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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革命的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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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说革命意味着“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将要展开”【39】。这也是人们对革命的一般期待。革命总要重新开创历史、制度和观念，开创新的生活方式和新游戏，树立新的价值观和理想，否则怎么能算是革命呢？在人们对革命非同一般的热情背后是渴望和想象：革命将创造新事物，新事物是闻所未闻的好事情。新事物被等同于好事情，这是现代革命的一般逻辑，也是现代进步论的一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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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自古有之。古代有革命之事，却无“革命”问题。古代人在不得不革命时就干了革命，却没有把革命看做思想问题。革命只有在现代才成为需要反思的问题，现代革命是人们的主动追求，所以需要理由。古代革命虽然也是制度和观念的根本性变迁，但与现代革命有着原则上的区别。传统革命需要间隔很长时间才发生，而且总是与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有关，是迫不得已的革命。尽管古代革命也需要天才想法，但古代革命不是由前卫观念带动的，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没有把握的理想，因此，古代革命的目的不是反对传统，它即使开创了新的生活和思想，也会迅速变成一种新传统而稳定下来，总之，古代革命是为了给已经失去稳定性的社会重新创造一种稳定结构，是为了对付社会失衡而去创造一种新的均衡，是为了拯救确定性而去创造新的确定性。周朝创制天下体系，秦汉建立专制帝国，古希腊创造城邦，罗马建立共和国，罗马接受基督教，路德进行宗教改革，这些古代革命仅仅是制度或文化上的某种必要改革，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实用方式，而且明确知道这一变革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而革命本身并没有成为革命的目的和指导性观念，也与激情基本无关，更不意味着对新事物的崇拜，不像现代革命那样使“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40】。现代革命所想象的新事物到底什么样，好不好，都不清楚，也不需要清楚，现代革命因为前卫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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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代革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一种用来颠覆一切权威和一切传统的游戏规则。革命就是否定传统和权威，而革命本身又变成了现代的一个新传统，一个专门反对各种传统的传统。这其中显然具有悖论性质。不过，反传统的传统这一悖论在现代革命的连续性中得到缓解。只要不断持续地反传统，反传统的行为就似乎变成合理的了。现代人意识到，现代革命一旦颠覆了传统就必定带来各种问题，于是，为了解决革命造成的问题就只好不断革命，只有不断革命才能拯救革命。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不断革命”，毛泽东也提出一个表现为“继续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但与托洛茨基很有些不同。托洛茨基以为在革命最后完成之前，革命必须不断一路向前推进、深入和扩大，这样才能够获得最后胜利。这是贪功冒进式的不断革命。毛泽东虽然对不断推进革命也很有兴趣，但他真正忧虑的是现代革命的另一问题，他深知“革命无法停车”这一秘密。革命所以无法停车，并非革命需要不断升级，而是因为革命一旦停车就会倒退，被打倒的旧事物将会卷土重来，革命为了保护自身而不得不继续革命，否则会被社会倒退压垮。这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困境：停止革命就等于否定革命。毛泽东强调继续革命，就是试图抵抗卷土重来的权力腐化、官僚作风和脱离人民的政府，因此发动了高风险的文化大革命。现代革命无法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当革命热情消退，各种腐化堕落的现象就死灰复燃（人性如此），这注定现代革命是一个饮鸩止渴式的连续革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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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就是革命本身。现代精神就是要超越过去的一切，不断创造新起点。这一观念本身就包含了悖论性的或自身否定的因素：假如今天必须抛弃昨天，那么今天就是要被明天抛弃的，一切都是将要被抛弃的。于是，一方面，现代在整体上是一个连续革命的不断创新故事；另一方面，现代的不断创新又是对自身每个创新步骤的不断否定，因此，现代革命是自身否定的革命。现代革命把革命本身变成了一个使命，如果不革命就似乎陷入难以忍受的无发展和停滞。这样的革命对破坏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建设和积累的兴趣，甚至误以为否定传统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创新。正如毛泽东精辟概括的：“不破不立”，新旧事物之间是“生死斗争”【41】。不破不立就是现代革命的本质，而正是这一革命本质使革命总是演变成为极端化行为。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不破不立的情况，但并非总是如此：（1）新旧事物之间并非都存在“生死斗争”，事实上许多传统与创新是能够兼容的；（2）即使破坏是创新的一个条件，破坏本身也不等于创新，也不会自动导致创新，破坏行为很可能仅仅留下一片废墟；（3）革命的破坏往往多于创新，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所追求的新事物很不清楚，在破坏了旧事物之后，新事物仍然不清楚，因为那些所谓的新事物其实只是一些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根本对付不了真实的具体问题；（4）即使某些创新成为可能，也不能保证新事物是更好的，人们甚至无法判断新事物的好坏，因为关于好坏的标准都是传统的，因而是要被颠覆的。