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75036
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 Ⅲ 情感主义和政治实践
1703275037
1703275038
1.反思性情感主义与民主审议
1703275039
1703275040
道德和政治论证应该如依靠理性一般依靠感情和想象。这一建议很可能会遭到来自民主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的质疑。如果我们接受理性主义关于反思自主性的理论,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的,认为感情影响的决策是与民主自治背道而驰的理论了。[266]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基于理性的论证能达到自由的反思性同意;相反的,求助于感情的论证则是具有操纵性的,试图在反思性过程外赢得同意的。当公民基于理性论证在某一个政策议题上达成同意的时候,这种集体自我立法的结果可以被视作每个个体自我立法的产物。这样一来,通过理性反思而同意的原则也就成为了我们自主性的表彰。而当公民基于感情或者想象去同意一项政策时,这种同意是通过他律的心理过程而来的,这个过程是处于自主的自我立法之外,且与之相对的。这样一来,基于感情的同意与其说是个人反思自主性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基于武力或欺诈而来的同意。
1703275041
1703275042
在公众审议中何种演讲是被允许的?何种是不被允许的?在最近一些关于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意见的研究中,我们也找到了类似于前一段所述的论点。借用J. L.奥斯丁(J. L. Austin)的话来说,哈贝马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在公众审议中对对方说话时,“所有参与者都有言外之意的目的,而且只有言外的目的”,我们应避免所有“言后之果”(perlocutionary effects)。[267]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丹妮埃拉·艾伦(Danielle Allen)认为这意味着演讲者必须避免“任何引起其听众感情或者主观状态的行为。在日常交流中,这意味着避免修辞。修辞的臭名声正是因为除了理性外它还会唤起感情”。[268]
1703275043
1703275044
哈贝马斯是否真的将感情从他最钟爱的审议模式中排除出去了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的答案取决于对其理论的不同解读,在就这里不作详述了。至少,哈贝马斯在晚期著作中承认:“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感,那么任何审议都不可能得出值得普遍认同的结果”,他进一步讲到,“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取决于认知过程,感情和态度的综合。”[269]即便感情在公众审议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很明显哈贝马斯的政治理论更依赖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感情和想象力。[270]如果说在哈贝马斯自己的晚期著作中,这一倾向不再明显了,在被他的思想所影响的研究“协商民主”的理论家那里,这一点仍然是很明显的。[271]
1703275045
1703275046
当然,并非所有协商民主的支持者们都在公共审议中侧重于纯粹理性。有一些人乐意于在政治审议中给予非理性的能力一些地位。这种地位与非理性能力在马库斯的个人的政治反省中的角色类似。比如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就试图论证“在政治说服中,理性和感情综合模式的合法性。”不过他们认为这样的综合模式在本质上是“非协商性的”手段,功能在于刺激对被忽略的话题的审议讨论。[272]还有些学者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感情进入审议过程——当这种感情诉求旨在帮助我们接受那些仅凭理性也会认可的原则之时。[273]
1703275047
1703275048
对哈贝马斯更激进的批评者们认为感情和想象应该在公共审议中得到和理性一样重要的角色。他们还认为修辞与理性论证一样重要。比如说前文提到的艾伦就拒斥哈贝马斯关于言后之果必然饱含对他人的欺骗和操纵这一论断。她通过两方面来论证修辞的重要性:对亚里斯多德关于修辞的著作的分析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修辞起到的推动正义的作用。[274]然而,只要自主性的反思还被视作在本质上是理性的,诉诸他人感情的修辞就一定是可疑的,而诉诸他人理性的逻辑论证则免受这种怀疑。诉诸感情的公众审议会威胁公民的反思自主性——这个理性主义的恐惧是无法被类似于艾伦的论证克服的。修辞在政治运动中悠久而荣耀的历史也不足以消除这个恐惧。她的论证顶多只能证明更有效地追求社会正义,有时候我们必须在公众审议中牺牲一些不完全理性公民的个体反思自主性。如果反之,修辞被视为能增进而非消解公民反思自主性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启蒙情感主义一样承认感情和想象也是自主反思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修辞传统在当代政治审议中的地位正得到复兴。以上关于情感主义的反思自主性的理论对这一复兴做出了理论的核心贡献。虽然这个贡献目前并未被大多数推崇修辞的学者们完全认识到。[275]
1703275049
1703275050
不可否认,感情和想象确实是很容易受到言辞蛊惑。但是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理性也同样容易受到诡辩的操纵。就如理性主义期望真相的守护者能有足够的智慧,足以勘破反真相者的逻辑谬误,情感主义也期望善的守护者能有足够的感性和丰富言辞,来展现对手修辞的肤浅。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论证都是可能被滥用的——这一点十分明显。自主性是对整个心灵的自我立法后,因此,并没有一方比另一方更容易被操纵。对错误的理性论证最好的回应是一个更好的理性论证,对不义的修辞最好的回答就是更精妙的修辞。这个更优越的修辞会点燃我们对遭受不义待遇之人苦痛的同情,哪怕那苦痛并不被不义的修辞这所认可,甚至是由他们而来的。
1703275051
1703275052
2.反思性情感主义、公民教育与公民
1703275053
1703275054
