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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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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德意志的灯光——康德、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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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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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百年中，德国成为欧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时代，歌德为德意志带来了人性的光芒，全面的人性成为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主要特征；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搭筑了精美绝伦的古典哲学体系，把欧洲传统的绝对理性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工业革命挟裹着巨大的物质冲击力量迎面而来，把德国人从内心的世界和头顶的星空中唤醒，开始关注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力量。这个时候的德意志，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实质上却由300多个小的诸侯国分割着疆土和权力。封建关系还是处于统治地位，农奴制度、分割的市场、隔绝的地域，都零落地散布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中世纪的关卡仍然以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方式存在着，只是它们的存在挡不住英国传来的自由主义之风与法国传来的启蒙思想之雨，挡不住英法社会政治经济巨变带来的冲击，挡不住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挡不住社会表象下进步与奔腾的地火，挡不住理性光芒的复兴。这是德意志的古典时代。在这之前，欧洲的历史上只存在过两个古典，一个是不朽的古希腊，而另一个是永生的文艺复兴。如果说这以前的德意志是欧洲中世纪一个幽深昏暗的泥淖，那么伴随着贝多芬伟大而纯净的交响乐，一个光明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时期内的政治思想是与哲学和艺术融为一体的，无法把它们从这个时代和这个蓬勃的社会中剥离开来。这同样是一个巨人迭出的领域，他们的思想照耀着德意志，如同星空俯瞰着大地。其中，康德和黑格尔无疑是这一时代最为闪亮的灯光，他们的思想带着浓重的思辨色彩引导着德意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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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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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降生在1724年的东普鲁士。谁也不曾料到，这个贫困的马鞍匠家庭的儿子，用他纤弱的手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德国古典哲学大厦的奠基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是诲人不倦的教育者的一生，是严于律己的道德者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独辟蹊径地追随理想的思考者的一生。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美国的独立战争吹响了自由与民主的号角，法国大革命的烽火燃遍了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如牛顿、卢梭和休谟的智慧和烛火点燃了康德思想的光芒。同时，他的家庭所信奉的虔信教派（pietists，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也给康德的思想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这一教派对道德标准的突出强调和对神学教条的漠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格乃至其哲学的形成。这一特点反映在康德的政治思想当中，使其更加关注对社会政治、国家和法律问题的研究。他看到了他所处的现实社会到处充满着矛盾，但他对这种矛盾充满了无助与绝望的情绪。他认为这些矛盾源于人类道德中的“原罪”，只能在精神的彼岸得以消除；革命无法改良人的道德，无法使这些矛盾在现实的社会中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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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画像。康德（1724—1804），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德国哲学革命的开创者，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他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对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巨大，被誉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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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道德的高度依赖形成了他的政治观的主要特点，促使他从道德概念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作为国家起源与基础的社会契约并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只是一种逻辑抽象，但是它的现实性又是不可否认的，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社会建立的道德原则。依据这种纯粹理性的道德律所构建的社会契约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也才能克服以经验原则为依据的社会契约论所导致的相对主义的危险，才能避免产生于可变经验中的权威的片面性必然会导致的社会正义的混乱。他反对文艺复兴以来以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将政治与道德相区分的理论观点，认为真正的政治如果离开了道德的土壤将寸步难行。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社会中政治的法律与道德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道德并不能成为政治的动机，更不能催生出一个良好的国家体制。“相反的倒是，一个民族良好的道德的形成首先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他在这里把国家者作为保证道德的前提条件，但却和自己所论述的“以道德作为国家政治的原则与基础”的观念相矛盾。这主要是因为康德把道德本身看做是一种绝对的和先验的律令，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当依据这一标准，并且强调这一理论在客观上已经具有了自身的实践性。这种被绝对化了的道德学说，一旦应用于现实的领域，必然会变成形式化和僵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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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德相信先验理性和道德律令的存在，所以他不是从国家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角度去论证政权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所关注的也不是什么特定的具体国家，而是一种应当与法的纯粹原则相符合的理想国家，因此他的国家学说带有鲜明的道德论色彩。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康德继承了卢梭的观点，认为社会产生于成员之间的“原始公约”。同时，他又把这种观念纳入他自己独特的先验理性的框架内，认为契约源自于人类的立法意志，国家是人造的，是人类理性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国家的起源说却是唯心的，否认国家的阶级根源。在他看来，国家不是一个特定的实体，而是众多个人的立法意志的联合；它是一个实践的现实的理性理念，属于精神的范畴；这样的国家不再是直接地为了公民的物质幸福和福利，而是为了在公共强制性的法律下实现人的权利和正当的理由。