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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什么是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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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生存而过着群居的生活，有效的群居生活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和权威机构。刚才关于岛屿的情境研讨中，有人担心人性中恶的一面会泛滥，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机构。自古以来，就有少数人开始基于理性思考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问题。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特别是孔子、韩非子和老子——是其中最出色的思考者。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则是最早思考这些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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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政治学通常被认为是哲学或历史学的分支，其主要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构建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探究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应该立足于何种原则构建何种政治秩序？在古希腊的传统中，这是早期政治思考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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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传统，分别是哲学传统、经验传统与科学传统，这大概勾勒出了政治学的发展脉络。[2]第一种是哲学传统。哲学传统重视规范研究，更多地进行哲学思辨式的探索，关注应该怎样的问题。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问过类似的问题：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什么是善的城邦？什么是善的社会？应该由谁来统治呢？这些问题一般都是规范性思考。他们更多地以哲学思辨方式来研究应该怎样，其核心仍然是人类社会应该构建何种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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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经验传统。经验传统关心的不是应该怎样，而是现实世界中的不同国家、不同城邦、不同政体的政治实际上是怎样的。这种研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关注的“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开创者，他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两本书关心的是当时希腊诸城邦不同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怎样的。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与应该怎样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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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兴起了第三种传统即科学传统。应该说，科学传统并不是独立于经验传统的路径，而是在经验研究中更多地采用科学方法。科学革命以来，牛顿和达尔文等自然科学先驱也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科学传统中，学者们更关心对因果关系的探究，即何种原因导致何种结果，通常还包括对因果机制与过程的解释。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从问为什么开始的，关注的是为什么某种特定的原因会导致某种特定的结果。关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最后一讲会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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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说，哲学传统出现最早。到今天为止，政治学研究的哲学传统仍然保留着。经验传统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比较鼎盛的时期大约是19世纪。20世纪之后，政治学研究更多地走向科学传统，政治学研究更加专业化，政治科学成为整个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如果今天去看美国排名最靠前的政治学学术期刊——比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等，大家会发现很多论文的数理化程度非常高，里面有大量的模型、数据和定量分析等。这也佐证了政治科学是目前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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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的政治学研究包括哪些主要领域呢？按照欧美一流大学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政治学通常包括四个主要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政治哲学，有时又被称为政治理论——特别是在英国。政治哲学关心的仍然是自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孔子和韩非以来经久不衰的重要问题，包括：应该建立何种政治秩序？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如何看待自由？自由和权威是何种关系？如何看待民主？个人和群体应该是何种关系？什么是正义？政治哲学研究经常借助思想史的方法，即探究政治思想史上不同重要人物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思想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天大家所思考的问题通常都是过去的杰出头脑反复思考过的。当然，政治哲学研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部从政治哲学视角探讨正义问题的杰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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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领域是比较政治学，这是目前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比较政治学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体制度、政治运行、公共治理与治理绩效的比较研究。最近二三十年的比较政治学非常重视与政体有关的研究。除了政体，比较政治学还关心很多其他的重要议题。比如，在20世纪60、70年代，学界就关心为什么有的国家政治稳定而有的国家政治不太稳定——这是关于政治稳定的研究。目前，在欧美的一流大学，比较政治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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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领域是本国政治。在美国，本国政治就是美国政治；在中国，本国政治就是中国政治。有人认为，本国政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的一部分。本国政治研究，不过是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自己的国家而已。那么，为什么本国政治通常又被归入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任何政治学研究都存在“以我为主”的问题，所以本国政治研究通常会跟国别比较研究区别开来；二是本国政治研究一般会做得比较精细，不仅论文和著作的产量非常大，而且通常会比跨国研究更为专门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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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领域是国际政治，又称国际关系。这是很多人都会关心的领域。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都是极重要的国际关系，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当然，国际政治研究不只是关心本国与他国的国际关系，同时还研究别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关系。比如，利比亚发生内战以后，为什么法国会首先卷入，这也是国际政治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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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一流大学中，政治学一般被划分为上述四个领域：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当然，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成为政治学中成长较快的专门领域之一。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大家过去熟悉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交叉研究的领域。在国内，朱天飚所著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对此有系统介绍。[3]此外，还有人把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去研究。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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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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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节开始，本讲将会对西方从古希腊至今的政治学脉络作一概要介绍。西方的政治学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两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讨论过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被视为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源头。上文业已提及，政治学最早被视为历史或哲学的分支。希罗多德所写的古典历史名著《历史》，主要记述的是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战争。对于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是否可信，国际历史学界充满争议，暂且不论。但希罗多德在这部书中阐述了很多政治观点。特别是，他记录了波斯帝国内乱以后几位主要政治人物对于政体问题的讨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政体类型学的最早起源。事件的背景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发生内乱，内战结束后几个主要政治人物围绕建立何种统治秩序展开了争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欧塔涅斯、美伽比佐斯和大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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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塔涅斯是民主制的支持者、独裁制的反对者。他认为独裁统治带来了种种坏处，主张让全体波斯人参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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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又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么做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又可以毫不负责任的时候，那末这种独裁的统治又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正常的心情的。……不过，相反的，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他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容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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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伽比佐斯并不看好民主制，他是寡头制的拥护者。他既不信任独裁的君主，亦不信任普通大众。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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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欧塔涅斯所说的全部反对一个人的统治的意见。但是，当他主张要你把权力给予民众的时候，他的见解便不是最好的见解了。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只有希望波斯会变坏的人才拥护民治；还是让我们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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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是后来波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当时，大流士认为应该推行独裁统治，理由在于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而等到这种结果显现的时候都要靠独裁制来解决问题。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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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选择既然在这三者之间，而这三者即民治、寡头之治和独裁之治之中的每一种既然又都指着它最好的一面而言，则我的意见，是认为独裁之治要比其他两种都好得多。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的统治更好了。……若实施寡头制，则许多人虽然愿意给国家做好事，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剧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结果便引起了激烈的倾轧，互相之间的倾轧产生了派系，派系产生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是独裁之治；因此可以看出，这种统治方式乃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再者，民众的统治必定会产生恶意，而当在公共的事务中产生恶意的时候，坏人便不会因为敌对而分裂，而是因巩固的友谊而团结起来；因为那些对大众做坏事的人是会狼狈为奸地行动的。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直到某个人为民众的利益起来进行斗争并制止了这样的坏事。于是，他便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而既然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的君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证明独裁之治是最好的统治办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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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这里记述了关于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和独裁政体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究竟何种政体最好？何种政体最适合波斯帝国？实际上，这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这里首次出现的政体类型学讨论，可以被视为后来亚里士多德发展更完善的政体类型学的基础。当然，这一争论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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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对古希腊内部发生于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两大城邦联盟——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战争的记述。这部书的主题固然是城邦间战争与政治关系（今天被理解为国际关系），但是该书有较大篇幅记述了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很多政治细节。所以，这部书是今天研究古代雅典民主制的重要史料。其中，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则是论述雅典民主的名篇。伯里克利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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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和自在，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追求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形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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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的演说片段至少涉及三个关键内容：一是雅典民主制是多数人的统治，“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二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他提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关系”两个不同概念；三是雅典公民既享有自由，又懂得服从法律和权威。伯里克利身为雅典的政治领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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