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3510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1703263511
1703263512
1.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703263513
1703263514
在1919年到192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北京同样高涨的另一个城市是上海。1920年初，在中国最激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逃离北京移居上海，北京《晨报》的陈溥贤于1920年底作为特派记者赴欧离开中国之后[71]，上海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上海与中央政府脚下的北京相比，对社会主义刊物的压制要松一些[72]，这也是上海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一个原因。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和被接受，也与北京一样，和日本的社会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将看到，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思想条件的苏俄方面的消息，以及列宁、托洛茨基等俄国革命领导人的著作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的。
1703263515
1703263516
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73]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74]，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75]如果说其领导人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学说，那么，他们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科学依据而表现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也是理所当然的。再者，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也是有其缘由的。
1703263517
1703263518
似乎是受到了《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上海出版的《建设》、《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些国民党系刊物，也从1919年夏开始积极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趣的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社会主义、回国后出入于孙中山和戴季陶门下的李汉俊，和作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拥护者，早就反复研究土地问题的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开始时努力于中国传统中寻找社会主义理念，或者向中国的古典中去寻求符合唯物史观的所有制的历史。例如，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曾接触过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即使是他，在对人谈起全面改造社会时，也要借用墨子的“兼爱”理念来解释社会主义的理想[76]，而胡汉民和廖仲恺则更是主张《孟子》描写的古代土地制度理想即“井田制”，试图从中国古代制度中找出先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形态。[77]可见，虽然出现于清末的“井田制=社会主义理想=中国传统”这一单纯思维[78]到了五四时期早已被超越，中国古代史也已经按唯物史观来解释了，但是，他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学说时，仍然摆脱不掉旧有的知识体系。
1703263519
1703263520
这件事显示，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极易受到旧的思想框架的束缚；反过来讲，在“社会主义”的概念尚未扎根以前，就连对外国思潮造诣颇深的留学生和国民党系知识分子也难免这样去做，即为了便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印象、概念而将其投射到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去。的确，要按照其本来概念去理解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殊非易事。而随着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对墨子的“兼爱”和孟子的“井田制”的顾盼则会越来越少。不过，这件事却暗示着，即使孙中山身边那些在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姑且不论他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当他们把这一概念传达给别人时，没有某种形式的媒介也是很难做到的。正因如此，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
1703263521
1703263522
国民党系刊物《建设》一卷六号（1920年1月）《通讯》栏的一番问答表明，这些国民党系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日本论坛的动向，尤其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趋势，就如同日本的读者一样熟悉。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译载了日本的北堺吉（北一辉的胞弟，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题为《社会主义之检讨》一文，读者刘凤鸣向《建设》编辑部提出疑问说，时至今日，是否还有必要在中国介绍如此谬误百出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对此，《建设》同人“民意”详细叙述了日本论坛对北堺吉论文的反响。他说，北堺吉论文在《中外》1918年8月号上刊登后，河上肇、山川均、茅原华山、高堺素之都分别在《中外》、《新社会》等刊物上著文痛加批判，为此，北堺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忏悔——代笔事件之告白》表示道歉，因此，在日本，北堺吉的论文毫无价值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民意”文充满自信，似乎在说，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在日本已经有了结论，中国没有任何必要再重复议论。这个时期的“民意”应该是朱执信的笔名。[79]总之，《建设》的编辑们曾经详细研究过社会主义派的河上、山川、高堺等执笔的论文，是显而易见的。
1703263523
1703263524
2.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1703263525
1703263526
五四时期齐集于这些刊物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国民党人士中，与曾在清末革命运动中热心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胡汉民、朱执信相比，戴季陶处于中心地位。戴季陶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动机，也许是亲眼看到1919年6月的“三罢”斗争——即五四运动最高潮时上海掀起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的威力，因而深切感到有必要认真探索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方案。此后，他作为国民党内最负盛名的理论家，开始以《星期评论》、《建设》为阵地，呼吁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必要性，并亲自广泛收集、介绍和宣传外国的社会主义书籍。[8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9年11月始在《建设》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连载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商品生产的性质》——都译自考茨基著、高堺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陈溥贤曾在北京翻译过）。[81]在1920年前后的上海，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动向的，是戴季陶和曾校订汉译《共产党宣言》的李汉俊，而将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授给1920年初移居上海的陈独秀，并与陈共同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心成员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则是戴季陶。[82]
1703263527
1703263528
戴季陶从1919年夏开始介绍革命俄国的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说，他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达到的水平，远在同时期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之上。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戴季陶、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就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所作的评论。这个工读互助团自1919年下半年以来深受中国进步青年的热切关注，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上述陈溥贤等都曾对其进行支援。然而终于在1920年3月因活动失败而解散了。
1703263529
1703263530