这一点是现代革命特别危险之处。当基于优越概念的各种价值标准都被破坏，就只剩下“新”这一标准，可是，新与质量高低无关，如果不顾质量标准，新就只是失控的差异性，是毫无质量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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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革命。人们在追求新事物上一往无前，在人为发明的各种观念下改变了人类自然而然的进程和方向。有一些特别重大的现代革命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比如法国大革命。阿伦特说，“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42】。确实如此，后继的大多数现代政治革命几乎都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启示，而且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了社会混乱和动荡。如果不限于政治革命，而在广义上去理解现代革命，工业革命就往往被认为（例如霍布斯鲍姆）是与法国大革命具有同等决定性的现代革命，因为它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从而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43】。假如说法国大革命试图在政治和精神上解放人类，工业革命就是在物质上解放人类。工业革命显然比法国大革命成功得多，尽管工业革命的结果未必都是好事，但它至少不像法国大革命带来那么多的灾难。不过，工业革命似乎还不是真正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的现代革命。科学革命就比工业革命更深刻和更深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科学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改变了人类理解事物的世界观，因此，科学革命才真正是能与法国大革命并驾齐驱的重大革命。现代各种革命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其重要性其实难以比较。我们没有十足理由认为现代的文化革命不如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重要。现代的文化革命，比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其重要性恐怕不亚于改变了物质世界的科学革命或改变了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应该说，科学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三大革命分别改变了物质、精神和制度，从而创造了现代生活。通过这三大革命，人类试图按照人为的观念重新设计人和生活，重新定义自然原本规定的人类命运。现代人就是试图自我设计命运的新人类，无论现代人是否还信仰上帝，都已经在实质上背叛了上帝，难怪尼采说上帝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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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革命带来的好处都使人们喜出望外，可同时带来的坏处却又使人们痛心疾首，问题是人们原来只想着革命的好处而没有想过坏处，后来知道了坏处却割舍不下那些好处。科学革命的后果或许是最危险的，但并非最严重的，真正严重的挑战来自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因为它们颠覆了人类在长期历史经验中顺理成章所形成的价值观和思想模式，而使人类陷入精神和思想混乱。人们满怀理想主义之心把各种形而上学概念搞成指导行动的意识形态，虽然幻想了一切事物，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革命以理想主义态度去追求一切新东西，但那些新东西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新事物，而仅仅是一些被完美化的概念。以概念去看事物，就是以完美标准去看事物，也就是选择了不可能的事物。因此，以新概念去打倒旧事物并不因此就自动有了新事物。概念无法化为事物，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典型痛苦。概念要真的变成事物，显然需要听从事实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听从概念提出的要求。只有当现实问题真的需要概念的指导时，概念才能变成事实。概念与事实之间的鸿沟就是革命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革命力图强行让理念向现实靠拢，“但由于现实并不往理念靠拢，两者之间出现的一条沟，比从前窄是窄了，但却深了许多”【44】。革命理想与现实所以无法靠拢，是因为现实问题都源于人性的缺陷，而完美概念至多将人性缺陷反衬得更加显眼，却不可能修正人性。理想不是点铁成金的魔术，而革命的根本错误就是人们以为革命就是点铁成金的魔术。当革命魔术在货真价实的现实问题面前完全失效时，泄气的人们就会发现旧社会的种种通病迅速卷土重来。毛泽东对革命的悲剧命运有着天才的洞察，他深知“一万年太久”，如果不能继续革命就必定前功尽弃。可问题是，在不断革命颠覆了一切传统之后，革命就只好否定自身了。这就是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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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故事的悲剧性以法国大革命最为经典。法国大革命充分表现了革命的理由和革命的命运。彻底的革命当然是为了使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获得解放，既然革命是为了人的解放，所以革命首先就是为了自由；同时，既然革命是人人的革命，因此革命又是为了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现代革命的两大通用目标（尽管不同的主义对自由和平等有不同的解释）。自由和平等是人人想要的，因此革命从来不缺群众基础，从来都一呼百应。自由和平等的共同欲望并不意味着共享欲望，这里存在着巨大隐患。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自由和平等，却未必人人希望别人都获得自由和平等；即使人人都愿意每个人获得自由和平等，人们的利益和意见也仍然冲突。