有能力而故意做出的选择，而是完全意外地因“祸”得“福”。与程守义相对比，程成仁也并非没有能力，但在世道激变的情况下，他所有的努力最终只给自己留下一个残缺的晚年。程成仁既不相信这是“报”，也不相信是“命”。而在程守德、程守智等村民看来，程成仁“命”不好尚在其次，在心态上最大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不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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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眼中，无论是在“集权”时期还是当下村民自治抑或基层“官场”中，也不论是在权力上还是财富上，程成信都无疑是更出色的成功者。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与人伦道德要求相差太远。这种无德而有“福”的悖论现象，唯一能让普通村民认可的“合理”解释便是，他“命”好。但是，对于程成信本人来说，在大队干部中能节节攀升，乃是因为自己能力突出而且懂得处理人际关系，而未能“吃国家粮”则是因为程成仁迂腐地未及时把参军的机会给他。依普通村民的标准看来，程成信极其悖论的地方还在于，既不信“命”，却又很相信“运”。以至于，“吃国家粮”之后，他开始热衷于修“香火堂”、拜“太公”和菩萨，注重“风水”，以图好的“官运”。可在评价他人的不幸时，如对于原渡桥镇信用社主任晚年患脑血栓一事，他又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生是“一本平衡账”，此人“官运”多了一点，健康自然就少了一点。这种口气，颇有些嘲讽他人“活该”、不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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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成信这种情况，普通村民心里颇有些不服气。由此，他们总还是想建立起现世德行与“命”之间的联系。于是，类似于程守宽认为“本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程村也颇为普遍。不过，这种说法同时又力图调和“命定论”与“本性论”之间的张力。这即是程守宽所强调，前世注定“命”的一半，今生由本性把握“命”的另一半。依据这种解释，程南山从程成邦那里获得“回报”的“命”，即是由程成友善良的本性所决定的。这是有德有福的典型。而对于英年早逝的程敬军，一方面是因为其“命”不够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本性太豪爽、格外燥。这是有德无福的典型。此外，程守宽与程守义对武斗中残杀他人者及其家人的悲惨人生，既解释为“恶有恶报”，也解释为本性太恶导致“命”不好。这是无德无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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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守宽的自我解释中，赚不到太多钱、物质生活苦楚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本性太过老实，不懂得变通。同样，这也被他用来解释两个弟弟的人生悲剧。甚至于，在程守宽看来，妻子最后信仰基督教，也是“本性”决定的“命运”。因为，她“本性”就喜欢依赖，在亲属关系网络当中找不到足够强大的依赖对象之后，就转向了祖先、神明，在祖先、神明亦不能足够依赖后，才转向了具有异文化色彩的基督教。可是，与此同时，在反驳程守义责怪他人不懂得变通以至“命运”不佳时，无论是程守宽，还是程守德、程守智，又断然否认了本性与“命”之间的联系。在误用了假农药而准备将青菜倒掉时，程守宽甚至认为，老实、不懂得变通是善良本性的表现，应该“命”好，而卖假农药者或误用假农药后还将有毒的青菜卖给别人，则会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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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前世注定“命”与本性决定“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只不过，诸多人生平平的普通村民在力图调和无德有福、有德无福、有德有福、无德无福等人生“命运”现象之间的张力时，有意无意忽略了这其中的悖论。甚至于，在解释本性由何而来时，除了现世主观控制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又诉诸了“命”决定本性的说法。由此，形成了一种循环式的、充满了悖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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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命”的含义本身就出现了深层次的悖论，同时又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调和抑或忽略这种悖论，如何在“命”不可改的条件下，给有限的生命、人生赋予意义，也便几乎注定了难以避免产生同样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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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富裕的程守义认为，赚钱是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于，不仅要赚钱，而且要占绝对优势，让他人“认命”，连超越他的念头都不敢再有。由此，他才会认为程守德、程守智、程守宽以及程成仁等人，一辈子没什么意思。但是，程守义在致富会后，又认为更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会花钱。在花钱时，程守义坚信“财不露白”式的低调，穿着、出行都给人以俭朴的印象，却注重吃住和感官享受。尤其是在婚外性关系上，他变得索取无度，到了连自己都认为会“短命”的程度。甚至于，他偶尔还会怀疑这些享受只是一种幻象，并非他真实的自我。俨然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才是“真我”的人生意义所在。可是，从他常向人自夸“师奶杀手”、性能力强，甚至将性爱视频拿出来向人炫耀等事实来看，他又分明不仅是肉体上沉迷于此，而且将之视作了人生有意义的标志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连串的悖论。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还在于，他同时又坚持认为，不仅是在形式上，而且实质地处理好与程秀的夫妻关系，维持家庭安宁，也在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将当下的、肉欲的享受当作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却又认为教育好后代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由此，他担心自己的性爱视频被孙子看到并学坏，而将之放在随身的U盘中。孙子沉溺于电子游戏后，他甚至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肉欲享受，腾出时间来负责家庭“维稳”。至于程秀，佛教和基督教终于让她犬儒地接受了现实，通过宗教“明白”了，“人活着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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