所谓工读互助运动，主要是由王光祈等1919年8月提出，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支持的激进青年的运动，它受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日本的“新村运动”等的影响，其发起目的是要实践“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的共同生活”。[83]但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因经济原因和人际纠纷，1920年3月就被迫解散。对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李大钊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在城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因为，“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卖小企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李大钊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84]在这里，他虽然也提及资本家、劳动者，但把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最终原因归咎于城市的非人性，因而他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法就是，既然在城市进行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就应该转向农村。
1703263531
1703263532
而陈独秀则基本上认为，工读互助团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参加互助团的青年们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的习惯和生产的技能，并说，与其说是组织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问题，还呼吁计划在北京以外发起工读互助团运动的青年们不要再重蹈覆辙。[85]对于早期以来一直批判中国人懒惰、放纵的陈独秀来说，发出这样的批评也许是自然的；但是，他没有考察社会经济方面的任何原因。就在前一年，即1919年12月所写的《告北京劳动界》中，在谈到“无产的劳动阶级”时，陈独秀还在说，“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86]，表现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关心。但是，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改造人心第一步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和如何把正在中国访问的杜威（John Dewey）的民治论（民主自治论）应用于中国[87]，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则不能不说相对淡薄了。
1703263533
1703263534
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同时期的戴季陶是怎样思考的呢？他在发表于《星期评论》第42号（1920年3月）上的《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一文中这样说：
1703263535
1703263536
官厅是受有产阶级拥护，同时又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机关。……在这一种生产制度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作生产的工作，同时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力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做不到的。
1703263537
1703263538
因此，他提出了“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样一个极其理智且又带有煽动性的解决方法。当然，在上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文章里，也分别能够看到他们倾向农村、农民的特征，以及对中国人传统习性的批判；但是，戴季陶从当时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必然性，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来看，其水准显然超过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据说陈独秀曾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88]；而1920年夏，正在由无政府主义摸索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也讲：“我在上海，受季陶的感化最大，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89]从上述戴季陶开陈的理论来看，他们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1703263539
1703263540
3.戴季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1703263541
1703263542
如前所述，戴季陶曾以日本人高堺素之的翻译为底本，重新翻译了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译名《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这部最适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著作，这件事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是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而他1920年1月写给堺利彦的一封信，则证实了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在这封充分显示了其不凡的日语水平的信中，戴季陶对堺利彦这样说：
1703263543
1703263544
日本乃东方先进国家，我深信，在Political Revolution方面处于引导者、先驱者地位之日本，在Social Revolution方面也必定依然是引导者、先驱者。我相信，此伟大改造事业，只有与世界之平民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尤其在东方，此伟大改造事业，唯有消除军国主义之日本后才能完成。故日本诸同志之工作，实乃对世界对东方之莫大援助，特表深切祝愿。现在，根据我等夙来信奉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主——之最终目的“民生主义Socialism”改造世界之时机已经成熟，故自去岁始纠合同志，为宣传此事业竭尽绵薄。虽于文化程度极低之民族从事宣传颇感困难，然际会黎明之期，我等之宣传于各方皆引起强烈之反响。……临末特恳请先生者，请赐教先生等倾尽热忱和精力而作之著作、杂志之目录。若先生手头有贵译考茨基之《社会主义伦理学》（我友李君佩氏正重译贵译本。李氏笔力坚实，应无大谬。还请宽恕未获事先允许）之英译本，敬请惠借，以便对照贵译本中删除部分。惠借时间，一周亦可。如东京书店有售，敬请赐教书店名称。[90]
1703263545
1703263546
1703263547
1703263548
在这封信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之所以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伟大改造运动中，日本同志的积极工作不可缺少。与上述陈溥贤一样，戴季陶也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社会革命相互促进，是中日亲善的前提。这种认识在他的《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一文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说，妨碍两国亲善和合作的，不仅有“官僚、军人、商人”们，还有“造成这近代种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因此，“中日两国的革命——变更生产、交换、分配制度的革命——如果不能成功”，则两国人民的亲善和合作“是绝对无望的”。[91]他也认为，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是互相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1703263549
1703263550
不过，这封信更加引人注目之处，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戴季陶当时研究社会主义时所处的资料环境。尽管从信函的行文来看，戴季陶与堺利彦并未曾直接晤面，但是，戴季陶最期望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人物堺利彦的，是请他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刊物和得到这些书籍的途径。我们不难想像，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缺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这个难题在中国国内又难以解决。
1703263551
1703263552
那么，当时，中国竟没有某一家书店经销社会主义方面的外文书籍吗？难道上海的外文图书竟如此之少，以至于戴季陶不得不请堺利彦告诉他东京的书店的名字吗？胡适的体验可以解答这些疑问。胡适曾经留学美国，此时已经享有盛名，他曾经慨叹，上海最大的经销外文图书的伊文思书店和商务印书馆里摆放的外文图书，远远落后于欧美的思想潮流。他说：
1703263553
1703263554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印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92]
1703263555
1703263556
1703263557
1703263558
胡适所需要的哲学、文学类书籍尚且如此惨淡，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更加就可想而知了。从戴季陶的信函中可以看出，纵然他是上海研究社会主义的最有名的权威，要得到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也不能尽如人意；进而言之，连上海这个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尚且是如此情形，在地方城市求购社会主义方面的外文书籍，则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反过来说，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成为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就像戴季陶的信函所暗示的那样。
[
上一页 ]
[ :1.70326350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