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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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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族群政治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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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族群政治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族群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10]莫妮卡·托夫特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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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武装冲突都包含了族群因素。……族群冲突是武装冲突的最主要形式，在较短时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大概都不会缓和。……仅在二战之后，就有数百万人因为身为特定族群的一员而丧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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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东南亚国家、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前南斯拉夫这样的欧洲国家，出现过与族群政治有关的大量的暴力事件。族群冲突还是20世纪中叶之后全球范围内国内武装冲突和内战的最主要诱因。现有研究认为，二战以后50%—70%的国内武装冲突与内战都跟族群问题有关。从现有的趋势看，族群冲突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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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过去关于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研究比较少，但国际新闻中族群暴力报道的增加及国内陆续出现与少数族群有关的暴力恐怖事件，使得国内学界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国际学界来看，族群政治是最近一二十年最受关注的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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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有研究关注一个国家的族群结构跟该国族群冲突之间的关系。图11.3用描述性定量统计分析了族群分化程度（纵轴）与族群极化程度（横轴）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族群分化程度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结构，族群极化程度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程度。图11.1揭示的相关性是：在族群分化程度较低的阶段，随着族群分化程度的提高，族群冲突的程度会增加；但族群分化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族群分化程度的继续提高，族群冲突反而会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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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族群分化程度与族群冲突程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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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sé G. Montalvo and Marta Reynal-Querol,“Ethnic Polarization, Potential Conflict, and Civil War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 No.3（Jun., 2005）, pp.796-816,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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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第一种情况是某国90%人口属于一个族群，即该国族群分化程度很低。这种情况下，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较低。第二种情况是该国30%人口属于A族群，25%人口属于B族群，20%人口属于C族群，剩下25%人口属于其他多个族群。与上一种情况比较，该国的族群分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相应地该国族群冲突程度也大幅提高。从已有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或几个主要族群，它们彼此竞争又势均力敌，族群冲突可能会非常严重。第三种情况是该国最大单个族群所占人口的比例不过10%，后面几个较大族群人口比例依次仅为8%、6%、5%和4%，其余人口属于规模更小但数量众多的不同族群。与第二种情况相比，这个国家的族群分化程度更高，但族群冲突程度反而会降低。理由在于，由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像一个族群万花筒，不同族群之间反而不易形成对抗关系，族群冲突因此趋于缓和。当然，上述相关性是基于跨国的大样本数据得出的，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族群政治的实际情形往往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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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政治通常还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有关。在发展中世界，很多国家的族群冲突正在成为威胁新兴民主政体稳定的主要问题。从已有研究来看，族群冲突与民主冲突是互相影响的。一方面，民主转型有可能影响一国族群冲突的程度；另一方面，族群冲突会影响、甚至决定一国民主转型的成败。有学者研究发现，对多族群国家来说，民主转型前期有可能加剧族群冲突；随着民主政体维系时间的延长，族群冲突会趋于缓和。[12]在图11.2中，纵轴是族群冲突的程度，横轴是民主政体的维系时间。该图显示，对于一个族群多样化程度很高的威权国家来说，随着民主转型的启动，该国的族群冲突水平可能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初始的民主政体往往比此前的威权政体具有更高的族群冲突水平；而巩固的民主政体往往比此前的威权政体具有更低的族群冲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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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民主政体维系时间与族群冲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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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释民主转型与族群冲突之间前高后低的现象呢？在威权政体之下，尽管国内存在不同族群并且这些族群有着历史上的恩怨关系，但由于缺少充分的政治参与，不同族群集团的政治诉求被压制了，这样就表现为直接的族群冲突程度较低。但是，随着民主转型的启动，所有族群集团都拥有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权利，都可以通过公开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甚至都组建政党参与政治竞争。这样，特别是对落后国家来说，基于原始身份认同的族群诉求会快速上升。在这样的国家，族群身份会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员手段。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推动族群冲突的快速上升。而当民主转型时间较长、民主政体趋于巩固时，不同族群集团开始学会用和平而非暴力、制度化而非冲突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和处理族群关系，这样族群冲突程度会逐步降低。因此，长期当中，民主政体维系时间越长，族群冲突水平就会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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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意味着，当多族群国家启动民主转型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该国民主政体能否在急剧上升的族群冲突中生存下来？如果一个国家族群冲突严重，能否完成民主转型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一个多族群的大国来说，即便只有一小块地方因为严重的族群冲突而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的话，对整个新兴民主政体都会构成一种实质性的威胁。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族群冲突通常不利于民主转型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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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发展中世界的多族群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地控制族群冲突就是一个重大议题，也是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关键。马丁·麦格较为重视一国国内的族群结构。他认为，族群关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同化，二是平等多元主义，三是不平等多元主义。通常，不平等多元主义最容易引发政治问题。当弱势族群认识到这种不平等并开始抗争时，往往就会导致族群冲突。麦格借用斯蒂芬·斯坦伯格的话说：“如果说存在族群问题的铁律，那就是当各个族群处在权力、财富和地位的不同等级时，冲突不可避免。”这意味着，不平等多元主义的族群关系模式最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13]总的来看，这种理论视角更注重族群关系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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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理论视角则偏向于制度主义。关于如何在多族群社会或高度分裂的社会通过控制族群冲突来维系新兴民主政体的稳定，学术界有很多讨论。目前，国际学术界基于制度主义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主张，本书第6讲对此已有介绍。一种主张被归入权力分享学派，以阿伦·利普哈特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应该通过比例代表制、联邦制、赋予少数族群充分自治权等制度安排来促成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分享，从而弥合族群分裂，实现民主政体的稳定。利普哈特的观点又被称为协和主义民主理论或共识民主理论。[14]另一张主张被归入政治整合学派，以罗纳德·霍洛维茨为主要代表。他认为，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方案不仅不能弥合族群分裂，反而可能激化族群冲突。他倡导采用偏好性投票制度来弱化族群冲突。他认为，对于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首先要解决有效政治整合的问题。[15]笔者认为，对于呈现高度族群分裂的社会来说，离心型制度安排很容易导致民主政体的不稳定。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分权的联邦制——容易引发族群冲突和民主崩溃。要想在高度分裂的社会实现民主政体稳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为政治精英提供跨族群的政治激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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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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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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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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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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