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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第七章 历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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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地提出历史的终极意义之问题，会使人大吃一惊，这会把我们带人一个真空，只有希望和信仰可以充实那里。”[41]任何试图用哲学方式思考历史的人，会立即意识到这位杰出的观念史学家所做的这一观察的真实性。这不仅适用于有关历史的终极意义这一问题，而且适用于许多有关历史的其他问题——人类可以控制历史的程度，是否存在有效的控制手段以及历史变革的意义和自然方向。所有哲学性的问题都可以使我们感到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而有关历史的哲学性问题似乎特别令人困惑。我们怎样才能肯定地谈论整个人类历史潮流的性质和进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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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严肃而持久地思考政治问题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试一下。我想，这主要是由所有政治事业的不完善性与失败所致。甚至连相对温和的行为，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力图将美国与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联盟组织联系在一起，都经常受挫。崇高的理想，如那些在1789年的法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占优势的理想，通常导致暴力和专制。所有伟大的政治理想和努力都毫无益处吗？如果不是，在什么条件下，哪些会有成果？如果是，有什么东西是长久的吗？无目标的历史变革是否有任何的避难所？这类问题迫使那些宁愿不理睬这些问题的人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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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失败导致历史哲学的出现。即使胜利就在眼前，人们也会面对一个意想不到的潜在的小问题。接下来会怎样？就像现在将为不久的将来让位一样，不久的将来又要让位于遥远的未来。如果世界和平以及完美的正义都得到实现，接下来会怎样？答案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以及这个人的所有同时代的人都会死去，他们创造的任何天堂都将留给未出生的后代。最后，这类天堂自己都将会腐烂并消失。最终，这个地球将变得不能居住。许多人忽视这些一定会发生的事实，但是，由于具有哲学上的良知，我们无法压抑这些事实引起的终极的空洞感。意识到人类的道路最终会走向深渊，激发了一些最令人吃惊的有关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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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历史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事情的神秘性以及我们的问题最终得不到解决的可能性。问到历史的意义“会把我们带人一个真空，只有希望和信仰可以充实那里”，因为它强制性地让我们面对思想不能领会的一个现实。整个历史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物体。这部分是因为它还没有结束，部分是因为，已经结束的事情——过去——由人类的经历组成，由于这些经历有着不可估量的深度和微妙性，外人是无法观察到的。我们不能像谈论水的化学成分或物体降落的速度那样谈历史。但是，思想和讲话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触及的事物客体化。因而，我们将历史看做像是我们面前的一个物体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要像谈论一个物体一样谈论一个不是物体的东西，就是悖论式的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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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停止悖论式的谈论，开始肯定地、完全了解式地谈论历史，那么，我们会成为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幻想的牺牲品。人类已经实现的一些最崇高、最激励人心的梦想，都与历史的目标和意义有关。这是由古代以色列的预言家，以及近代世界的卡尔·马克思描绘出来的。这些梦想的力量是，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客观事实。一旦如此，它们能够导致极权主义和暴力，因为一些人会认为所有事物的秘密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且，人类的未来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历史哲学是个危险的学科，人道的、明智的人通常敦促我们抛弃它，并将我们自己约束在不会激起我们的傲慢态度的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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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抛弃历史哲学，就要抛弃为全面地理解我们的可能性和目标所作的努力。因而，我们必须思考历史，必须面对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艰难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我们是在探究一个我们的思想无法囊尽的现实。即便最终无法得到答案，我们也必须把它们当作我们的人性迫使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平衡的、克制的，但有耐心和决心的精神状态是不容易获得的。但是，也有获得的可能，而且这是通往理解历史的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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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将自己局限在一些更容易控制的探询之中。让我们以一个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失望中自然地产生的问题开始。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多事情，都不仅是对我们的希望，而且是对我们的计划和努力的蔑视，这使我们有时会感到，不论我们做什么，历史都只是一种命运，朝着自己的非人性的目标前进。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计划和努力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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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类能够掌控历史的进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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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政治是否有意义，因为政治是我们商议并实施我们集体生活的活动。这是我们参与历史的方法。如果历史的进程能够受到人类控制的影响，政治就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必须问，政治领域是否可以不仅仅只是一个充满玩偶的舞台，不仅仅只是那种使我们饶有兴致地观看，却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的宏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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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现代观念使我们与这个问题的关系有着奇妙的矛盾。我们的行动主义与我们确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解决办法，使我们趋于得出肯定的回答。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掌控了、占据了这个近乎空旷的大陆，并使这个大陆成为世界强权的基础。此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美国在保护文明和自由的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美国人对他们自己在这些事务中的作用感到相当有把握，以至于他们很少思考人类在历史中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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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现代学术著作与思想中，都不言而喻地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可以根据过去周围的环境得到完全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就是由历史塑成的，而不是人创造历史。譬如，过去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的历史时代环境和个人生活际遇所唤起的。相似地，政治决策一般被看成是反映政治环境的镜子，我们通常被告知，如果某个领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另一个领袖会代他做到。政治记录了而非指导了历史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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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个观点的极有说服力、极有影响力的论述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在第六个问题中，我们讨论了马克思有关个人和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关系所型塑的观念。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个观念，以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物质需求的力量，譬如对食物和住所的需求。并非物质需求比其他需求，如友谊和美，有更大的绝对重要性，但是它们确实有生理需要的力量。除非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无法活下去。因此，为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而建立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关系——就特别重要。它们不可逃脱，而且直到它们得到满足，它们吸引着一切注意力。