因此，自由和平等作为抽象目标时似乎众望所归，但一进入具体问题就未必皆大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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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根据自由和平等这样抽象完美的概念推出了同样抽象完美的人权概念，唤起了人民对一个不清不楚的抽象完美世界的宗教般激情。阿伦特说过，“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45】。基督教以人人与上帝的等距离平等而反对一切世俗权力和权威，这是现代革命的一个基本精神来源。在更早时候托克维尔就已经指出：“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宗教把人看做是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和权利”【46】。法国大革命从基督教那里获得了普世主义和抽象人的灵感——这或许是无意识的——从而发动起人民去打倒一切传统和权威，“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是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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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摧毁各种传统，这使柏克极其失望。在柏克看来，随便摧毁传统是无理的疯狂行为，必遭报应，因为传统是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智慧，是文明遗产，它包含值得尊重的各种美德、经验和秩序，因此柏克对法国大革命几乎全盘否定。传统是否可以颠覆？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不等于反对创新，而是反对在没有准备好比传统更优越的东西时就摧毁传统。假如发明了确实比传统更优的新事物，除了那些对优越事物毫无感觉的愚昧之人或自己利益因此将受到挑战的人，很少有人会反对真正优秀的新事物。确实有了可立之事，破旧才有意义，立的同时就是破，可是破的同时却未必就是立。保守主义者们反对颠覆传统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传统往往有好的方面又有坏的方面，颠覆传统经常摧毁的仅仅是这个传统中比较好的方面，而坏的方面却总是被保留下来。这是因为，好的事物比较脆弱，而坏的事物更为顽固甚至坚忍不拔。人们经常抱怨说，学好比学坏要难得多，道理是一样的。背后的秘密是，文化中坏的方面源于人性局限，多数人都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好逸恶劳、见利忘义、愚昧庸俗，这是令人失望但难以改变的人性事实。传统总是包含着抑制人间罪恶的许多智慧，这些智慧未必最优，但总有不可忽视的用处，否则社会早就崩溃了。当革命良莠不分地摧毁传统，可能仅仅摧毁了好的方面，而坏的方面却因为社会失序而更加泛滥。因此，推翻传统的革命很容易变成不负责任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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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集体行为。人民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人民必须首先学会做负责任的主人，必须重视“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所得的东西以及什么是应该留给后代的东西”，这样人民就会知道他们没有权利去“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原来整个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坏遗产”。可是法国大革命的不负责任行为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这种不负责任的革命有着长久的后遗症，人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成了坏榜样，等于在“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他们前人的制度一样”【48】。柏克还深刻地发现，法国大革命那种全盘否定传统、否定过去的自以为是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冒充豪迈的卑微心态，于是他对法国人说：“你们是以鄙视属于你们的一切事物而开始的……只有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才学会尊敬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为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婢膝的可怜虫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49】。这一点是一针见血的。可悲的是，现代革命总是乐意全盘否认自己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过去，这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而且也是在否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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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人权，这些本身没有错。错误不在于革命的目标而在于革命的方式，而革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革命的是什么人。从柏克、托克维尔到勒庞和阿伦特等思想家，他们尽管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看法却大致接近，这就是，如果一场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是由想入非非的知识分子带领群众进行的，那么革命多半会采取错误的方式而造成灾难性的结果。那些沉溺于理想主义抽象概念、不切实际而又伪善的知识分子喜欢约等于做梦的思维方式，热衷于社会批判，假装自己是人民的良心，并且为自己伪装的良心形象、人民代表形象或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所感动，忘记伟大目标而埋头于民愤小事。按照阿伦特的说法，那些知识分子过于关注所谓的“社会问题”，即社会中种种不平和贫困现象，急于一劳永逸地解除群众的痛苦，而忽视了重大的制度问题，以至于“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罗伯斯庇尔语）【50】。