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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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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的建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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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共发起组形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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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特别是其第二节所述，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而这些活动是在魏金斯基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这一点，从魏金斯基同年8月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即报告中“革命局”的活动中，“出版处”、“情报处”，实际上就是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华俄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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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第二章第二节曾提到的那样，魏金斯基的报告生动地传达了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状况，其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前身，在魏金斯基的报告中，看不到有关中国人在回忆录中屡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同盟”等，而报告中的“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在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则从未出现过。如何解释回忆录和报告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再者，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亦即中共发起组，很明显在1920年8月时已经存在，但到底是什么时候、怎样成立的呢？让我们首先对此前的一般看法作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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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发起组”。[1]研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根据陈望道、邵力子、李达的回忆[2]认为，1920年5月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后来，在该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的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的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第9—10页）。不过，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是该书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存在的惟一依据，而近年来，有人对是否曾经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表示疑问。[3]至于所谓7—8月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众多的回忆之间差距很大，仅凭回忆录难以弄清其真实情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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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当年的日记[5]，其中有些内容足以推翻此前的定论。日记的1920年7月10日条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6]“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一段，行文确实有些不自然，但由此终于明确了7月以前存在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不过，通过日记并不能弄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详细过程。因为，现存的俞秀松日记（尽管每天的记述相当详细）起于1920年6月17日夜，止于7月25日，其中除7月10日条外，都没有提到“社会共产党”；因此，只能据此判断该“社会共产党”大概成立于6月17日以前，而关于其成立的详细时间及成员，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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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一般见解认为，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黄凌霜、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柏烈伟的斡旋下，为谋求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而于1920年初成立的，也是后来的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之一。但是，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社会主义者同盟”曾经存在的根据，细究起来，也只有梁冰弦和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7]，有些被认为参加了该同盟活动的人，甚至否认“社会主义者同盟”曾经存在。[8]由于梁、郑的回忆相当详细、具体，因此，不少学者为了把它纳入中共成立史中去，对其进行了种种解释[9]；但是，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这些解释终究不过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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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档案馆的文件资料，即上述魏金斯基1920年6月和8月的报告，为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提供了一线光明。魏金斯基的报告和俞秀松日记以及上述回忆录之间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之处，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资料既非互相否定，也非互相印证。近年来，有些学者试图对这三种资料进行全面的合理解释，其代表就是杨奎松和金立人的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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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以俞秀松日记记述不自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态度不明确）为根据，认为“社会共产党”和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一定相同，进而认为，魏金斯基报告中的上海的“革命局”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它是由包括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杨奎松认为，该同盟成立于1920年7月19日）发展而来的；其理由是，郑佩刚回忆录叙述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和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几乎一致。这样，魏金斯基报告屡屡谈到的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以及“革命局”派到广州的俄国人最初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都被解释为是“革命局”继承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方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杨奎松推测，“革命局”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是在“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立（7月19日）和记录了“革命局”活动的魏金斯基报告完成的8月上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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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立人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针对杨奎松认为俞秀松日记的记述不自然这一点，金立人认为，从当时中国青年的一般知识水平看，俞秀松日记中的“波尔雪佛克主义”一语，并非现在通常理解的作为共产党组织原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其表达的也并不一定是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概念；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俞秀松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才相当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从有关人的回忆推测，其成立提上日程是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1920年5月，其正式成立在6月。同时，对于中国人的回忆录和魏金斯基报告内容不一致，金立人提出了如下独特见解，即，魏金斯基重视的是如何把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各革新团体组织在一起，可陈独秀等人的活动，自一开始就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且所要组织的不是团体，而是陈独秀信得过的个人；“革命局”是按魏金斯基旨在组织各革新团体的方针成立的，而陈独秀本来就不太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和旧有的工人団体，因而没有采取统一行动，而是独自地进行了建党工作（社会革命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社会主义者同盟”以及“革命局”是两码事，后来成为中共建党的组织基础的，并非魏金斯基系统的“革命局”（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金立人认为其解散时间是1920年12月］而消失），而是陈独秀等人的“社会革命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根据这样的解释，金立人得出结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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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两位都是中国党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们的推论，都很值得倾听；但遗憾的是，又各有缺陷。