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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第一章 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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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思考是一个特别艰难、特别令人沮丧的事情。通常，思考被看做是个艰苦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完全进入了思考的进程——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有所阐明，他会发现，思考的困难远比那些仅是艰苦的工作要更微妙、更令人恼怒。譬如，你很可能会发现，首先，思考的努力毫无成果。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为了思考你必须这样做——就像是把你留在了一种真空之中，远方见不到地平线，脚下没有坚实的地面。此外，你将发现，自己恼人地开始了空想，固执地去想一些其他事情，而不是手头上的问题。最后，你会发现，思考的成果难以捉摸并通常很脆弱。经过长时间思考形成的观念，可能会因为一个朋友的几句话就人间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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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考的人极易受到伤害。这种人必须面对其他人，不是躲在读过的书本和他人提出的系统观念这些挡箭牌的后面，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提出纯粹个人的想法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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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伤神经的努力所产生的长远结果也并非无可争辩地完美。很难说，思考就是通向道德升华、幸福或智慧的道路。两千多年的哲学疑问和争执证明了，思考不是通向不可动摇和持久的知识之坦途。毫无疑问，我们许多人认为有意地抑制思考是卑鄙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对此感到不安。连像卢梭这样伟大的作者都相信，通过思考，我们会使自己与现实疏离，与自身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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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国文化加强了我们对思考的自然抵触。我承认，口头的恭维常常赞扬一些文章或讲话，说它们“为思考提供了食粮”，或“使人们停下并思考”。但是今天的美国人似乎并不觉得具有哲学气息和严肃性的思想很重要。哲学著作很少能上最佳销售榜这一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广泛传播的政治书籍大多数是事实报道，通常是记者写的，涉及的都是国内和外交政策中时新的问题。有关个人问题的书，一般是为了提供鼓励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理解个人存在的普遍现实性。这个社会对严肃思考有偏见的征兆，居然在大学中也可以看到，而人们本期望大学是哲学思想活跃的地方。在大学有不同的智识（intellectual）潮流，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些潮流，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含蓄地具有反哲学倾向。但是，普遍厌恶思考的最终证据仅仅从美国人对每天几小时的电视娱乐节目的虔诚就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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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大概对原创性的思想都有一种固有的偏见。社会秩序深深地依赖于传统和习惯，而真正的思考会削弱它们。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刑，就是这种对抗的例子。然而，今天在美国，有两股势力比它们在许多时期和许多地方都更强大，因而加剧了社会常规的反对哲学的倾向，加深了个人的抵触情绪，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思考的那种不自在状态和劳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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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势力之一是强烈的行动癖。美国人也许一直有这种嗜好，这是受我们的环境所迫并且是有回报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众多性和严重性使美国人的这种传统倾向得到了强化。这些问题包括城市的分崩瓦解、持续的对种族权利的侵犯等等。有政治觉悟的美国人紧张地忙于所有需要做的事，并且一般对我们的能力有信心，认为能够成功地做好这些事。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大体上是有利的，避免了沮丧，许多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但结果是，人们对思索没有耐心了，不愿意思考那些没有即刻的实际迫切性的问题。他们追求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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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反哲学的势力在现在的美国特别强大，这就是对事实的渴望。这种状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行动的偏好造成的。大多数美国人想知道在学校、在贫民窟、在非工业化的国家中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譬如，如果问起来人类是否在本质上相互隔阂（在下面的章节中就会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会奇怪这与市中心区的退化有什么关系，或者与非洲和亚洲的贫困有什么关系，并且会轻率地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种对事实的渴望与对行动的偏好相比，并非生来就应受到更多的指责。事实可以得到核实，并且通常很实用，大多数哲学理论不可能如此。也许，哲学理论在其他方面很重要，但那些贪婪信息的人不可能对此有太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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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思考的道路不是非常吸引人的。沿着它们走下去，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劳累和不安全，但不一定会得到确定的答案或内心的平静。而且，思考对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急于行动和需求可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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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回顾这一章的题目，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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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些问题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回答。譬如，什么时候一个人有权不服从政府？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一个政府能够合法地违反道德法则吗？所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都应该被消除吗？这类问题不可能不经思考便得到答案。相关的信息可能来自于社会科学、个人经历、历史或其他资源。但是只有思考可以决定哪些信息有用，并将它用于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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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美国人会问，这类问题一定要得到答案吗？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手头的实际问题上不是更好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对现实采取任何态度，甚至是将精力集中在实际问题上而摒弃哲学思考的这种态度，都是含蓄地选择了一种哲学立场。实际问题应该优先于哲学问题这一观念正是一种哲学观念——只有通过哲学思索才能系统地阐述这一观念——并为它辩护。美国人惯于不耐烦地挥之而去的问题却被我们的生活强加于我们。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回答它们。我们的唯一抉择是如何回答它们：经过思索认真地回答，还是不加思考不负责任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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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法解释就是，只有通过观念我们才能辨别现实，完全进入与它的关系之中。一个观念就是一种光亮。如果不是因为伟大的政治观念，我们的集体生活会湮没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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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很明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纳粹主义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诸如法律的尊严与独裁是邪恶的这样的观念，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明显了。