阿伦特尖锐地指出：“群众投奔了法国大革命，发动它，驱使它前行，最终葬送了它，因为这是穷人构成的群众”【51】。由穷人组成的群众必然注定了革命不得不去优先关注群众痛恨的那些社会问题，可是那些琐碎问题将淹没伟大目标。但假如不按照群众的兴趣去解决群众的社会问题，就恐怕没有太多群众追随革命了。于是，无论革命领袖们本来有什么鸿鹄之志，结果必然是，“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的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同时，本来追求的普遍人权变成了穷人的权利【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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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皆是不平事，即使坏政府也不得不进行某种改革调整以改善人民的处境而缓解政治压力，但是在强大压力下的改革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正如托克维尔所发现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而且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53】。托克维尔这段至理名言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总是发生在社会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这一似乎于理不通的现象。饱受苦难的人民身上的锁链一旦略为松动就迫不及待地翻身，即使激烈的革命有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即使革命成果可能被新的统治者所篡夺，群众也宁可试试运气。从群众的角度去看，群众有理由以革命赌明天，因为即使在一个传说中的民主社会里群众也从来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而作为集体行动的革命使群众有了哪怕是暂时的做主机会，可是这将形成最危险的暴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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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群众主导的运动必然是危险的。勒庞说：“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54】。在革命行动中，群众由于数量优势而使其中每个人似乎获得了力量。“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55】，于是，“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56】。关键在于“群众是个无名氏”【57】，因此谁也不必承担责任。集体的力量和无责任状态，这两者的结合使群众运动难免走向荒谬甚至作恶多端。做好事需要创造力和智慧，而做坏事只需要不负责任，因此人们在想干点什么而又干不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时，就只能批判、破坏和打倒一切。不过群众在以革命为名进行破坏活动时，并不认为是在破坏，革命的破坏活动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当打破各种限制，人人就象征性地平等了。卡内提说：对群众来说，“房子激怒他的是紧闭的大门……对于群众，一切都是巴士底狱”【58】。但这样的解放只是廉价而虚幻的自由和平等，人们并没有由此真的得到什么，最多过了把瘾，然后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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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集体行动有着强大的催眠作用，头脑清楚的人一旦卷入群众运动也会被催眠。勒庞发现，集体行动的催眠作用使得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59】。柏克也同样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运动使群众拥有不受限制的放肆的权威，这说明“完美的民主制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60】。在肆无忌惮的民主中，法不责众使得无人害怕遭到惩罚，人性中坏的一面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柏克相信多数人的暴政甚至比王权暴政更加残暴，“在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高洁的恒心。但是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伤害的人们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61】。法国大革命讥讽性地以它的实践破坏了它所高调宣布的自由、平等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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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认为英国革命更为稳妥，阿伦特则发现美国革命更可取，一个重要理由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不是由喜欢妄想的小知识分子领导的群众革命，而是由政治家和社会杰出人士基于对现实问题、政治形势和真实人性的理性估计而进行的制度革命。好的革命并不强求按照理想去创造一个好社会（现实总是不向理想靠拢），而仅仅试图创造一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治风险最小化的稳定制度，这种制度首先强调普遍有效的法治以及那些能够界定清楚并由法治提供保护的个人权利。悖谬的是，尽管法国大革命带来巨大灾难，却只有法国大革命成为了革命的普遍榜样。也许法国大革命看上去最像革命，所以最符合革命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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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之后，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创造了富裕社会，革命热情似乎成为往事，革命似乎不再激动人心，但革命却在1968年的法国戏剧性地重登舞台。