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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行为和社会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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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的是，美国人与欧洲社会政治的更多接触中第一条线是思想交流。它不是通过政党、议会、考察团或者费边社的交往，而是通过19世纪末期德国的讨论会和演讲大厅。它的典型标志是经济价值的语言：针对新钢铁世界的伦理核心的争吵，其党派成员称为针对自由放任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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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西洋进步纽带的许多后来的线索一样，德国大学纽带开始时比较低调，甚至是随意性的。虽然如此，从第一批美国人到德国攻读经济学研究生学位的1870年代中期，到留学生潮流达到高峰的1890年代末期，年轻的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异常广阔和活跃的国家阴影下，在一个对于自我运行、自我管理的市场争吵不休的政治文化中，用外语作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承诺。回到国内后，他们建立和充实了美国进步改革的许多重要机构，在广泛的社会政治尝试中留下德国经历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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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与欧洲新社会政治的第一个机构上的联系，德国大学纽带也是第一个遭到否认的。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在德国学习过的美国年轻进步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学术和政治争议的大熔炉后，慢慢了解到选择性记忆的好处。为了躲避“非美国主义”之类诬蔑性的帽子，他们坚称自己的社会政治是纯粹正宗的美国货色。他们的主张来自伊利诺斯的大草原和“密西西比河谷的自由空气”，理查德·伊利为他这一代人代言，虽然就他本人来说显得特别言不由衷。这些主张不是发源于外国背景，而是直接来自美国本土的传统和经济现实。[123]由于1914年德国战争突然爆发而产生的厌恶掐灭了任何深刻思考的欲望。他们认真记录的多部课堂笔记都留在档案室里渐渐落满灰尘，里面包括施穆勒的国民经济、特莱希克的政治学、瓦格纳的财政学、格奈斯特的普鲁士宪法和行政法等。[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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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大学纽带实际上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后果，不仅冲击了昏睡中的美国大学，让它们发生改变，也影响了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本身。它打消了一群年轻美国人的地方性眼障，给予他们参与思想和政治改革方面国际运动的持久意识，用制订政策的抱负和借来的影响公众的新模式唤起他们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德国大学纽带形成了一个背景，在此背景下一代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克服了北大西洋经济体中社会政治最可怕的思想障碍：一个认为这些努力本身是愚蠢行为，乃至于是“不自然的行为”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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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批评家用来专指这个思想体系的名称。德国人使用的词汇是“英国经济学”，显示该思想的地位多么深刻地依赖于在19世纪中期跃升为世界经济主宰的英国。其含义并不像后来常常提到的那样，意味着国家仅仅成为悠闲的守夜人。即使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影响最大的时候，英国的国家之手仍然干预众多领域，不仅有军事和帝国事务而且包括经济和社会事务。英国对于妇女和儿童劳动方面的法律限制、煤矿和工厂检察员、英国的卫生管理规定、为穷人提供帮助的规定等尽管有明显的不足，但和19世纪中期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其他国家相比，发展都更充分。实际上，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核心的原则（个人自由的领域可一直延伸到别人自由的边界，但不能越过这个界限）能够给予国家守夜人相当程度的活力。[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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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历史学家潜心寻找都未能找到纯粹的管理休眠时代，自由放任时代也不仅仅是批评家们的回顾性建筑。不管自由放任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它首先意味着把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责任从政治转移到市场，从考虑国家利益转移到考虑各种私人欲望。这是亚当·斯密的核心观点，即国家的财富不是由重商主义国家天生拙劣的操作来促进的，更多是因为私人买卖所推动。正是因此，1846年废止英国对谷物的保护主义关税在自由放任的象征性历史中如此突出，它被看作自由贸易与政府管理贸易的战场。“古典”经济学家不仅把权威衣钵从公共当局转给私人竞争，从国家转向追求自身利益的商人、企业家和制造商的劳动，而且还有很多其他贡献。但毫无疑问，古典经济学特别看重组织商品和劳动的竞争性市场的那些人的活动和行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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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野心和欲望的工作不仅仅比国家努力更有效率，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坚持认为私人贸易和讨价还价的行为更“自然”。