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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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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学者通常认为，每个个人对“身份认同”的定义是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我与其他人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可以被细分为身份认同意涵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是谁”，关乎个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定义，也就是每个人类个体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和感知。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认同是那些比较稳定的、基于具体角色的自我理解和期许。法兰西斯·邓（Francis M.Deng）——南苏丹共和国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则在《愿景之战》（War of Visions）一书中指出，身份乃是个人及群体基于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对自身的定义方式。身份认同首先关乎自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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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第二个层次的意涵则是群体归属感，或曰个人成为某个社会集体之一员的从属感。这种对社会集体或者社区的归属感，不一定需要强制的外力来确认或者是由法律来认可；群体归属感常常是很柔软的、深藏内心深处的感觉。这种归属感既可能与生俱来，由每个个人的出身、成长经历所决定，亦可与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自主行动有关（如个人选择拿起武器加入政治革命者的行列，或选择加入政党成为特定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等）。理查·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一书中亦指出，身份认同是个人及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将自己与其他个人及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方式。并且，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不只拥有着一种集体归属感，实际上每个人都同时从属于很多的群体。群体归属感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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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还存在第三个层次的意涵，即：“我与其他人如何产生联系，以及产生怎样的联系？”人际关系、社群关系毫无疑问是定义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即：身份认同也关乎个人与自身之外的他者如何产生联系、与自己群体之外的他者产生怎样的联系，以及自身如何被他者所定义。在这里，社会上其他人对我们的身份定义往往与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差异，有时甚至存在鸿沟。身份认同永远来自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之间的交汇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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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三个层次的意涵中，我们约略能够得到三个直接的推论。第一，社会上的每个个人都具有属于自身完全独特的身份认同。个人身份、集体归属再加上与他者的联系关系，这层层不同的认同使得社会上的每一个独特的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特的身份组合。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分复杂而丰富的身份“组合套餐”。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拥有一模一样的身份套餐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上的每个个人都是完全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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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们基于自身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社群归属感是流动的。每个人都在某一事项上与社会上一些人共享某种身份认同，而在另外的事项上又与另外一些人共享另外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基于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社群归属感是在不断分化组合中的，在不同的情景下，每个个人与不同的他者共用身份，结成有形或无形的群体。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高速流动的生活和五花八门的社会政治经济议题，人们在具体情境下的社群归属感也在不断地流转和分化组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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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每个个人在属于自己的不同身份认同之间总有自己的优先排序；意即，对每一个人来说，并非自己所拥有的每一种身份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优先顺序。或明确，或隐约，人们总归会更加看重自己所拥有的某个或某些身份，而不那么重视另外一些身份。身份认同之间的优先排序有时会影响甚或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因为在政治行为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权衡取舍中，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而相关身份认同的优先顺序排序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在取舍中愿意做出怎样以及做出多大的牺牲。不同的情境、独特的身份亦会要求我们在社会关系中背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或者以行动守护着特定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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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的身份认同究竟从何处而来？在政治学中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大致上，我们有“原生说”“工具说”以及“社会建构说”三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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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就形象而言身份认同不过是“承自古代的仇恨”（ancient hatreds）。这种看法认为，身份在出生的一刻就已确定，它融于血液，来自血缘、家庭和家族，每个人生来就与具有同一种身份认同的人分享着根深蒂固的情感。由这种“传承之恨”支撑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情感与情绪，而非理性的产物；它存在于我们的内里，来自我们共有的祖先、文化、血缘。这种说法为一些人类学家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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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论者则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解释身份的构建，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政治工具。国家、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编织出一些身份，并将其作为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工具手段来达至自己的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目的。例如，执政者可以利用政治身份认同来巩固国家团结、服务于自己的政策议程。在工具论看来，身份认同仅仅是人为的制造物，是国家或其他政治组织操控的结果，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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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说”（constructivism）则是一种更接近当代政治学共识的看法，得到政治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很多学者的支持。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并非一出生就拥有完整的身份组合，身份认同本身也并非纯粹的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工具手段。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既不由下而上，也不完全是由上而下产生的。身份认同是经由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所亲身参与和经历的各种社会过程所构建出来的。比如，一个人去学校学习、参加民间组织、与朋友们交流、与家人沟通，甚至独自在家看电视、读报和读杂志等行为，都是社会构建的一部分。这些社会过程都会让我们在潜移默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家庭影响之下慢慢构建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按照这个看法，身份认同既不完全来自国家的鼓动和操作，也不纯然由出身命定，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慢慢积累和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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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政治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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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21世纪的政治图景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身份政治中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可以基于很多不同元素而形成，这些元素包括但不限于种族、阶级、宗教、性别、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性取向、文化等。实际上，身份政治的一个重点就是着力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致力于保障在社会大背景下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成员的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和社会尊严。