与法国大革命不同，五月风暴不需要去解决贫困、等级和歧视之类属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问题，而是要解决属于资本主义后期的歪曲人性的文化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精神危机问题。正如精神拯救不了物质，物质也拯救不了精神，物质虽然发展了，精神却萎缩了，正是精神危机导致了新革命。巴黎学生们从打击腐朽愚蠢的教育制度入手，进而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人们对物质富裕但精神上自私自利、庸俗空虚、缺乏意义的生活深感失望，因此幻想能够有一次文化革命。索邦大学的大字报说：“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62】。在充满知识分子幻想这一点上，1968年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倒是一脉相承。用想象力去夺权以便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革命者幻想革命能够点铁成金的标准思维。革命的问题虽然变了，但思维方式相去不远。人们想象的仍然只不过是一些抽象概念，新世界到底什么样，却无法想象。当缺乏建设新世界的智慧和能力时，是不可能想象新世界的。1968年革命悲剧性地延续了法国大革命“让修辞勇敢地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政治修辞传统【63】。修辞虽然迷人，终究无大用处。说出美丽的修辞并不等于拥有了建设新世界的知识。结果，1968年革命成为“资本主义最后一场喜剧”，一场“笑不出来的深刻喜剧”【64】。假如革命与物质匮乏有关，那么革命的失败就是悲剧，可是假如革命与“心智剩余”（奈仁语）有关，就只能是笑不出来的喜剧。按奈仁的说法，心智剩余就是心智生产远远超出物质生产之所需而造成的智力供给过剩【65】。现代发达社会不仅生产了大量剩余物质，还生产了由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大量剩余心智。剩余心智有不靠谱的幻想，又眼高手低，喜欢幻想革命，可是革命并不是实现幻想的好办法，革命善于打倒旧事物，却不善于建设新事物。精神问题也不是社会革命的恰当理由，因为没有哪种权力能够为精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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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革掉什么，而是应该搞清楚什么是不能革命的。无论革命发动多少想象力，也不可能挑战思想的界限，革命必须承认一些无法挑战的智慧界限。只有知道了什么是不能革命的，才能够发动具有建设性的革命。为什么科学革命比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更为成功？科学基于新知而革命，而政治却因无知而革命。科学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盲目革命，除非获得了突破性的知识进展，使人们能够事先知道科学革命的结果（这里不包括科学被滥用的情况，那恰恰是人文问题而非科学本身的问题），而事先的知识保证了人们能够大概判断一种科学革命的可信度和好处。在政治革命上，人们缺乏关于革命后果的知识，正因为对未来无知所以勇于革命。人类对人类命运归根到底是无知的，但这并不意味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态度，而仅仅意味着审慎态度。政治革命的经验已经表明，不留余地的革命是非常危险的，政治革命不应该颠覆所有传统，而必须留出某种余地，必须使社会能够包容多种思想，而不能使社会变成由单一意识形态控制的单调社会。任何一种革命意识形态，无论所高扬的理想看上去多么美好，都会造成社会单调化而失去修复错误的余地。那种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以及群众仇恨的社会革命往往发展为破坏性的过度革命，并且留下长时间的社会后遗症，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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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群众理论，革命是非理性的集体行动。这个看法虽然大致正确，但仍有些疑问。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理性人（经济人），根据这个假设，个人理性容易实现，而集体理性却难以形成。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指出，小集体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但大集体要形成集体行动就非常困难，哪怕这一集体行动的目标是该集体中每个人都能获益的共同利益，“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66】，因为无论是谁付出了成本，集团的任何成员都能够分享到集体利益，于是大多数人按照个人理性计算都希望别人去承担全部成本，而自己选择搭便车，等着个别有献身精神的人出头去卖力冒险，而自己坐享其成。据此而论，革命这种集体行动就只有在集体非理性的情况下才可能。可问题是，人们又为什么会被革命激情冲昏头脑？为什么会从理性状态陷入非理性状态？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充分解释（催眠理论也只是部分的解释）。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更可能的情况是，在革命中，人们仍然是半理性的，仍然有能力进行某种利害计算，关键在于，革命将创造的新世界是不清楚的，人们在那个模糊的新世界里各自将分得多大份额的利益也是不确定的，对利益的无知恰恰是革命的一个理性条件，冒险家看到了新世界的巨大机会，群众则担心被潮流所抛弃。可见，冒险并非全然无理，尤其当人们一无所有，以至于“失去的只是锁链”，铤而走险就是造反有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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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民主如何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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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人们不仅希望能够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能够当家做主，人民不仅想要权利，而且还想要主权，不仅拒绝当奴隶，而且想成为统治者，这事想大了。