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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维新变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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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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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70年代,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为了挽救民族于水火,正在积极推行洋务运动【11】。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十分恶劣,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力,又受到封建势力的剥削和摧残。同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比较弱小,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要求“民主”,要求进行改革;然而,由于他们与封建势力的联系,他们害怕彻底的革命,希望能在不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和平改良,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维新变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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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鲸吞蚕食,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在政治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使人民寻求救亡之道,这就是维新变法运动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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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失败的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同时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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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从“公车上书”开始,以“戊戌六君子”的惨烈就义为结束,时间虽然很短,但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历史发展中却不容忽视,其中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的政治思想也是维新变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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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改号更生,世人称之为“南海先生”。他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康有为从小有“神童”之誉,聪慧异常,而且读书也十分刻苦,总是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被乡里人戏称为“圣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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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岁时拜广东大儒朱次琦为师,受其影响,专读经学、史学、理学等方面的书籍,放弃八股文。经过十分系统的学习,康有为认为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合实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作为救国之道。1878年,康有为离开他的老师朱次琦,开始寻求新的思想。1879年,康有为去香港游览,见香港街道整洁、治安严密,对资本主义有了切身的感受,感到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十分值得学习,于是开始购买和阅读西方书籍,开始了他学习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后来他又大量购买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既有西方各国的历史、游记等人文书籍,也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书籍,对这些书籍,他都苦读精思,学问大有长进,为他的变法主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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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然而中国在战胜的情况之下,竟然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种耻辱深深地刺伤了康有为,使他产生了变法维新、救国图强的思想。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身份向皇帝上书,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但这次上书并没有能上达皇帝。此后,康有为开始准备变法的理论基础,1891年和1896年分别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篇著作,再加上《春秋董氏学》等其他著作,一整套变法革新的理论就产生了。在著书的同时,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办学堂,鼓舞学生关心国事、积极参与变法,为变法准备了人才。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时期拜康有为为师并成其高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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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同梁启超一起发动18省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反对卖国条约,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强调通过变法强国富民才不至于亡国。这是康有为继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后的第二次上书。这次上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提出了变法的具体主张,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也是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但是,都察院却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次上书。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立,大体上分为“帝党”和“后党”两大派,也有一些游移于帝、后两党之间的洋务派官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顽固的守旧派,反对变法;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倾向赞同变法,但是他们并不掌握实权。朝廷的一切实权部门都掌握在“后党”手中,光绪帝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由于顽固派的作梗,“公车上书”没有能够到达光绪皇帝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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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画像。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1888年至1898年间,曾7次上书光绪,要求变法。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报纸,鼓吹改良主义理论。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受慈禧镇压,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2年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为国教”运动。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活动,旋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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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轰动了全国。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领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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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后不久,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并不安于这样一个小官,而是继续他的变法主张。同年5月29日、6月30日,他又两次上书。第三次上书是对第二次上书的修改和增补,请求皇帝“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这次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并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甚至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在第四次上书中,康有为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损害“君上之权”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顽固派拒绝代呈,这次上书光绪帝也没有看到。不过,这时光绪皇帝已经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所了解,并且内心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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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经过几次上书变法的失败,认为应该首先由士大夫做起,向士大夫宣传外国的思想和情况,最终再通过皇帝来推行变法。于是,自己出资与梁启超等学生一起创办《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并免费向朝廷士大夫分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维新变法成为一时之风。除了创办报刊外,康有为及其弟子还在北京和上海创建强学会,宣传维新变法,同时也为维新变法培养力量。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朝廷的一些官员也逐渐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维新活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慌,所以不断进行压制,强学会也遭到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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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并提出变法的具体计划,但这次上书仍然没有能够到达光绪帝手中。但是很快,光绪帝就命令李鸿章等召请康有为到总理衙门询问变法事宜,于是就又出现了上清帝第六书,也就是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具体的变法主张。2月,又有了第七次上书以继续推进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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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旧照。谭嗣同(1865—1898),中国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创立学社。1896年著《仁学》。1898年被征入京,任四品卿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9月政变发生,被捕入狱,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等同时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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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努力之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变法终于拉开了帷幕。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和主张,光绪帝颁布了很多变法诏书,维新派人士也开始为变法的具体实施奔走,变法似乎要为中国带来一片新的生机。然而,仅仅103天之后,变法就因顽固派的阻挠,以“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而终结。谭嗣同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变法划上了英勇惨烈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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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康有为对其持敌视态度,坚持保皇的立场,同革命对抗。他曾经组织保皇会、担任孔教会会长、参与张勋复辟,并撰写大量文章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最终他的理想趋于破灭,无法阻止清王朝的覆灭,也无法阻止民主革命的进行。1927年,康有为默默病死于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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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诗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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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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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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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西学涉猎很广泛,各种自然科学都有所接触,因此形成了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宇宙发展观,在其著作中表达出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矛盾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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