身份政治通常呼吁或要求政府、社会和民众以不同方式理解并尊重特定社会群体的独特性，对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界定方式（dominant oppressive characterization），并循此路径寻求属于本群体的更大的自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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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及美国印第安族裔运动等，为身份政治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政治土壤和强大的动力。身份政治一般发端于对特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认知和反抗，通过提高关注（consciousness raising）的方式，改变该群体成员固有的自我和集体认知，并由此挑战和改变由主流社会赋予该群体的负面形象，以扩展其权利空间。身份政治运动作为受压迫社会群体通过自身经历来传播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一种方式，使其显然有别于传统的以个人权益所驱动的自由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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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被用于描述由残障人士发起的、旨在转变自身和社会对残障群体认知的运动。[2]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时至今日，身份政治这一概念已广泛应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用于描述多元文化主义、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分离主义运动（例如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及在亚非地区前殖民地及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民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矛盾现象。除此之外，身份政治这一概念还被用于分析一系列基于政治、文化或身份因素的政治动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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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于身份政治的兴起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关系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当代身份政治兴起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正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人们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平等的追求为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通过身份政治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证。[3]亦有学者指出，恰恰是当代自由民主制度对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体系才使得一部分社会人群被边缘化，以至于产生了身份政治的诉求。例如，民主制度通过形成政治团体来影响政策决策；然而这些团体大多基于特定的利益和目标而形成，往往难以估计和包容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以至于这些边缘化群体产生了通过身份政治争取自身权利和集体尊严的需要。[4]事实上，许多学者都指出，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度难以有效解决持续的结构性边缘化问题，亦难以化解边缘群体对于被主流社会同化的焦虑和不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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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20世纪晚期开始，政治学家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在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身份认同对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至关重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产生于西欧——理想中的民族国家，不再依赖封建分封所产生的地理区域和臣属关系来建立国家共同体，而是在政治演进（尤其是在战争攻伐）中演化出人们之间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在这种共用的身份之上发展出权力机构，最终建立起民族国家（nation-state）。没有身份认同，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亦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不断加强这种身份归属感——因为只有稳定的国民身份认同才最有助于国家的安宁、政体的安全和政府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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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身份认同也可能成为种族暴力的温床。在多种族国家里，身份认同的差异不仅能够成为针对国家制度的政治动员基础，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割裂和政治对立，甚至导致种族暴力冲突、屠杀与内战。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内战、冲突或者屠杀背后，都有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等身份问题的影子。1947年印度独立时，基于宗教信仰产生的民族分裂导致南亚次大陆不能建成同一个联邦，而是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独立时引发的大迁徙、大冲突，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导致50多万人丧生，且直接引爆第一次印巴战争。在一个国家之内，若这种身份认同的冲突主导了国家机器，它就有可能上升为大规模的、针对某一身份认同群体的国家暴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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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也可以引发一个国家之内不同身份认同群体之间的歧异和冲突，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割裂。在社会财富阶梯上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相互对立，各自将相同阶层的人看作排他性的、分享异己身份认同的群体，而敌视其他社会身份群体的成员，往往导致政治撕裂或者社会动乱。身份认同自然也是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的基础。只要有政治动员，不论是政党政治还是市民社会，不论是揭竿革命还是和平静坐，某种由参与者之间分享的“身份认同”都是迅捷实现政治动员的社会心理基础。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宗教、同一个阶层之内的人，更有可能被组织和团结起来，成为统一认知与行动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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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认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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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多种身份的并存，是创新和发展的最根本驱动力。这种多元身份的存在，是不同个人和不同社群之间相互对话的前提。不同的社会群体得以在跨越身份认同的对话当中更清楚地认识自身及别人，并能从文化的“他者”那里得到借鉴。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当代的多元文化国家究竟如何对待和处理多种身份认同并存这一政治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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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身份政治首先是作为文化政治的一种形态而走入政治舞台的。[6]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社会运动并不着力于挑战所谓的阶级结构；相反，诸如民权运动或女权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更多关注以文化和身份为基础的权利平等。考夫曼（L.A.Kauffman）就认为身份政治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原本不属于政治的那些领域——例如性取向、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等——变得政治化了。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实践，更多涉及基于文化或心理层面的平等权利，而并不涉及基于阶级和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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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被许多学者视为一种文化政治，不仅在于身份政治本身与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联系，更因为身份政治被认为是特定群体借以实现对其文化差异的认可和尊重的一种方式。此种关于身份政治和文化的看法也遭到不同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基于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而展开的权利运动只会导致社会统治群体对边缘化群体更多的约束。[7]亦有学者指出，将身份认同群体与文化联系会带来潜在危险，即导致某些种族主义观点被认可和合理化，例如白人种族主义者可以辩称自己在维护一种被诋毁的文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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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实践的身份政治往往降低了形成统一的社会愿景的可能性。身份政治倾向于区隔狭窄的社会群体，妨碍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融合的过程。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群体在身份政治的浪潮中，很难在除了反对共同敌人以外的其他领域取得共识。这种身份政治的实践，使得社会很难形成联盟，无法追求进步的或革命性的社会变革。[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并不会削弱组成社会联盟和寻求社会共同价值的可能性，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同样尊重其他价值观，且“实现社会共同性并不一定需要在对特定群体的认可和对社会正义的认可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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