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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果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废除了，自由能够生存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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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可以”，因为自由与平等一起已经成为近代的主要政治目标。美国独立战争时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城（Concord）的民兵是第一批努力达到这一目标的英雄象征。1789年，美国革命结束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开始了。尽管出现了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尽管以拿破仑统治为结局（之后又恢复君主制），这场革命还是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传奇。有些人当然也谴责过这一追求，但这些人是少数，只是站在一边——偶尔也会走上这条道路——观望近代思想和希望的重要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人假设自由与平等是完全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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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设我们的政治理想之间没有任何摩擦是切合实际的吗？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在个人目标上是完全和谐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通常不得不为了得到一些而放弃另外一些。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公共生活就不一样呢？我们是有限的存在物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不可能获得我们寻求的一切。我们也许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如果我们选择两者，我们可能必须满足于受到极大限制的自由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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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问不只是来自于推测，也是由经验激起的。对平等的追求，至少在某些方面，似乎已经对自由产生了危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贵族特权和权力的攻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导致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上升到恐怖的支配地位，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的短短几年中，又形成其他形式的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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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法国的经验并不能结论性地说明自由与平等有矛盾。在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对自由的压抑时，这种追求没有成功。他们没有取得平等。当然，旧的不平等遭到了摧毁，但是新的不平等又很快地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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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中的另一种经验也说明自由与平等不能共存。这种经验在一些社会中存在，这些社会比从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社会更接近平等。一些最仔细、最有知识的社会观察家确信，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地方，向平等方向的进步已经严重地危害了自由。这被看做是社会发展多于政治发展。一位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最受尊重的思想家之一，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警觉地看到，平等主义似乎将愈益专横的权力置于多数人手中——一种更多地通过公众意见而不是政府实施的权力——并且缩小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一部伟大的美国民主制度研究著作的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通过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观察，得出了与米尔极其相似的观点。总体来说，托克维尔同情平等思想，而且，他相信渐进的平等制从历史的角度讲是不可避免的。他研究了美国，因为他认为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接近平等，因此能使他认识平等的实际结果。根据观察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不是政府的干预，而是民众那吹毛求疵的、永在的眼睛削弱了自由。托克维尔和米尔是最早注意到一种现象出现的人，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被许多作家看做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the despotism of the masses）。自由丧失在社会一致性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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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人提出自由与平等是否可以共存的问题时，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两者不可分离。他们坚持道，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损害一些人的自由的情况存在。米尔和托克维尔不是十九世纪唯一的两个感到在他们的时代，自由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充裕和得到保障的人。另一个人是卡尔·马克思。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工业化国家享有的个人自由不比一场骗局好多少。人们从法律上讲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愿意为之工作的人工作，住在自己喜欢住的地方。但是，大多数人如果能找到工作，为一点仅仅能维持他们生活的薪水在肮脏、危险的制造场所工作，就是很幸运的了。他们的住处几乎总是窄小肮脏的。他们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遭受到奴役。但是，马克思认为，他们遭受奴役，不是因为平等恰好与自由是对立的，而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平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者——国王、贵族和主教们——但是替代他们的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更为冷酷、更为无情。然而这些却隐藏在表面上保证自由的行政和法律形式的背后。这些新的统治者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只有推翻制造和财政方面新的暴君，法国大革命的诺言——自由与平等——才能一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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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设想自由与平等是相互依靠的。他的许多最坚决的对手否认这一点。在这一争论中的主要焦点是资本主义。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创建了一种高度发展的工业秩序，这会使自由与平等都成为可能，但是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取代，人类才可能获得这些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引导我们来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社会的大门口，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我们进入大门。马克思的反对派中的许多人断定，自由与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资本主义提供了两者实际上可能达到的最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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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哪一边——马克思一边还是资本主义一边——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对世界的期望有多大。人类的潜力能够完全得到发挥吗？马克思的追随者们通常设想，有了先进的工业化所提供的丰富物质，它们可以得到发挥。这将意味着同时享受自由与平等。马克思的反对派则设想，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也只能为人类理想的实现提供有限的机会。我们只能获得部分的自由与平等，并且只是一种很艰难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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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问题不仅仅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论点有关，也与托克维尔和米尔担心的一致性问题有关，这不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可以回答的。这是每一个人都能思考的问题。人们可以根据个人日常经历来判断，人们想当然拥有的自由是否名副其实并且完整。人们还可以判断，是什么威胁或侵犯了自由。做这些判断不亚于试图弄懂自己生活的特性和形成这种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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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自由与平等在美国的机会均等方面已经和谐一致了。他们承认，那里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但是他们宣称，向高处进军的路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在不造成不公正制度（这在对不平等的业绩给予同等奖励的状况中是固有的），不建立专制政府（这对于获得“平等的结果”——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实际平等——是必需的）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机会，以便完全发挥个人的潜力。