它们必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本身。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要旨。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满足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任何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的人都一定幸福。它更意味着，没有物质需求的满足，人类就不能感到满足，因此，只要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类就会被控制在经济制度之下。为了实现我们的潜能，我们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按照经济制度要求的那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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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研究人类行为时，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在经济环境中寻找解释。那些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精神最高层次的表达的活动——艺术、哲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根据这些活动发生地的经济状况对它们进行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政治不可能作为自主的活动来理解。它是经济目的和经济张力的表现。而作为一种历史活动，它只是我们扮演经济状况分配给我们的角色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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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控制历史的进程——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要使这个概括合适，必须注意到两个限制条件。首先，“历史”会结束。经济力量对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将停止，并且这一点确实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作为能够自由地控制历史的一个人类团体——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代表着人性中最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将获得统治权，人类将不再只是傀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是一种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唤醒并激励了那么多人，因为它给人们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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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避开将经济决定论作为不经调査就解释所有事情的不变的铁律（他们确实经常反对“经济决定论”一词）。他们将它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指导经验分析。马克思本人在运用这一原则时，也是很小心、很灵活的。今天，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他们给予非经济条件极大的自主性，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的原则已经默默地遭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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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仍然是方法论的原则。历史被更多地看做是经济需要的产物，而不是人类观念和意图的产物。人类因此几乎无法控制事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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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的方法。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在研究文化的、智识的或政治的事件时，不认真考虑事件周围的经济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曾经有人说过的，“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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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决定论中的真理令人难以接受，且令人讨厌，也许还是危险的。这基本上取决于对它的重视程度。由于它变成理解历史的唯一的、甚至是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它使我们成了傀儡。我们的目标和行为都是由历史决定的，当我们仔细考虑并做出政治决定时，我们起到了经济命运在这之前已经决定了的作用。无论如何，这是暗藏的含义。经济决定论得到广泛的接受，正如我们所见，只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结合了一种信仰，认为我们所受到的经济束缚终将结束。随着技术的完善，自然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经济关系将失去其决定性的力量。人类将获得对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历史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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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希望已经消退，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而是到处都如此。现在看上去，历史是有威胁性的，而不是有益的。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系列发生的事件已经大肆伤害了人类的希望与期望。结果，历史决定论变成了毁灭性的学说。要维持希望，像人一样而不是像傀儡一样地生活，就有必要抵制那些否定我们的自主性的哲学，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说历史是我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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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追随者已经像其他人一样，有意识地、毫无保留地转向唯意志论。列宁是最有名的例子，他不愿意等待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的自然进程（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自然进程），于1917年10月引人注目地表现了人类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现代学派，通常被称为“批评理论”，也强调了深思熟虑和行动的功效。正如已经注意到的，批评理论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自主领域。他们相信，虽然文化现在不能增进自由，但是文化能够做到这一点。通过有意识地重新塑造的文化，人类可以超越那些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幸福的历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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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批评理论家表现出来的唯意志论，一直天真地存在于自由主义者思想中。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早期的新政主义者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人类创造历史的力量。历史性的自信也在罗斯福的那些自由主义的继承人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以及林登·约翰逊的身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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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的也是最威严的继承人——林登·约翰逊做总统期间，历史彻底地、灾难性地变得不可控制。这发生在越南，美国卷入了一场无法撤出、无法打赢或无法替自己辩护的战争。这场战争给美国人带来了更加暗淡的前景。现在我们怀疑，自由主义的唯意志论是否有效过。回头看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我们奋发努力战胜失业率，为穷人提供住宿，或用其他方法保证每一个人一定程度的物质福利，我们不能肯定我们获得了成功。失败是很明显的。我们是我们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创造者的观念有了新的支持者。往回看得再远一点，从我们现在自我怀疑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和列宁展现出来的主人公的情怀是多么的可疑。罗斯福的新政没有恢复繁荣，列宁也没有为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所预见的非强制性的和谐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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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宁的例子所展示的，最大胆的要做历史的主人公的宣告是由近代革命家提出的。当然，历史上一直有革命发生，但是只有在近几百年中，才有不仅相信能够替换政府，而且可以摧毁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重建另一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从事革命。这种自信激励了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这还反映出一种在近代广为流传的、在许多人（如美国的生意人）那里——他们对政治革命完全没有兴趣，或者反对政治革命——都有的一种态度。革命者的自信只是近代自信的一种强烈的表现，这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产生出来的对人类的力量和能力的自信，在迁居北美洲并使北美洲工业化的紧张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且显然受到了科技进步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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