虽然现代人喜欢把自由和民主一起颂扬，其实两者的境界相差甚远。尽管自由尚未完善，但即使是不完善的自由，也比民主更具政治正当性。事实上，单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假如人多等于道义所在，那么有理就等于声高。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凡是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事情，其政治正当性就总有严重疑问。就像专制是对他人的支配，民主也是对他人的支配，以人多去支配他人，正如以强力去支配他人一样无理。从德性上说，以多为胜甚至不如恃强凌弱体面，“多”不算本事。柏拉图以来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质疑民主，他们有可能什么地方想错了，但绝非无理，他们对民主的怀疑至少比今天世上流行的对民主的盲目和过度颂扬更为深刻。不过，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尽管民主漏洞百出，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尤其非常容易威胁到公正、自由、和谐、秩序、卓越、美德等这些对于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民主却作为时代最强音而胜出，比以上各种最重要的价值都更为耀眼，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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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往往被看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价值，这是错的。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段。一种政治好不好，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是否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显然过高，因为民主在理论上注定了有利于多数人而非所有人，而在实践上往往只不过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代表们而非多数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如果民主有什么优点，民主的优点也与道义无关。如果民主显得好像有些道义优势，完全是与专制对比而被衬托出来的。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民主确比暴政（坏的专制）好一些，但这没有证明民主是好的。群众总是按照利益去思考，他们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上大致不差，但让群众为国家做主则是危险的，因为思考国家利益需要更大的眼界。柏拉图相信，具有卓越美德的人才能够按照原则去思考，才能够按照政治美德（正义）去发展各种美德和好生活。从现代观点来看，专制无法在制度上克服政治偶然性，无法保证不出现暴政和奴役，圣君可遇不可求，因此，专制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海耶克、波普尔、伯林都论证了这一点），而民主虽无美德光辉，但据说能够杜绝最坏的政治状况，因此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可是，除非能够证明每一种现实可求的政治制度都非常坏，这样才能够使民主以“最不坏”制度获得相对道义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恐怕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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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多数人，恐怕太难。而且，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统治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为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疯了，没有人会采取如此差的策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更可能选择损害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而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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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偏离了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就不是一种好制度。何种行为是否体现了普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遍价值，有一个或许最好的检验原则：普遍模仿原则。它意味着：（1）当一个行为策略s被普遍模仿，s就被推广为任何个体之间的对称相互关系，无人能够独自幸免于难，也无人能够独享其成，既没有人能够排斥他人同时受益，也没有人会单方面受害；于是（2）如果s由于被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自取其祸，导致每个人利益受损，s就显然是坏的，而如果s被普遍模仿而使每个人获得利益改进，则显然是好的。其中道理是，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就形成波及所有人的游戏，人们只能同命运，所以这一游戏之善恶立判。显然，有许多事情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比如战争、侵犯和欺骗等），那些经得起普遍模仿考验的事情就必定体现了每个人能够共享的普遍价值，而那些通得过普遍模仿检验的普遍价值就将被视为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加以参照的正当性指标。根据如此标准，可以发现公正、自由、和谐，诸如此类，确是普遍价值，因此可用为制度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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