他们争辩道，这是唯一一种至关紧要的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成就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吗？自由与平等能够在机会均等方面真正和谐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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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用一个肯定的“是”来回答这些问题。机会均等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乍看上去，它似乎是说任何没有抓住与其他人平等机会的人，都不值得拥有其他种类的平等。机会均等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它似乎除去了平衡自由与平等的过程中固有的紧张。每一个人将得到最初的自由，但如果谁把自由挥霍掉，那么，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责任来解决问题。问题是，结果的不平等必然产生出机会的不平等。譬如，商人在一开始不比其他人的条件优越，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不仅会给予他的子女巨大的优势，并且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自己也享受着程度愈益增高的更多机会。为了保证完全的机会均等，就似乎必须保证每一种生活条件的完全平等。因此，机会均等是一种诱人的言辞，但是这并不能清楚地解决任何问题。美国也许产生出了人类可能接受的自由与平等的混合体，但是，它是否产生出了没有失去任何一个因素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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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不仅赞美了自由与平等，而且还有“博爱”。在探讨了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后，让我们转向平等与“博爱”的关系。这样做，我们会用现代理念思考平等的基本位置，我们也会将本章中涉及的问题与前一章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样也许可以方便地从隔阂的角度来考虑“博爱”。“博爱”有共同性，是对隔阂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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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像在前一个问题中一样问道，平等与共同性是否和谐。最近的一些著作提出了一个更好的问题。有些思想家说，不平等是隔阂的最初形式。根据他们的说法，人类大多数剧烈的分裂肇始于某些人对其他人有控制权，某些人富裕其他人贫穷，某些人继续受到尊重和吹捧而其他人永远生活在被忽视和鄙弃的阴影中。这些观点说明，隔阂也许能够通过废除不平等而得到征服。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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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果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废除了，隔阂会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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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它与工业社会人性化——使一个机械的文明关心脆弱、非机械的人——的问题有很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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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入士和改革派，如英国社会主义者和美国自由主义者，传统上用平等思想看待工业非人性化问题的解决方法。阶级之间明显的界限似乎是工业化最没有人性的方面。阶级界限比封建和君主统治更极端地将人们分开。阶级界限似乎还勾画出允许实业家迫使工人工作如此长时间，拿如此少的工资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使工人们的生活可能比农奴和奴隶在早期经受过的痛苦还要更甚。人们很容易地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废除不平等将是对隔阂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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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业化的进步使这一结论出现了疑点。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最厉害、最持久的抱怨之一，是人的异化，而不是阶级界限和不平等。据说，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组成孤独的群体，富人和穷人一样孤独。这就容易使人这样回答说，孤独对于富人来说比穷人要容易承受得多。也许真是如此。但事实仍然是，工业化生活的主要不满从表面上看不涉及不平等问题，激进入士和改革派却总认为，这是没有改革过的社会主要的混乱。这一不满涉及隔阂的问题，它似乎甚至影响到那些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郊区居民显然不是感到与下层阶级或上层阶级有隔阂，而是相互之间（譬如，亲眼看一下典型的郊区就知道，住宅都是分开的，自足的，缺乏公共空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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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人们遭遇的隔阂是否可以追溯到激进主义一贯攻击的不平等性。正像前面的话题所提到的，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看法。这些需要通过检验，因为工业文明的前景取决于我们在两者中间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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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马克思代表传统的激进主义。两者都尖锐地意识到，现代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在削弱，影响了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卢梭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一书中对终身的个人异化问题做了生动透彻的描述。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可以被看做是对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生活片段的详细剖析。但是，对于两位思想家来说，问题的根源是不平等——一种仅仅是习俗性的不平等，这与人类的本质不是一回事。在人类遭受的许多隔阂的背后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隔阂，所有其他隔阂都从这里衍生出来。这就是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隔阂：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产并控制着政府，而多数人只占有很少一点财产或根本不占有财产，并且成为一个异化的政治权力的无助庶民。这一分裂的结果就是，共同的、创造性的生活实际上已不可能存在——不仅对于悲惨的大众来说如此，即便对那些富裕、有特权的人来说，也被迫躲进一种恬适的、枯燥无味的防御中。人类可以获得生命的完整性的唯一方法是，废除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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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习俗的不平等和根本的人类隔阂不是一回事。不平等是对人性的触犯，并对真诚的关系有危害。因此，废除这些不平等，是克服隔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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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译者），一些高度个人化的并且是深刻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通过使人们平等，我们也许加深了隔阂。这些思想家中最早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丹麦宗教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年）。他在将像承担义务和“信仰的跳跃”这类观念置入现代意识这一方面，大概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种隔阂，就是与上帝的隔阂。他认为，平等很可能加强了这种隔阂。他的论点反对现在被称为大众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的个性并非只是遭到政府的审查和压制，而且遭到一个固执己见、爱嚼舌根的民众，也就是“大众”的审查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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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为他看到的一种现象感到不安，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个人、能够有情感和决断能力的个人的消失。他相信，只有个人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真正的基督教取决于能否决定将个人的全部生活放在基督徒对永恒幸福的希望的基础上。这就是基督徒与其他所有人的区别。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只是因为其他人都是基督徒的话，事实上还不如根本不是基督徒。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似乎在他周围到处发生的平等化证明了人类在向一种状态转变，这就是每一个人只是其他人的被动的反应。这肯定是背叛基督教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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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讲，平等意味着与上帝的隔阂。但无论如何，平等是否会团结人类呢？对于克尔凯郭尔和任何严肃地跟随一种宗教教义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个人与超验事物的关系必须决定所有其他关系。这种关系的中断会推动一个人走向完全的孤立，当然，因此产生的极度苦恼，也许会通过像其他人一样地行动和思想来局部地缓和一下。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真正的个性依靠宗教的信仰。如果缺少信仰，个性也会缺少，自身的统一便一定会受到妨碍。克尔凯郭尔憎恨的一致性不是统一的标志，而是深深的隔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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