这些观念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经由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Cicero）和洛克这些哲学家形成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几乎对于每一个美国人都很清楚，美国黑人所蒙受的种族歧视是非正义的。但是为什么这很清楚呢？极端的不平等在大多数社会中已盛行上千年，并且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可以引证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轻率的接受。帮助我们观察美国种族歧视状况的一线亮光，来自于平等的观念——如果不是像洛克、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这样的思想家，我们可能不会拥有这种观念。也许有八或十个观念——这些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思考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明灯。它们使我们能够认清集体生活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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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美国文化对行动和事实的褒奖必定以塑成它们的观念和思考为前提。为了理智地行动，我们必须有我们寻求达到的目的。然而，如果目的不是一种特定的观念——一种事态称心如意的概念，又能是什么呢？譬如，在过去二百年中，为了获得自治，人们经常进行抗议和造反。但是，在几千年中，大多数人都默许了极端的贵族统治。对自治的要求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性，而是来于一个观念。奉行行动主义的美国人对于思考没有耐心，却站在通过反思建立起来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他们以及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将掉进一个真空之中，理智的行动将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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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事实的渴望，也可以有相似的说法。不加区别地将每一个得到注意的事实搜集起来，并不能使这种渴望得到满足。这种研究只会形成不重要和没有联系的信息元素的混合。如果没有观念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重要，难以料定是否会发现任何事实。因为，事实并不像石子儿一样躺在那里，它们的存在依赖于头脑的力量去辨别和联系。如果对事实的兴趣有哪点值得尊重，就是它对有组织的和重要的知识的兴趣。然而，没有观念，头脑中就不可能有这种兴趣的存在。譬如，想一下我们拥有的关于贫困的知识，如果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改革者的观念不曾激励并指导这些知识的积累，我们会拥有这些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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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出的观念照亮了现实，从而指引了行动和研究。但是，大多数有影响的思考是由几个思想家完成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剩下的人根本不需要思考了。一个原因是，伟大的思想家们意见不统一。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并且通常相互矛盾的观念。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我们怎么决定接受哪些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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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我们愿意本能地、不加鉴别地接受一些观念，如果没有经历过创造它们的那些艰辛和怀疑，我们也许不能够理解它们。譬如，人类是平等的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显然，他们在任何可衡量的品质上都是不平等的，如智力、健康或情感平衡。人们也许会说，他们只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他们实际上在各方面毫无平等可言，为什么在法律面前要给予他们平等权利？这个问题不需要去追究，很清楚，对于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平等的概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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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这本书的重点放在问题上，而不是答案上，我对“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这一询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找到答案，没有其他方法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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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回答忽视了一种最有影响力、最古老的对哲学思想的异议——哲学思考得到的观念总是不可论证的和不确定的。它所遵循的是，参与思考便是持有怀疑，而这些怀疑是永远不可能通过思考完全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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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议远远不是没有基础的。典型的美国人或欧洲人目前所持有的主要政治观念，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极少）任何一个能够得到证实。其中大多数会遭到强烈的攻击。譬如，大量的争论可以用来反对诸如法律统治这种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观念。正如柏拉图所说，法律统治抑制了智慧在社会问题中的充分发挥。另外，它可能限制治安人员的主动性和能量，从而会加大保护财产和人的难度。读者也许会思考如何对这些争论进行答复，但是，没有任何答复能够最终驳倒它们。每一个重要的观念都有不可分离的反相观念（counter-ideas）伴随。譬如，自由的观念提醒要留心权威的观念，并且从来不可能完全摧毁或屈服于权威的观念。要得出上面所说的“答案”，必定有几个反相观念多多少少受到抑制。但是它们对那些拒绝将他们的“答案”变成铁打教条的人来说，常常麻烦不断，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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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的历史表明了，疑问是如何不断地追随思想，并经常超越它的。当下在涉及政治真理方面，相同观点并不比在两千五百年以前——政治思考开始的时候——更多。甚至也许更少。见解的歧异使我们原有的问题更加尖锐。为什么要参与一种只能导致不确定和有争议的结论的探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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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涉到是否值得尽力对控制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最终目的和基本假定进行追问。总之，这是政治思考的事。很显然，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将与你对社会中的生活应该如何组织并运行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这也是个很大的难题。如同其他政治思考涉及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与政治思考本身的价值有关，因此没有不容置疑的答案。我提出三个临时性的答案，这些问题会使我们沉思永久性的问题，并自信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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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政治观念和政治哲学包含主观性的成分（像艺术作品一样，一种政治哲学肯定地、彻底地是一个特定的人的创造，缺乏像科学规律那样的客观的权威），它们并非完全是主观的。非常简单，我们不能随意相信我们选择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看证据并观察逻辑是否连贯。我承认，没有任何伟大的观念或哲学可以显而易见是正确的。但是，系统地阐述一种观念或哲学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应该是容易的，这或者是因为它与不可置疑的事实背道而驰，或者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政治观念的不确定性不应该被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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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无论思考的结果可能有多少争议，没有它们，我们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观念使我们通过理解，而不是通过本能来生活。当然，它们也可能使我们生活在错觉中，但它们不会迫使我们这样做。而且，即便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可以是向真理迈出的一步。虽然我们的观念很容易遭到怀疑这一点可能令人很不满意，但是，持有带疑问的观念，比根本没有观念好得多。前一种状态是不舒服的，但是文明的，而后一种状态则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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