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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经验研究范式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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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政治学的主要特征是整体上向经验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得益于欧美社会16—18世纪的很多积累，特别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为这种转向开辟了可能性。这样，到19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开始兴起。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所著的《实证哲学讲义》把整个人类对重要问题的思考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他认为，到了19世纪整个社会科学应该进入到科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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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实证主义呢？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以实际验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注重以科学方法来观察和研究经验事实，通过这种观察和研究来探究事物的本源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相比而言，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方法——先假设存在一个自然状态，分析这种状态里人和人可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然后推导出他的结论——就不是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的方法。到了19世纪，人们把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看作是科学，可以把政治现象描述出来，然后探讨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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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开启了关于美国民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26]托克维尔的写作方法完全不同于柏拉图、霍布斯或卢梭，他深入美国社会去做实地调查，考察和了解美国民主体制的运转情况。托克维尔把关于这项研究的目标确定为：探究有助于美国能够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托克维尔的研究主要不是基于哲学思辨，而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实地考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再做归纳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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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认为，美国之能维持民主制度，应归根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立足经验研究，托克维尔认为，固然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三者都很重要，但是，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托克维尔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包括对美国地理的描述，对美国宪法和制度的考察，对北美13个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社会风俗研究，对美国民主实际运行状况的调查，等等。所以，《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一部对美国民主的经验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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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也部分地采用这种研究方法。[27]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进化论者，斯宾塞已经注意到社会进化过程中文化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他把地理环境的物理特征（如山区和平原地势的差别）视为一个国家政治上分权或集权的解释变量，他还认为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及城市化的直接影响。所有这些都是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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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版的《关于政治的高尚科学》一书这样评价当时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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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关于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如何进行解释的观点，逐步更多地建立在历史归纳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对人类属性的假设。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与当代和历史社会有关的知识的增长。实证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步地把广泛的、复杂的文化（如印度），以及小范围的、较为原始的社会（如美国印第安和南非社会），纳入到欧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的范围。与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相比，外来的世界变得更容易到达，这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好奇，并在因果推论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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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基于经验观察基础上的研究，而非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导，成为19世纪政治学的新趋势。与19世纪之前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研究不同，政治学的经验研究试图在事物和事物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发掘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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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政治科学到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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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迎来了政治科学的时代。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标准是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假说应该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也就是具有证伪机制。波普尔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不是归纳方法与思想方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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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按照我仍然坚持的这个观点，一个系统只有作出可能与观察相冲突的论断，才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实际上通过设法造成这样的冲突，也即通过设法驳倒它，一个系统才受到检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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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把可证伪性视为科学研究的核心特征。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假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对于这个假说，证伪就在于找到一只黑天鹅（严格地说应该是一只非白天鹅），中间的证伪机制是明确的。再比如，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证伪机制也很清楚，只要找到一个富裕国家但它同时不是民主国家，这个假说就被证伪了。在波普尔看来，如果一个理论观点不存在证伪机制，就不符合一项好的科学研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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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别的什么研究。像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政治科学研究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发掘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政治科学领域有一项著名的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有些国家是非民主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与巩固而有些国家没有？这就是一项试图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试图把这一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来，而不只是简单描述这种现象。在政治科学研究中，这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形式经常表述为一个理论假说——即何种原因导致何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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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世纪经验研究及实证主义的兴起，再到20世纪向政治科学研究的转向，后来的政治科学越来越专业化了，美国开始取代欧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20世纪10到30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开始兴起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重镇，并成为大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摇篮。