在集体公众审议过程中找到了恰当的,尊重个体反思自主性的方法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询问,公民怎样才能成为在审议中更有能力,更具反思自主性的参与者。情感主义在反思自主性和尊重公众审议中的自主性上都有着独特地位,与此同时,它在少儿成长和培养他们的反思性能力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具体来说,情感主义认为反思能力只能在对个人整体的教育中得到发展——这个整体包括了感情和想象力。[276]
1703275055
1703275056
与其他公民教育的理论家们一样,情感主义也同意公民教育的第一站是家庭。正是在家庭内,儿童的感情、想象能力还有理性能力得到第一步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家庭中学会了如何同情他人。社会学家有证据表明,亲密稳定的家庭关系与同情或共情能力直接相关。[277]也正是因为这样,关于公民教育的情感理论必然从关于家庭的情感理论开始,之后才步入关于正规教育的情感理论。
1703275057
1703275058
一旦儿童进入了学校,情感主义公民教育除了重视课堂内容,也会重视教育环境带来的心理效应。增加不同背景人们之间共情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让他们之间的类似性深入心中,这一点是得到了诸多经验性研究的支持的。为了避免休谟所称的会消解同情心的“比较原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应该被鼓励着去追求共同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稀缺资源而彼此竞争。[278]多元而具有合作性的学生组成将对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有巨大的益处,这比任何关于公民教育或者道德教育的正规课程内容都要有效得多。
1703275059
1703275060
情感主义教育体系在课程内容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严格的人文教育是发展自主反思必要能力的重要部分,在这一点上情感主义与教育界最近兴起的普遍认识是一致的。反思性情感教育会带领学生经历感情过程,在这个过程内培养被玛莎·努斯鲍姆称为“叙述性想象”(narrative imagination)。[279]这一点在道德和政治反思中至关重要,也是情感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人文教育中,情感主义教育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培养理性能力,也在于培养同情和理解能力,这些能力在赫德尔式的对历史、文学、和宗教的理解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当面对人类丰富的多样性之时,想象力可能并不完全能跨越这样的鸿沟,但赫德尔认为,经过努力,我们能对任何人有同情的理解。人文教育必然包含着培养所有学生理解他人的能力,哪怕是面对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也能架起同情理解的桥梁。这样一来,学生才具备了作为一个公民,去对人民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能力。情感主义的教育者既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也不是政治形态的灌输者,而是反思自主的情感过程的催化剂,让成熟的道德判断成为可能。
1703275061
1703275062
情感主义对反思自主性理解衍生出了暗含在在公民情感主义教育中的某些因素。近年来,自由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推崇的政府在什么是杰出公民这一点上是有具体要求的:它要求自主性,和公民的反思能力。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自由民主政治才是可能的。[280]反思自主性到底需要培养和发展怎样的心理能力呢?对这一点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于自由民主理论的理解,也关系到我们对其的实践。
1703275063
1703275064
自由主义对自主性的理想,大概是整个启蒙运动对我们最大的馈赠。启蒙时期的伟大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思想家们,却对这样的自主性需要怎样的能力各执一词;哪怕他们都同意反思自主性的根本价值。启蒙主义的主流传统将反思自主性等同于理性的权威性立法,情感主义则将权威性自我立法看作心灵整体的任务。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论证后者这个常常被忽略的18世纪的伦理政治思想,并且反驳它的批判者们。启蒙情感主义在启蒙理性主义外,提供了另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它将丰富我们今天的政治哲学,政治科学和政治实践。
1703275065
1703275066
1703275067
1703275068
1703275070
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 参考文献
1703275071
1703275072
这本书所列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依据以下的格式简写的。在书中,以表意清晰为目的和原则,我将18世纪英文的原著做了适当调整,用的是现代美国英语拼写方式。与此类似,我也对一些外文译文进行了一定修改,以便明晰其意。
1703275073
1703275074
以下为安东尼·阿什利—柯柏,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著作
1703275075
1703275076
对沙夫茨伯里的《特征》(Characteristics,1911)的引用出自最近由自由基金所编的三卷本:
1703275077
1703275078
Characteristick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Foreword by Douglas Den Uyl. Indianapolis,Ind.
:Liberty Fund,2001.
1703275079
1703275080
虽然并未直接引用,但我也参考了下面的剑桥版本:
1703275081
1703275082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ited by Lawrence E. Kle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703275083
1703275084
对此书的引用我遵从了以下简写规则:
[
上一页 ]
[ :1.7032750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