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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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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第1讲 什么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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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我们也看到，那些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都隶属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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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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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带有暴力性质的，并且是纯粹的和简单的。除了在一些退化的、极限的意义上事实可能如此之外，这完全不能算作政治权力的运作。纯粹的暴力更多是一种物理力量而不是政治。在我们看来，只有政治参与者行动的约束条件以及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指导他们行动的策略，才构成政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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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古丁与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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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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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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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系统理论几乎只关心国内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为了实现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目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套阻碍并限制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方法。……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非军事化、非政治化的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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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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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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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治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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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政治，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每个人过得快乐或不快乐，通常都跟政治有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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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the master science）。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我们也看到，那些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都隶属于政治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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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过去的教科书认为，经济决定政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也决定着经济。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或互相影响的关系，参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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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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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门户之见，或许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自己学科较其他学科更为重要。所以，这里不必讨论政治学者认为政治重要的观点，大家不妨来听听经济学家的看法。这里介绍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是曼瑟·奥尔森，他尽管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著述——特别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学界引用率非常之高，他的另一部书《权力与繁荣》在中国大陆也非常流行。[2]实际上，《权力与繁荣》的书名就隐含着一种逻辑：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实现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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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奥尔森发表了一篇题为《独裁、民主与发展》的论文，讨论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3]有趣的是，他引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大小军阀的割据与混战非常厉害。一个地方今天被你占了，明天又被他占了。如果这种状况得以持续，这些地方实际上就会沦为大小军阀的流寇统治。本来老百姓在搞生产，包括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畜等。突然，流寇来了。流寇们不仅互相交战，而且打完之后还把附近的村庄洗劫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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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寇统治对经济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流寇统治的最大问题是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机制。简单地说，农民之所以春天播种，是因为预期秋天能够收获。流寇统治带来了什么问题呢？种地的是一个人，收获的是另一个人。因此，流寇统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下滑。为什么长期内战通常会死很多人？并不是说内战中被打死的人有那么多，而是内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其生产系统被迅速摧毁了，所以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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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政治混乱的情形里头，有个别地方的治理开始出现好转。原因很可能是流寇中的某个强有力者把其他流寇都赶走了，他自己摇身变为坐寇。坐寇为什么可能强于流寇？因为坐寇发现，倘若自己依靠武力以抢劫为生，就没有人从事生产了，老百姓都逃亡了，经济也就完蛋了。经过理性思考，坐寇发现这样是没有出路的，统治无法长期维持。所以，他下令任何军人不得再抢劫任何财物，但同时规定辖区内的每一住户须按一定税率给他缴税，比如大致按每亩地平均收成的10%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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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寇统治相比，坐寇统治怎样呢？无疑，其社会激励机制要好得多。所以，大家就有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大约只需要把10%的收成作为税收交给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由于有税收需要，所以他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当经济发展时，他的税收收入也能相应增加。因此，坐寇统治要强于流寇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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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坐寇统治仍然有它的问题。从逻辑上说，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坐寇会变得极其贪婪，甚至会极不理性。比如，他可能会制定非常高的税率，甚至还采取变相的掠夺手段。对辖区内富有的阶层或较大的企业，统治者可能想征收他们的财产。这样，当统治者变得贪婪时，“统治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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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寇统治的第二个问题是每个统治者都会死，这就面临坐寇代际更替的问题。假如统治者有生之年考虑要把位置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假定他能顺利传给下一代的话，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统治者是代际关系中的利他主义者吗？简单地说，这个统治者只考虑自己的现世享受呢，还是考虑“子孙后代江山永固”的问题？或许有统治者像关心自己的福利一样关心自己子女的福利，这样的统治者会更加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但是，大家都听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结果，在路易十六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统治者并非总能做到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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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坐寇统治要比流寇统治好，但并非是一种理想的统治形式。只有把统治者的权力放到宪政民主的框架中，统治者才不会胡作非为，长期持续的繁荣才有保证。换句话说，坐寇或统治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统治者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政的简单理解就是“限政”，即限制政治权力。当然，与宪政密切相关是民主的办法，即辖区内的居民对由谁来统治拥有投票和选择权，就是由被统治者来决定谁可以统治大家。因此，通过宪法和民主的方法来决定统治规则，才更有可能实现持久的繁荣。当然，从经验来看，民主政体是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奥尔森的言说逻辑无疑是可信的。作为经济学家的奥尔森认为政治非常重要：如果统治和统治者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持久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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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中国的影响很大。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欧洲，为什么是英国与荷兰，而不是法国与西班牙，较早地开始工业革命？他认为，英国的制度倾向于保护财产权利，法国的制度中君主力量过大，缺少应有的制约，所以法国君主有可能侵犯臣民的财产权。比如，诺思提到，法国南部原来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市场，但由于法国国王征收与掠夺，这个市场就逐渐衰落了。这不过是当时法国政治经济模式的冰山一角。英国就与此不同，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就确立了制约国王政治权力的传统。后来，尽管国王和贵族就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冲突，但到了1688年，英国就基本确立了宪政体制。宪政体制使得英国的财产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这样，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最终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诺思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从13世纪到17世纪英国政治体系的变革及宪政体制的确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