就像经济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商人、企业家一样，这个观点有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经济学修辞上的转变，从政策语言转向科学规律的语言。而且，它把经济行为中的讨价还价、难以驾驭的竞争提升到了更高级的抽象领域——市场，它被重新想象成为自然的、自动的、完全自我管理的特殊领域，它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一切关系被剥离掉了。在生产和贸易领域，平衡的力量持续在起作用，只是由于“外来”的干预才会使个人欲望的自动力量有遭到破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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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动之自然性可以有无穷尽的不同解释。亚当·斯密说 “自然自由体系”，威廉·皮特在1795年担心国家行为可能“阻碍”和“破坏”那种使价格、工资和贸易“总能自己找到合适水平”的过程，这都是自然性的表现。九十年后，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在他的社会经济讲座中往剪贴簿上贴了一个风帆，宣称在经济问题中“应该首先考虑”的是“自然”，而不是劳工或者改革者多愁善感的欲望。这说明这个主张从来没有失去它的力量。[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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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的宣传家们没有一个把天然和人为的区分推进到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或者社会管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断言说他“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有哪一条实际原则必定能适用于所有情况”，此话也同样可能出自亚当·斯密之口。古典经济学的力量比它的教条更加微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嘲笑这些教条都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聪明的家庭女教师用它们来向围绕在身边的小孩子说明经济真理在哪里”。它与其说是归纳出来一个原则，倒不如说是围绕市场行为画了一个特权的圈子。里面是自然的领域和“贸易的自由”，外面则是政治和社会。外来力量或许会管理、干预或者干扰，有时候有积极作用，更多情况下往往妨碍财富的创造。不管怎么样，在自由放任的思想体系中，这类行动被看作闯入经济过程特殊领域的外来者。自由放任不是绝对事物，而是举证责任问题，它把这种责任如一座大山般堆在国家经济行动面前。即使以灵活性著称的思想家穆勒也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基本观点：“总而言之，自由放任应该是通行做法：除非为了特别重大的善，任何违背都是一种罪恶。”[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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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运行的经济原则如果纯粹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本来就够让人望而生畏的了。更何况，它还得到自由行动的自我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存在于19世纪资产阶级道德文化的最深处。如果自由选择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自由”贸易和交换就不仅具有经济功用，而且成为道德成长的领域。这使得古典经济学生硬的、有时候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教训具有了道德含义，使它对国家的怀疑披上了伦理色彩。它把自我帮助和自力更生放在道德范畴的一侧，把“干预性的”国家那种让人窒息的“监护”，那种把公民当作小孩一般管教的“牵引绳”放在另一侧。经济上的“家长制”不仅把插手的事务搞得一团糟，还抑制了被牵住手的那些人的道德成长。集体政治行动与个人道德行动似乎成为“零和游戏”的一对冤家。私人市场行为的价值被人从经济学规律一下子拔高到了社会道德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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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这个词所集中起来的所有这些意义，构成了在力量和后果方面不可小觑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国家行动笨拙性的普遍猜度和预设、对私人自我以外任何经济主体的微妙去自然化，把充满倾轧、哀号和残酷竞争的早期现代市场从让人怀疑的领域重新塑造成为自动平衡和道德自由的天堂。由于英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推动，这个观点就随着英国商品和影响力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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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英国的文化前哨，更早更深刻地接受了这个新经济思想。在19世纪中期大西洋两岸，从文化大都市到文化乡村的教材、教学故事、布道、辩论、政治原则都充斥着对英国经济学的简单化总结，好像整个图书馆都被转移了。19世纪美国人像英国同行那样，也并没有吞下自由放任思想在实践上的全部必然结果。尽管英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革命，19世纪的美国国会却拒绝调整步伐。自1816年以来，保护性关税就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固定特色，是靠它保护市场的生产者坚定不移的信念（虽然受到强烈质疑）。在那个世纪前五十年，美国投资资本很少，国家资金和信贷保证了许多运河和铁路上的早期投资。19世纪美国经济是欠发达的经济。企业家很少不用期盼的眼神渴望国家成为他们的促销伙伴。[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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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加复杂。正如威廉·诺瓦克最近重新强调的，即使是古典经济学在大西洋两岸如日中天的时期，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法典中也从来没有消失过。