政治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则是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战略，开始在政治学领域引入定量研究方法，同时开始为定量研究收集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是有人开始为这类研究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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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治科学的革命也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过去，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等。到了行为主义革命阶段，研究重点变成人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既不赞同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亦不认可对政治制度的静态描述，而是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实际存在并且可以观察到的人的政治行为。因此，行为主义比较重视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常常运用抽样调查、数理模式、模拟实验、统计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一般强调精确性、科学性、量化及价值中立等原则。比如，选民为什么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这是行为主义最为常见的研究议题。由此可见，这种研究路径的转向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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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是1923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对芝加哥6000个选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这项抽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二是被调查者投票支持谁，三是被调查者在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在当时，这种研究在整个政治学领域是闻所未闻的。1929年他们又做了一个研究项目，主题是“为什么美国最优秀的人不从政”，同样是基于大样本的调查问卷。后来，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开始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使用问卷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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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型抽样调查的政治科学研究有其显著的优势。比如，现在要做一项研究：美国虔诚的基督徒选民更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没有数据，这个问题就很难说清楚。研究者可能会说虔诚的基督徒有什么特征，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特点，然后再比较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出结论：虔诚的基督徒更有可能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但是，这种研究成果一旦发表出来，可能马上有人会出来质疑。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过硬”的证据。然而，有了大型抽样调查，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可以在美国若干个州发放10000份调查问卷，问题主要分为三组。一组问题调查受访者的信教情况，去教堂或参加宗教聚会的频率，等等；一组问题调查受访者在上次总统或国会选举中的投票倾向；一组问题调查受访者的职业、收入、年龄、性别和族群等情况——最后一组问题可以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这些问卷调查所采集到的大量数据，可以看出虔诚的基督徒是否更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然后再看看其他变量，比如职业、收入、年龄、性别和族群等，对选民投票倾向的影响是否很显著。这样的研究，在证据方面就非常可靠。这个例子说明了大型抽样调查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优势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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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在美国一流高校里开始传播。很多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受过训练的学者后来前往密歇根大学任教，并把密歇根大学发展成了美国政治学调查研究的重镇和行为主义革命的基地。直到今天，密歇根大学仍然维持着这一领域的强大优势。1947年，密歇根大学搞了一个培训学会，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研究调查方法的大规模推广。1977年，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全美选举调查研究资助，由此拥有了美国最成熟、最完备的选民调查数据库。后来，其他机构开始做欧洲主要国家的选民调查数据库。如今，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开创也依托于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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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场政治科学革命的重点已经从对政治秩序或政治制度的研究，转向对人的政治行为的研究。在西方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政治行为首先是投票行为。这种研究聚焦于对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并试图解释投票行为差异的原因，研究方法上则更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基于这种研究路径，1960年密歇根大学的安格斯·坎贝尔等人出版了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美国投票者》。[30]该书的研究团队基于一个庞大的选民调查问卷数据库，试图完整地展示美国选民在投票与政治行为上的特征及其原因。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多数美国选民根据党派立场来投票，而这种党派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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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行为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行为主义革命强调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反对做价值判断，认为应该专注于事实和经验。但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那种认为）价值判断不是主观的，归根到底是受理性控制的观点，导致了在涉及正确与错误、善与恶时出现一种做出不负责任的判断的倾向。”行为主义研究意味着价值被放弃了，而这恰恰是斯特劳斯担心的事情，他认为，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本身非常重要，什么是政治之善？什么是政治之恶？这都会对实际的政治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项对行为主义的批评来自于戴维·里西。他在1984年出版的《政治科学的悲剧》中，批评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中所出现的对政治“科学”所持的幼稚看法。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如果政治科学无法系统性地吸收道德和伦理价值的因素，也无法对政治行为承担责任，它注定是要令人失望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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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现象是，一部分政治科学学者由于过分重视调查数据和量化分析方法本身，忽视研究议题与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不少意义不大的研究论文。一些研究在数据部分处理得非常精彩，但最后的结论要么不重要，要么是过去早已知道的。所以，政治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和量化技术，两者最好要兼顾。当然，对中国而言，基于调查问卷的研究和量化分析是目前做得远远不够的，跟国际学界相比差距还很大，所以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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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政治科学研究大规模向量化研究转向充满了争议，但是目前美国最好的政治学刊物——特别是《美国政治学评论》和《美国政治科学杂志》等，每期都有半数以上的学术论文是借助调查数据与定量研究来完成的。如今一流政治学学术期刊上很多论文的体例、格式与呈现形式跟经济学论文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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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革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推动了理性选择范式的兴起。这股潮流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不是受限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这一特定议题的学科，而是一整套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从而实现了经济学方法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比如，在今天，《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的两位作者、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发表了大量与政治、转型有关的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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