这归根到底将会是法的精神和法的观念的胜利。对于国家中的公民，康德认为他们应当拥有完全的主权。他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这样写道：“最高权力本来就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每个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作为官吏的一切权利，都必须从这个最高权力中派生出来。当人民的主权实现之时，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日。”（《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177页）从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影响，但是他却根据身份与职业、经济独立与否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像工人、手工业帮工、妇女这些所谓的“消极公民”不能拥有和其他“积极公民”相对等的政治权利。他否认人民对于暴政的反抗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拒绝给予革命合法性。这种观点归根到底还是源于他把原始契约视为一种绝对的先验的理性的观念。这种契约一旦形成，法律便应当生效，而国家的权力就成为不可反抗的；统治者对人民只有权力而没有绝对的义务，人民对于自己的主宰者必须服从而不能使用强制的方式。即使是统治者背叛了他们的职责或是宪法有了缺陷而必须更改，也只能通过改良的方式去逐步完善。他排斥和否定暴力的反抗，认为它们是无效的甚至是倒退的。他寄希望于公众的启蒙，相信能够通过社会的进化而达到“目的王国”这一最终期望，实现人类的千年福祉。他信奉三权分立的学说，推崇代议制和共和政府，对多数人统治的原则提出了质疑和修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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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用于著作封面的康德漫画。康德挑战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并为继之而来的欧洲思想的发展高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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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生活的时代，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国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一个充斥着贸易、摩擦、联合、斗争的近代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中。正如人类社会的形成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一样。康德还积极探讨了如何克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论述了从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向永久和平状态过渡的辩证法，提出了永久和平论。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反对战争的，战争会给所有的文明民族带来“最大的灾难”。但是，他又不否定战争作为恢复各国人民的和平的合理手段。为了实现各国间的“永久和平”计划，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共和宪制和国际法一起构成了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政治法律基础。所有实行共和体制的国家都是自由国家，这些自由国家签订协议组成“和平联盟”，并且在联盟中各成员国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同时以普遍友好为条件来限制“世界公民权利”。这其实是一个超越了不同文化的国际伦理，是可以规范人类行为的共同的道德法则。自由的和平联盟由于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是可以不断扩大的。当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共和民主制，认同了联盟的约束性条款，签署永恒和平的条约，加入到所谓的“自由主义和平联盟”中以后，永恒和平就能在全世界真正建立起来。在康德看来，共和体制是国际永恒和平实现的先决条件，而永恒和平是人的固有权利的必然要求，来源于人们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他对人类道德世界的不懈追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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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是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虽然他也“和他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克思语），政治思想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他的政治思想过于局限于道德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过于强调绝对的理性，贬低了经验和人，未免失之于空洞；同时，高度抽象化的道德脱离了实际经验，不能依据具体的情况做变通，难以成为实践的向导。他在伦理学中高度颂扬的自由落实到法权和政治当中也仍然是有保留的，是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复杂时代的康德，构筑了一个比时代纷繁的表象更为复杂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以道德伦理为政治考察的切入点，在构建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复活了古希腊政治与至善相结合的传统，重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他既继承了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精华，又为后来者提供了无穷的启迪，以道德为本的政治学说支持了人人平等的信念，构成了近代人权学说的一个重要基础。永久和平论中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开创了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先河。思考与创作伴随了康德的一生。他的思想随着生命的延长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这是一个怎样奇妙的过程，正如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些思想与思想交相辉映的时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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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2月12日，康德在他的家乡哥尼斯堡逝世。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工作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停止，但是德意志的灯光并没有因此而熄灭。因为在他的身后，站着另一位日耳曼民族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他就是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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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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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于1770年，比康德晚了半个世纪。但是这50年，是至关重要的50年。前与后的区别造成了康德和黑格尔思想形成背景的不同。虽然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但是康德的主要思想形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前，而黑格尔的思想则形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欧洲大陆，而革命所带来的破坏与重建、暴力与自由也如暴风雨一般席卷了人们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形成了他的国家观念和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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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画像。