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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制度设计与宪法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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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关于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的讨论，已经涉及国内学界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即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国内学界受亚里士多德政体类型学的影响，通常较为重视不同政体的类型。这里的政体类型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威权政体与极权政体。然而，很多人对同一政体——特别是民主政体——内部模式的多样性却缺少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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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学术界有大量研究与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有关。比如，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早在1956年就区分了民主的三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制度、欧洲大陆政治制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制度。达尔在《论民主》中提出过一种民主模式多样性的划分标准。他根据选举制度和行政—立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了四种主要模式：（1）英国模式，即议会制与简单多数决定制的组合；（2）欧陆模式，即议会制与比例代表制的组合；（3）美国模式，即总统制与简单多数决定制的组合；（4）拉美模式，即总统制与比例代表制的组合。此外，他把选用半总统制或混合型选举制度的不同组合统称为（5）混合模式。这样，达尔区分了民主模式的五种类型，呈现了一种简洁而准确的民主模式类型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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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利普哈特则从他自己特定的理论视角来讨论民主模式的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多数民主模式，一种是协合型民主模式，或称共识民主模式。阿伦·利普哈特提出了协和型民主的四个基本特征：（1）大型联合内阁；（2）局部自治；（3）比例代表制；（4）少数群体否决权。从1984年到1999年，利普哈特又把协和型民主理论发展成共识民主理论。他区分了共识民主模式与多数民主模式，并论证了共识民主具有更好的政府绩效。基于这些背景，利普哈特大胆地认为学术界存在一种“共识”：即共识民主模式更有利于高度分裂社会民主的稳定性。那么，这种“共识”真的存在吗？实际上，学术界对协合型民主理论的批评就从未平息过，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无论怎样，利普哈特亦注意到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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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模式的多样性促使大家思考：是否存在最优良的民主制度模式？特别是对于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何种制度模式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推动，加上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比较政治学最近兴起一个被称为“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的研究分支。简单地说，宪法工程学是试图通过有意识的宪法与政治制度设计来达到某些预期的政治目标。[29]就目前的研究热点来说，高度分裂社会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是宪法工程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宪法工程学预期的政治目标往往是两个：一是实现政体稳定；二是实现政体绩效。目前的宪法工程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五个基本特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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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宪法与政治制度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并且是可以人为设计的。学术界有人认为，制宪过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力量对比，因此政治制度不过是既有社会结构的反映。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法与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一方面，任何的宪法与政治制度都包含了人为设计的成分。比如，同样社会政治条件下，政治精英的不同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宪法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无论宪法制定过程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既有利益结构或人为主观设计的成分，但宪法和政治制度一旦确立，它们就完全可能独立地发起作用。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就认为：“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的作用。……我们不认为政治仅仅是社会的反映，或者仅仅是个人行为的加总效应。”[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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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定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会产生特定的政治后果。宪法和政治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立法—行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选举以及政党问题上的不同制度安排，都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宪法与政治制度产生作用的方式是通过“制度—行为—结果”的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的关键是政治制度界定了政治行为者的激励结构。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激励结构角度理解宪法和宪法设计对政治的影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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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宪法的文本相比，宪法工程学更重视宪法实际的实施和运转。关于宪法的法学研究通常更关注宪法的文本与条款，以及宪法反映了何种的法学价值，而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更关注宪法在政治实践中能否实施和运转起来。如果缺乏足够的政治考虑，一部文本出色的宪法可能在政治实践中是完全无法实施的。所以，宪法工程学认为，一部有效宪法的关键不在于其意图是否足够善良、文本是否足够优美，关键在于能否得以实施和运转起来，并能达成预期的政治目标。按照现有的研究，大部分宪法都是失败的。[33]当然，一部宪法能否有效实施和运转，还取决于宪法与其实施的社会情境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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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宪法工程学非常重视高度分裂社会的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问题。高度分裂社会的通病是其民主政体往往难以稳定，社会常常陷于严重的政治冲突之中。所以，如何在高度分裂社会塑造稳定的民主政体是宪法工程学的一大挑战。实际上，最近十多年中，宪法工程学非常关注如何使民主政体在高度分裂的社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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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宪法工程学的目标是塑造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但同时民主必须要具有足够的政府效能。戴蒙德认为，民主政体存在三个悖论：一是冲突与共识的悖论；二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悖论；三是同意与效能的悖论。[34]因此，宪法工程学的目标是在确保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条件下，如何维系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理论兴起之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成了一个比政府效能或有效政府更为流行的学术概念。[35]从国家理论出发，如何塑造有效的政府效能或国家能力也可以被视为宪法工程学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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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民主模式的多样性，还是新兴民主政体的宪法设计问题，都体现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来建构合理的政治秩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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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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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李帕特（利普哈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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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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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d Lijphart, eds., Parli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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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M. Farrell,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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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伯论述官僚制的相关内容，参见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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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三种政府形式的主要特征，参见Matthew Soberg Shugart,“Comparative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in R.A.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4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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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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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uan J. 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1, Winter 1990, pp.51-69; Juan J.Linz,“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4, Fall 1990, pp.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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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se Antonio Cheibub,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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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onald L. Horowitz,“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4（1990）, pp.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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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ott Mainwaring,“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Equation,”working paper, Notre Dam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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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se Antonio Cheibub,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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