先来看杨氏的见解。从俞秀松日记也看得出，他在这个时期与陈独秀来往十分密切，并且除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外，他没有参与任何其他党派组织的活动，因此，不能因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不够明确，就说他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与陈独秀等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直接关系。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杨氏不但认为它成立于7月19日，还介绍了开会时的讨论内容；可实际上，其所依据的1927年的俄语文件中只说“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的会议在上海召开了”[12]，根本没有提到会议的性质和内容。另外，魏金斯基在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到底是否真正存在过？是什么样的组织？这些也都没有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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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的见解，不乏灼见，比如他指出当时激进青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有混乱，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对应该通过何种方法谁进建党工作（是组织革新团体，还是组织值得相信的个人）所持的主张不同等等。但是，把“革命局”（金氏认为它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机关）看作与陈独秀等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金氏认为它的名称是“社会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则有失妥当；因为，魏金斯基在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的“革命局”的活动，显然包括了陈独秀等人积极进行的活动，比如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及《劳动界》杂志等。就史实考证方面来讲，金氏仅凭回忆录就对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月成立说予以肯定，不无问题；他援引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作为陈独秀等独立建党的证据，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曾探讨过的那样，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杨氏也提到的7月19日的“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的会议，金氏却断言就是“革命局”成立的会议，但是，如前所迷，我们无从知道这次会议性质、内容。最后，和杨氏一样，金氏也对魏金斯基在8月17日的报告中谈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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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发起的组织基础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相关的团体，见于汉语资料和俄语资料的加在一起，为数不少；但是，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组织？相互间有什么关系？甚至是否真正存在过？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为了叙述上海的建党工作过程，必须从探讨这些组织的真实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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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发起组的几个侧面（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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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中共发起组，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见于汉语资料的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等；而见于俄语资料的则有“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бюро）”、“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 коймолодежи）”等。其中，除回忆录外没有任何其他佐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真实性显然首先值得怀疑。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发起组的前身的，是邵力子和陈望道，但被认为是其成员的施存统、沈雁冰（茅盾）都明确否认上海有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组织。[13]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主张呢？陈望道的几部回忆录都谈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其中一部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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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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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段回忆来说，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的；但是，实际上，1920年8月刊行的《共产党宣言》，其出版者是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者“新青年社”。也就是说，陈望道因记忆不准确，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如此而已。如第二章第二节所迷，“社会主义研究社”实际上就是“新青年社”，同时也就是魏金斯基所说的上海“革命局”的出版机关；因此，陈望道等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非什么组织名称，而仅仅是笼统地指称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和魏金斯基等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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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海的中共发起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最初的名称是什么呢？它和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来探讨中共发起组成立的时间。谈到中共成立时间的同时期资料，有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和施存统在日本被逮捕后所作的口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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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的报告说，“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комму нисти ческиея чейки）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共产党细胞”。[15]鉴于张太雷赴俄国前的诸多活动尚不清楚，因而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份报告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中共成立时期的正式报告，其中称建党活动最早始于1920年5月，当然比其他回忆录要可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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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的口供，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于1921年底被警视厅逮捕、接受审讯时的记录。从前，他在所谓“晓民共产党事件”的预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曾经被介绍过[16]；但是，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近年解密的《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1年2月）中，发现了《施存统在警视厅所做陈述要点》（请参阅本书附录三《施存统口供》）。这份资料记录的施存统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所作的陈述，比他在预审法庭上的证词更加详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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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1920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原文如此］）、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大概是魏金斯基］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原文如此］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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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施存统在被警察拘押时的口供，所以，不能断言他没有隐瞒任何事实。但是，从他如实坦白了本属不可泄露的中共有关人的别名、住处等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信的。施存统直到1920年6月赴日以前，一直在上海跟随陈独秀进行活动，到日本后，也与上海的共产主义人士保持着频繁联系，因此，比起张太雷，他更加直接地见闻了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甚至知道苏俄方面所提供资金的具体金额，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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