19世纪中期法律记录仍然充斥着公害法、贸易执照法、消防法、防止商业欺诈和勒索的措施、管理有害贸易的措施、促进公共道德的措施等。这些经济立法中有些是老的，是17世纪18世纪管理良好的国家那些广泛的经济权力和许可权力的残余，是在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大拆除工程之前就有的。其他一些内容是新的，比如，州议会和市议会渐渐丰富的公共卫生立法。其中许多措施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造成看得见的成本提高：有些措施不过是象征性立法，即便立法时打算要认真执行的法律也只得到断断续续的执行。像在大西洋经济体其他国家的立法一样，美国立法间歇性地在普遍的福利考虑和“自动运行”的市场那种自我限制性新意识形态之间徘徊。能最清楚地显示自由放任思想影响力的不是法规汇编中的例外条款，而是在信念领域，即把公共经济行动视为“自然”经济法规和经济“自由”领域中的“干预”因素。[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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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思想界的特殊组织形式对这些信念起了重要的强化作用。教派设立的大学在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这样占据支配地位。学校管理委员会由牧师和企业捐款者组成，教学上依赖测验和背诵，辛苦灌输教材内容，哲学上致力于知识的总体逻辑，逐级上升，一直到大学校长自己教授的道德哲学的最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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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之一就是对简单化观念和过时观念的结构性支持。1870年代中期埃德蒙德·詹姆斯和理查德·伊利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时，讲授的课程仍然是米利森特·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正如她自己所说）该书是专门为中学生准备的。18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教授群体中有牧师、编辑、伦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但是除了耶鲁大学的弗朗西斯·沃克外，几乎没有哪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明显超过教材中重新包装的英国经济学权威思想。在大学之外，辩论的范围较为广泛，像亨利·凯里这样的记者和企业家试图把关税保护主义变成更全面的社会经济学，但是大学体制让凯里得不到学生和机构基础的支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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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即使在一个把自由贸易当作英国奢侈品抛在一边，给予铁路和退伍军人大量慷慨资助，列举出自由放任规则的几十种关键的例外的国家，这个信念本身在19世纪中期逐渐扎根并不断发展。1880年代，有实践经验并了解大学经济学现状的阿尔伯特·萧坚信“所谓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在其本国的教条主义信徒没有像美国这么多”，也没有这种充斥诡辩的文献。弗朗西斯·沃克的评价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虽然自由放任的思想在英国被广泛肯定”，但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用美国这么严格的定义来理解它。在美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学正统思想的检验标志，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的标准”。[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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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经济学主张在同一时期也进入欧洲大陆。在法国，人们迅速且充满热情地接受这个主张，虽然保守派、社会天主教徒以及一小撮持异见的“社会经济学家”表现出怀疑，但是在学术界和主流媒体评论中，查尔斯·纪德所说的“乐观派”席卷了经济学思想。[132]在抗拒的声音相当强烈的德国，早在1790年代就可以在大学里听到亚当·斯密的观点。19世纪初期普鲁士国家机构伟大的自由改革就是从英国榜样那里获得权威性的——这些改革包括消除同业公会对贸易的垄断，解放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但是在1848年和1866年间，在这个被詹姆斯·施翰称为“自由贸易和企业自由的黄金时代”的德国，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深刻渗入自由派政党、大学和官僚阶层。所有这些都与人们对英国自愿性自助机构和中产阶级习惯的浓厚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友好协会、工人协会和合作企业等。就连年轻的古斯塔夫·施穆勒在1864年也仍然肯定引进的正统观念——尽管他1870年代带头攻击英国经济学。他在出版的第一本“劳工问题”著作中承认：“自我帮助和自我负责是解决我们时代困境的唯一办法。”[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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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德国的政策传统和英国的形成鲜明对比，比欧洲其他地方或者美国的情况更明显，所以自由放任思想遭遇的反对声音也最强大、最迅速。早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试图表明，英国式的自由贸易只能扩大发达国家与德国以及他曾经客居八年之久的美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此后几十年里，李斯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理论，企图揭穿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法则学说背后的经济利益真面目，成为德国反对派的号召力量。自由放任经济不是天然的、普遍的科学，反对者如是说。