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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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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阿尔蒙德与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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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作为一位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研究美国政治文化是基于经验观察。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的重要贡献则是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引入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的方法。阿尔蒙德和维巴从1957年到1962年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的公民政治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完成约5000份问卷，平均每个国家约1000份。他们的基本方法是调查问卷和面谈，然后对调查数据做简单的量化分析，进行跨国比较。熟悉20世纪中叶政治学趋势的读者会知道，这项研究受到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的美国政治学者在选举和投票研究中开始使用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公民文化》于1963年出版，很快获得声誉并成为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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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之所以重要，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看来，政治文化是微观的政治和宏观的政治之间的连接纽带。通过研究政治文化，特别是从微观层次上观察公民个体的政治行为、信念与倾向，可以发掘出一个国家民主或不民主这一宏观政治现象的成因。他们认为，可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从微观的个体行为到宏观的政治现象之间的机制。换句话说，这些个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会影响到民主政体能否维系或实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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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首先区分出了政治文化的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村民文化（parochial culture）。这里的村民概念，强调的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和视野都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他们从小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也只关心极小范围内的一些事情。通常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原始落后的生活状态所塑造的政治文化。第二种是臣民文化（subject culture）。这种文化的直接表现是政治上比较消极，这些人认为普通民众是无力影响政治的，他们具有更好的服从权威的意识。第三种是参与者文化（participant culture）。这种文化强调公民意识，这些人关心政治，正如美国新英格兰的乡镇居民一般。他们通常是政治积极分子，希望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善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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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呢？他们认为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参与者文化、臣民文化和村民文化三者的混合。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有时明显地包含着互相矛盾的诸种政治态度，但这似乎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原因在于民主政治系统也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简单地说，身为民主政体下的公民，理想状态应该是：该参与的时候就要参与，该服从的时候就要服从；该积极的时候就要积极，该消极的时候就要消极。当公民文化把这三种东西结合起来时，最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维系和稳定。阿尔蒙德这样论述具有混合特质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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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被保留的较传统的态度和参与者取向相融合的时候，便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入和理性，但又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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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民主政体下的公民需要平衡好积极与消极、卷入政治又不高度卷入政治、追求政治影响又懂得服从权威之间的关系。有些民主国家在特定事件中，会出现大量公民热衷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程度极高，甚至多数公民在政治上异常亢奋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对民主政体的稳定很难说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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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相反的例子。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跟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非常接近，有人试图重新清点选票，但最后由法院判决小布什胜出，从而使其赢得总统大选。戈尔本人和民主党选民都深感遗憾，但他们都能平静地接受这一司法判决和选举结果。假如这一政治事件发生在泰国，将会发生什么呢？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会不断地游行示威，抗议选举结果，要求当选执政党或总理下台，甚至会发展到占领街道、交通枢纽乃至政府机构。过去十年中，这种政治秀在泰国已上演多次，直至最后发生军事政变。所以，阿尔蒙德这样说：“民主政治中的公民要求寻求相对立的矛盾的目标：他必须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卷入的，也是不太卷入的；有影响力的，也是服从的。”阿尔蒙德等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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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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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结论略显悲观。这意味着，除非政治文化倾向于支持民主政体，否则民主获得成功的机会很小。当然，这种观点也充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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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蒙德与维巴出版《公民文化》之后，罗伯特·达尔在其名著《多头政体》中用一章来专门讨论：多头政体能否维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按照他的逻辑，政治信念会影响行动，政治行动会影响到政体维系的机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政治精英们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会影响该国政体的稳定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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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说明政治精英信念对构建和维系民主政体的重要性。独立战争后期，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与英国作战正酣。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军官给华盛顿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共和政体对战事多有不利，您既然已经领导大陆军，不如做我们的国王。