黑格尔将整体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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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首先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存在，他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他的哲学思想而独立存在，是建立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唯心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和康德一样，黑格尔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揭示国家的本质，发展了抽象的国家观。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法一样，都是绝对精神在某一特定阶段的表现形式，“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从国家的起源入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家庭所体现的是最直接和最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发展为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分化产生了国家，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最高的、最完满的形式，因此它是高于市民社会的，并且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不以人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精神的，但这种精神是客观的，“简直是自在自为存在的东西，从而被视为神物，永世无替的东西，因此，它也就超越了制造物的领域”。以此为基础，他批判了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认为契约是可以随神订立的，而国家则是绝对的和永久存在的，是“神物”，因此不能被随意地推翻。国家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正因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普遍意志，所以将成为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个体意志和普遍意志相统一的地方。国家的精神需要通过具体的人和公民体现出来，而理念的国家也只有在公民的特殊意志中才能实现。因此，现实中的国家是有其合理性的。“国家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只有在它的公民当中，它才有了它的一般现实性；但是国家是现实的，它的简单的一般生存必须寄托在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内。”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于个人来说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个独立的有机体，而个人只是国家的一些环节。“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也才能够实现其人格、自由和权利。个人在国家当中可以要求正当的权利和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必须以不损害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权威为前提。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反思，他肯定了革命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及其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尤其是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原则的确立，奠定了现代国家的理性基础。但是个人的自由及其表现形式若是不服从于国家组织或是超出了国家所设定的社会秩序，则自由就成为任性，会对国家制度造成损害，只会带来绝对的恐怖。革命的原则必须与国家的权威相结合，他把法国革命的经验融入到德国的政治理论当中去，建立了适合当时德国政治发展需要的国家学说。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分裂割据的无政府状态，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权的、高于一切的政府出现，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正是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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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皇帝。普法战争促成德意志的统一，然而黑格尔却没能看到德意志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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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从德意志政治的现实出发，黑格尔认为：存在于德意志国家中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最合乎理性的政治制度。他所说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君主政制：少数人分享行政权，多数人分享立法权，而君主作为主权者享有王权并最终统一各种权力，作为国家最终决定的意志出现。王权的地位至高无上，而君主就是王权的体现，但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王权不是像君主专制制度中君主所握有的任意权力，而是一种依靠宪法行使的权力，受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事实上，在这一政治体制中，重要的和至高无上的不是君主的个人品质，而是严密的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制度中对于君主权力的设定与尊重。他所关注的是以“君王”这一人的主观形式来具体地表达国家的意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王权和君主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既然君主的本质是被抽取了任何特征而只体现国家意志的个人，那么世袭制便是最直接的和最自然的方式。它既可以避免因王位空缺而造成的派系倾轧和利益冲突，又可以避免因选举而造成的多数人的私人意志凌犯于国家意志之上的情况。为了避免陷入过去纯粹的封建君主制以及专制政体必然会造成的混乱与没落，黑格尔对国家权力中的王权的性质和范围都作了严格的界定，认为这种形态的君主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适合德意志的政治现状与发展，它是高于东方的专制主义和西方的共和主义的政治发展形态，“在东方专制主义和共和国对世界的统治之后，世界文化教养的联系又从共和国统治的蜕变状态，把人类引向专制与共和的两极之间，而德国人就是由世界精神的第三种普遍形态所诞生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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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虽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思辨的和抽象的，虽然他本人首先是作为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而存在，虽然他的政治思想只是他庞大而精密的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且完全包含在这一体系当中，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也并非完全建立在抽象的和思辨的基础之上，德国现实政治的背景和需要同样促成了其思想的诞生。德国当时的分裂局面正在呼唤一种国家权力的出现，以整合社会力量，实现真正的统一。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政治思想理论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产物，并且在产生后有力地推动了这种现实的改变。他对国家的分析与德意志的政治状况联系紧密，从而使其“思想的最显著的品格就在于，他已经牢牢地领会了历史的实际和某种冷酷的政治现实，这使他坦率地把国家同强权视为一体，并以国家在国内外推行民族扩张的能力来估量它的成就”（萨拜因语，《政治学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