它是英国出口品生产商的意识形态，是“曼彻斯特经济学”、棉花纺纱机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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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年轻德国经济学家的反叛就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动荡期间创立独特的德国路线的渴望。到了1872年，自由贸易主义（Manchestertum）的批评家们已经形成了自己与之抗衡的经济组织：“社会政策协会”，该组织里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发誓要反抗英国经济思想的“暴政”。它的创立宣言中说：“我们相信，部分对抗性的、不平等的个人利益那种不受约束的统治无法保证公共福利。”国家干预不是紧急性的权宜之计，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要实现我们时代和国家的最高任务之一”。[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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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获得全面胜利。他们刚一组织起来就被扣上了“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这个争议性的绰号。到了1874年，普鲁士历史学家中的新星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在攻击中又添加了独特的刺耳声音，指控自由贸易主义的批评者们是为群众性社会主义革命搞宣传。第二年在柏林，年轻的亨利·法纳姆的目光被书店橱窗里展示的书吸引住了，这就是特莱希克的攻击《社会主义及其保护者》，旁边是施穆勒的反批评。从1870年代中期第一批美国留学生踏上德国土地的那个时刻起，德国的经济讨论就陷入欧洲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激烈辩论之中，自由放任成为辩论的焦点。讨论甚至出现在与自由贸易时代正式决裂的1878—1881年之前——当时俾斯麦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把社会主义活动定为非法，清除了管理层中有亲英国倾向的官员，在1880年代推行他的国家社会保险立法工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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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实际上是北大西洋经济体中经济学家们充满怀疑和关系紧张的十年。在法国，1870年代后期，经济学作为大学法律院系一部分的制度化建设，意外带来了一群年轻的、受过法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他们对自由放任的正统思想远没有当记者的前辈那么感激。在机构上说，那些支持新学派、竖起耳朵聆听德国声音的法语宣传家中许多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埃米尔·德·拉维勒耶1870年代在列日大学教书，纪德在外省蒙贝利埃教书，但到了这个十年结束时，就连巴黎的法学院也包括了一位引起争议的著名经济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e）。[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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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对古典经济学确定性的悄悄退却出现得更早。没有像法国1870年代的机构重组和德国1870年代非常明显的社会危机意识，英国经济修正主义很少表现出它的大陆亲属那种激烈辩论。尽管如此，看一看当时的思想变化倾向，从凯尔恩斯（J.E.Cairnes）和斯坦利·杰文斯1870年代初期首次出版的批评意见，到阿诺德·汤因比1881—1882年从伦理学上对工业革命进行攻击的演讲，任何敏锐的读者都不可能忽视古典经济学在本土遭遇重大怀疑的事实。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版再版时不断添加限定性条件，也说明了同样的事实。[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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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普遍感到幻灭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教材中的死板教条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在这里，1870年代的经济逆转和激烈的劳工冲突也给古典经济学的确定性带来很大压力。从《国家》杂志间或对“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嘲讽，到英国评论或者是本国弗朗西斯·沃克的修正主义，187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学生不能不感受到大西洋两岸思想动荡的反响。[138]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迅猛发展的负担是不能被否认的。在自由放任经济的黄昏，他们不可能一直保持如日中天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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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学思想的转变就像19世纪末期经济本身的交流一样是通过国际渠道展开的。19世纪美国经济学首先成型于英国政治经济的冲积沉淀，通过德国激烈的迂回曲折重新得到创造。一代美国学生在饱受简化和修订的自由放任信条的文化熏陶后意外地发现，他们所到的国家对古典经济学的攻击比欧洲任何地方都更加猛烈。从一个在政府管理结构和控制方面明显虚弱的国家出来，他们开始观察欧洲影响最广泛的国家文化。强烈对比的冲击和最初的无所适从，从政治思想落后地区突然进入思想精神的现代城市而产生的兴奋和激动，成为后来的社会政治旅游者思想经历的基本模式。突然从美国经济学教材“清晰纯粹的推理”中被抛出来掉进充满争议的大海，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困惑。[139]这种遭遇肯定造成离经叛道思想的大爆发，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德国的，而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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