尼古拉斯建议实行君主制，并宣称效忠于华盛顿。华盛顿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古拉斯，大意是说：对尼古拉斯上校的这封信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并把实行帝制视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若“以国家为念”，就应该“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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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关头，华盛顿领导了一场为期数年的独立战争，他领导着军队，并在整个北美殖民地拥有崇高的威望。他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控制军队、控制政治并进而控制整个国家吗？他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自立为王并成为独裁者吗？从全球经验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比如，拉丁美洲就不乏这样的案例，拉美独立运动中的很多英雄或领袖人物最后都成了独裁者。但是，华盛顿的回信说明，他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坚定反对者。所以，特别是在政治转型的关头，一些重要政治领袖或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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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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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中，最有影响的政治文化学者要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与著作，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研究的涉及面很宽，但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会对政治文化产生何种影响？他研究中所涉及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宗教与世俗问题等等，都受到这一经济社会变迁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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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88年的论文《政治文化的复兴》是一项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阿尔蒙德等人又有所发展。[9]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定量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英格尔哈特的则是推断性的。他后来还发起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并成为该机构的主任。目前，世界价值观调查是政治文化领域全球最重要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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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研究了公民的诸种态度及政治倾向与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一项内容涉及生活满意度和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对很多欧洲发达国家做了长期跟踪，从20世纪70年代跟踪到80年代，然后观察这些国家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和变化。他注意到，人均GNP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总体上，人均GNP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是关键变量。当然，亦有例外。在英格尔哈特这项研究中，日本是属于人均GNP高但生活满意度低的国家，而爱尔兰是属于人均GNP低但生活满意度高的国家。所以，人均GNP水平只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但不是决定性的。在此基础上，他进行了生活满意度和民主稳定性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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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内容涉及人际信任和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调查的主要问题是：你相信别人吗？被调查者只能在是与否之间做选择。从他的调查结果来看，有些国家非常高，90%以上的人认为别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有些国家非常低，比如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南部——就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很多游历过欧洲的人都有感受。比如，英国的小镇与意大利的小镇就有区别。在英国的小镇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栅栏或篱笆通常都比较低，不少只有一米来高，一个成年人可以轻易翻越。低矮的栅栏说明英国人对邻居和外人的防备心理比较低，人与人的信任度比较高。但意大利的小镇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上，很多独栋住房都有着非常高大的围墙，有厚实的大铁门，围墙上部加有尖锐的防护装置，不少家庭还有护院的大型犬类。这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们的人际信任程度要比英国为低。实际上，关于民众价值观的调查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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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际信任对政治有无影响呢？按照托克维尔对美国乡镇治理的观察，人际信任会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的自治能力。越是人际信任度高的国家，越有可能发展出自治的治理方式；越是人际信任度低的国家，越有可能产生威权领导人和政治压制的统治方式。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人际信任程度跟人均GNP也有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确定。总的来说，人均GNP高的国家，人际信任度也较高。但同时人均GNP并不能决定人际信任度，比如美国人均GNP高于北欧诸国，但北欧的人际信任度高于美国，法国位于人均GNP最高系列的国家但其人际信任度却是较低的，参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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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经济发展与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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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Dec., 1988）, pp.1203-1230，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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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内容涉及对变革的态度：是支持激进变革，还是支持渐进变革，或是支持维持现状？这一问题考察的是被调查者对目前社会秩序的认可程度。支持激进变革，意味着被调查者对现有社会秩序是不认可的；支持维持现状，则是认可现有社会秩序；支持渐进变革，则是处于中间状态。一国人口在上述三种态度上的不同分布比例，是关乎政治文化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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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的这项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跟三个因素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度和支持激进变革的程度，相关度分别高达0.79、0.81和0.60，见图10.2。这种相关度从统计学上讲是非常高的。数据显示，公民文化与民主政体的维系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度达0.74。所以，他的研究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后果，特别与民主政体的维系密切相关。当然，这项研究同时发现，经济因素对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人均GNP与公民文化之间的相关度也达到了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